标题布迪厄美学命题的经典例证

　　皮埃尔·布迪厄的美学命题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很有些关系。在《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九七九)一书里，这位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一本正经地把高雅作品的艺术鉴赏与日常食品的初级品味混为一谈。为了达到“彻底理解”人类文化实践的远大目标，有必要取消使高雅文化成为孤立领域的神圣疆界，让原来不可比较的文化选择(如文学与食品)，暴露共同的根源。布迪厄自信，停止多年奉行的孤立主义路线，将审美消费粗暴整合于日常消费之列，动摇了康德以来一切“高等美学”赖以立命的根基——反思鉴赏与感官品味的对立。
　　近来阅读兰姆《伊利亚随笔》(一八二三)，无意中发现，这部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学经典里的某些篇章，竟同布迪厄的看法不谋而合，这为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背景下验证布氏理论的“普适性”提供了有趣的案例。
　　《伊利亚随笔》一九○四年美国版编者G.A.华卓普教授称，在兰姆那里，“一种英语散文文体达到了它的顶点”。教授的话并非空泛的赞辞。作为英语文学经典，兰姆随笔早已列入英美教育机构的教学大纲，并经由考试制度确立其高雅文化的正统地位。这一点在中国当今的教育体制中也能找到证明。比如，北京大学一九九六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非专业英语试题，出现了兰姆的《论烤猪》(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虽然兰姆此“论”在那篇要求作概括的文章里只是某种引导性内容，但如果事前对这篇经典作品的构成方式和产生背景缺少必要的了解，那些中国第一学府的博士候选人，面对试题估计还是比较难受的。
　　布迪厄认为，位居正统的“纯粹的”审美倾向，要求“无条件地”将注意力由对象转向形式。这意味着一种把感知对象“作为形式而非功能来思考的能力”。随便什么场合都可以用来考核这种能力。看见凡高的《向日葵》，不能想到其籽粒可否食用，这样很没有文化；“对光明的追求”(“朵朵葵花向太阳”)，也还是“功能性思考”；而对火焰般的“黄色的迷恋”，就比较“纯粹”了。这不仅适于艺术产品，也涵盖各类文化及自然对象。布迪厄对美学的兴趣在于看到了审美原则的广阔空间。“没有一个实践领域不贯穿着将基本需要与原始冲动加以净化、优雅化以及理想化的宗旨，没有一个领域不存在生活的风格化，即“形式压倒功能，方式压倒内容”的倾向。他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一种能力更卓越的了，那就是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来平庸甚至粗俗的事物。
　　兰姆的《论烤猪》正是这样一篇“卓越”之作。文中写道，一次房屋失火事故使中国人偶然尝到烤猪的滋味，这种感觉如此美妙，人们一次次烧毁居室以重温这种食品带来的感官快乐，房屋的用处正如一次性烤炉，建筑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为赋予烤猪这粗俗之物美学上的合法性，文章多方征引，从《圣经·旧约》到经验主义哲学，从柯勒律治到莎士比亚，言辞典丽，语气雄壮。作者觉得，为了烤猪这等“烹饪对象”，动用任何高雅乃至神圣的文化资源都是值得的。当然兰姆是在反讽的基础上，把对食物的平常感受与艺术的高雅品味“整合”在一起的，未曾有布迪厄那样明确的问题意识。但兰姆恐怕是“有意”通过对往昔的思想和艺术典范的“滑稽模仿”，表达他的一种立场：怀疑任何思想的有组织的生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怀疑态度是通过形式——不是内容——体现出来的。借助类似蒲柏《鬈发遇劫记》(The Rape of the Lock)的拟英雄体，兰姆的《论烤猪》用高雅的风格表现凡庸的材料，一方面戏弄了社会一般人的通行观念，另外，形式与材料的矛盾关系形成一种反讽式的开放构造，它能够容忍对立的双方同时存在，作品的思想立场令人捉摸不定，形式趁机“压倒”内容，占取艺术上的优势地位。
　　形式优于内容，乃艺术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利益使然，目的是成为其产品“不折不扣的主人”。他们拒不承认学者教授或者领导预先制定的审美规则，因为追求意义模糊的“开放的产品”，是艺术家“获取艺术自主性的最后阶段”。维护这一自主性，就须把风格样式等形式因素放在优先地位。除了艺术自己的传统，不承认其他的现实必然性。恰当地感受这样的艺术，要求人们以艺术自身的发展史为基础，不能把它归于“现实”之类的“外在参照物”，而应归入“过去及现在的艺术品构成的世界”。现代艺术生产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从模仿现实向模仿艺术的转变，从艺术自身衍生出反叛传统的根源。照这样看，一个现代艺术家的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其艺术资历的显示。一篇滑稽模仿或拟英雄体的《论烤猪》背后，通向一座“古老英语文学的神秘花园”。它的作者熟谙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就不必说了，对伯顿、布朗、富勒和班扬等一代先师的见识，在拥有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骚塞及赫兹里特的文学圈内也罕有其匹。T.S.艾略特曾说，“现代关于伊丽莎白时代人的所有看法似乎都来自兰姆”。这便是兰姆随笔风格的一个来源：个人趣味与伊丽莎白时代的“高贵精神”打成一片。
