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上逐“后”

　　戴厚英的《人啊，人》英译本名“A Brick in the Wall”，评论家说，书名若译成“Humanity！O，Humanity”听起来就太空泛。英美图书界也不是一概回避宏大的词语，“后现代”的命运比戴厚英的“人”好得多，它风光了几年后还是徐娘不老，时时在新书目录中露脸。
　　“后现代”的谱牒无比繁杂，有人把当代欧美的奇才怪杰一塌刮子罗列于它的名下，于是独到的论说披上大而无当的“后现代”罩袍后反而显不出特有的棱角。学术界有的人士对“后现代”仍是敬而远之，偶尔使用也会加个引号或夹带些嘲讽。奇怪的是它非但在公共论坛顽强地活了下来，还在一些领域碰撞出许多声响。可惜，五十年以来“后现代”阐释者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各唱各的调，唱得有板有眼，听起来却是叽里呱啦一片嘈杂。读者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谁的‘后现代’？”这是万花筒里碎玻璃拼出的图案，冥府的阴森、俗世的艳丽和未来的荣光兼而有之。约翰逊博士在评福斯塔夫这“不受模仿且不能模仿”的活宝时发出“叫我如何形容你”的感叹，“后现代”还真的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十分相像，它拖人下水但又讨人喜爱。福斯塔夫肥胖臃肿，空腹便便，“后现代”则是话语通货膨胀的产物。
　　“后现代”是各种话语自由活动的舞台，也是权力的争斗场。你能为整个历史时期定性吗？你能用一个词概述当代社会全景吗？“后现代”明灯高悬，乾坤分外清。你的命名得以流通，时代的解释权非你莫属，作为时代的主人你就有站在世界之巅的欣快。
　　据说，现在“后”字已不代表时序，但要界说“后现代”，“现代性”又是必要的参照。谁的“现代性”？——黑格尔、尼采还是洛克？它始于何时？——文艺复兴、启蒙时期还是公元五世纪？英国批评家克里斯·鲍狄克说，当人们讨论“现代性”和“有机社会”时，它们早已成为任人描述的死者，它们是否确实存在过呢？不断有勇者(如席格蒙·鲍曼)争先涌入天使不敢涉足之处：“现代性”意味着秩序、纯洁、规范性制约，“后现代”指向无序、杂交、超越并打乱一切既有范畴，它是混沌中的个人自由。
　　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另一种“后现代”来驳斥这一高论。也许担心“后现代”容易被滥用，作家们往往不敢接受它的冠冕，同时他们也不会为了“后现代”特征(如无选择性写作法)而对自己的创作念紧箍咒。苏珊·桑塔格被誉为“后现代”的先锋，但是她却拒绝这份好意，并指责“后现代”“正在使人们脱离具体的历史现实及问题”。我们不妨从让·鲍德里亚版本的“后现代”论点来为桑塔格的批评做注。
　　应该说，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和媒体的分析可以使资本主义的崇拜者读之憬然，但是他把资本主义对所谓社会代码的垄断绝对化，于是一切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都被说成是与客观现实完全脱节的、基于“仿真模式”的一套套能指符号，真理问题最终被归结为权力问题，真伪之辨也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以此为逻辑，用阿多诺的话来说，“谎言也早就失去了它歪曲现实的真实作用”。鲍德里亚在面对“具体的历史现实”时又是如何做理论的发挥的呢？
　　在海湾战争前后，鲍德里亚在英国《卫报》和法国《解放报》发表揭露“虚拟战争”的文章，他说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和CNN时声色俱厉，指出处处都是形象的把戏，都是宣传与欺诈，然而他的结论却是：“在海湾，战争的结果已预先通过我们的眼睛、感官和话语被寄生病毒——逆转录酶病毒——吞噬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提出这一假设：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既然它已结束，我们只能思考它的未发生。”他的推论似乎是合理的：我们首先必须思考这场战争的可然性、可信性，检视能证明它确实发生的种种材料，不然“支持或反对它就是白痴的行为”。可是他的理论预设使他拒绝相信一切信息，桑塔格所说的“具体的历史现实”被他方便地悬置起来。貌似极具批判力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获取实际知识的可能，从而也消解了任何可能形成的对霸权的抵制和反抗，它只是在政治上清静无为的世界里自求多福。克里斯多弗·诺里斯在《无批判力的理论》(一九九二)一书中引用了一些揭露美军如何滥杀已失去战斗力的伊拉克士兵、轰炸红新月会(穆斯林国家类似红十字会的组织)救护车辆的资料，并由此抨击鲍德里亚逃避世界事务的“后现代”政治阳痿症。(我们还可以另举一例。去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某些参与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媒体一味渲染塞族暴行，而轰炸的直接原因仅仅是南联盟拒签朗布依埃协议。到了六月份，有的媒体又开始炒作科索沃北部特雷普查地方一个所谓塞族军队掩埋阿族尸体的“万人坑”，从普遍“人权”出发来为轰炸辩白的哈贝马斯更可以心安理得了。鲍德里亚当然熟知妖魔化的伎俩，但是排除了认知现实的可能。联合国战争罪行国际仲裁法庭经过四个月的实地调查后承认，特雷普查没有“万人坑”，没有塞族人在那里滥杀无辜的证据。对此鲍德里亚有何高见？笔者切盼哲学界人士借《读书》一角介绍苏珊·哈克的力作《证据与调查研究——重构认识论》。)诺里斯是解构主义最出色的阐释者之一，他将解构主义区别于“后现代”，倡导康德式的理性——这理性不是帝国主义霸权话语的禁脔，倡导乔姆斯基式的对“具体的历史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一系列批判“后现代”的著作在我国尚未引起