　　从艺术自身寻求发展和反叛的灵感，暗含着与常人生活态度的“决裂”。现代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是一种“文化高贵性”的自我界定，目的是在自己与社会俗众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跟一辆劳斯莱斯的意思差不多，开上它，你会油然生出一种不同凡俗的感觉。这也是在履行“社会区隔”的职责。与形式优先的高贵品味相反，“大众审美”相信艺术与生活之间的一致性。社会公众对形式的最高要求是：逼真和有用。大众鉴赏活动的核心是将“艺术事物向生活事物的系统化约”，与知识分子的“纯粹”审美关注形成对立。而将纯粹的审美原则贯彻于日常事务，使之风格化，却正是知识者的文化使命。布迪厄希望说明的是，鉴赏倾向(disposition)与鉴赏者在社会空间的地位(position)，有着亲密的关系，在不同倾向的背后存在一个社会分类体系。“鉴赏力使对象分类，也使分类者分类”。社会主体或雅致或粗俗的品味，暴露出他们在客观现实中所处的等级。
　　两种鉴赏力的对立结构也体现在对于食品的不同偏爱上。一些人偏重果腹的功能(内容)，另一些人则偏重色味的感官效果(形式)。在这种对立结构中，《论烤猪》和它的作者当是后者。唯美主义批评家沃尔特·佩特称兰姆为英国难得的“不计功利的文学献身者”(这种人法国居多)。把这话拿来评价兰姆对烤乳猪烹制风格的精细要求，说他是个“不计功利的美食献身者”，相信没有谁会感到牵强：
　　什么滋味也比不上那爽口的、黄褐色的、细心照拂着、烤得既不过火、名字也恰如其分的“脆皮”……那是长在皮下的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珍馐——雪白的脂肪开放出的娇嫩的花朵——在含苞待放之际加以采集——在嫩芽初吐之时加以收割——还处在初生的天真无邪之中——这是由幼猪的纯洁养分所汇聚而成的精华……小猪，是要用一把禾束抽打而死的……可以研究一下，这种加工过程究竟能否把小猪肉这种本来已经非常柔嫩可口的东西弄得更加鲜嫩、更加甜美。……对于这种办法的残忍之处我们尽管可以指责，对于它那精细之处却也未可厚非——因为，说不定它还能增添某种风味。
　　这里的形式压倒内容、风格贬斥功能的饮食倾向，实际是一种“位置感”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位置感引导你去你该去的地方，暗中规定着你应该占有和消费的生活和文化产品。它时刻提醒着你的身份，直到你把它融化在血液里，“本能地”认可某种“社会分类图式”。所谓社会分类图式，往往表现为涵义模糊的形容词，它们以对立的方式成对出现：高(崇高、高尚、高雅)与低(粗俗、低下、谦卑)，精(精细、纯粹、优美)与粗(粗劣、粗笨、粗野)，轻(微妙、生动、敏锐、灵巧)与重(缓慢、厚重、愚钝、吃力)，以及独特(稀有、杰出、新奇)与普通(平庸、琐碎、规矩)等等。这些形容词可以成对地互相调换而不影响表达性质，它们的作用是为处于某一社会结构的行动者提供一套“基本的感知图式”。简单地说，就是这些涵义模糊的普通修饰词奠定了一切鉴赏的概念基础。一组组高与低、精与粗等描述语形成的“界限感”塑造了所有的心灵。感觉如此自然以致“界限”不被感觉。人们因此“将经济对他们的裁决再现为他们对自身的裁决”。鉴赏的实质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再现”行为，它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真正位置，比知识用“范畴”对人的框定更稳，更准，更狠。
　　《论烤猪》的精细品味，标志着作者有别于大众的“优势归属”。但那些古色古香的高贵语言，总是同粗俗的东西混在一处，形成“错综复杂的集锦”。文中的“论(Dissertation)”字，多用于有着高深学术内容的文章，比如博士论文，这里却堂而皇之地冠在“烤猪”的头上。对文化高贵性的暗地亵渎，与行文上的雅致正相抵触。《伊利亚随笔》中相互冲突的审美倾向，诞生之初便引起了评论的注意，说兰姆在让人“赏心悦目”的当儿，显示出“触目惊心的低俗”。这种矛盾的看法从一开始就规划了兰姆研究的基本格局。一个半世纪来，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教育家少有从风格学以外的角度思考过这种雅致(delicacy)与低俗(indelicacy)间冲突的根源。按照布迪厄的说法，风格的高下之分，对应着一个社会等级体系。具体来说，作者的文化选择同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直接相关。兰姆风格的二重性，需要从他出身和教育的“边界状态”来解释。父亲为英国内殿法学院主管律师的仆人兼助理，兰姆就在法学院内出生并度过学前时光。主人家贵族的高雅气派(如藏书和膳食)与父亲仆人的微贱身份，既赋予兰姆生活和艺术的精致品味，也带给他与生俱来的自卑。在基督慈幼学校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然而天生口吃剥夺了他这名优等生“在高等学府怡情悦性”的机会，兰姆对此终身抱恨。处于两种社会群体的边界地带，一方面受到可能被优势群体“计算在内”的鼓舞，另一方面本能地感觉到，人家那边不会有他的份。在一场对文化高贵性的界定斗争中，他站在人们全力攻防的边界上，不知自己的界标应该插在什么地方。于是一篇“关于烤猪的博士论文”，以其无与伦比的风格化能力，向社会提交了一份高贵性资格证明，之后(表现为同时)便对那高贵群体实施报复。尽管一些敏锐的英美教授看穿了“伊利亚”随笔的“虚假人格”，反对“如此卑琐”和“怀有敌意”的作品列进教学大纲，但没能阻止兰姆上升为“经典”。在这场分类斗争中，兰姆被教育体制接纳，成为“正统”的一部分，却是难为了远在烤猪发祥地的那些不知内情的博士考生们。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刘炳善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第一版，一九九五年第四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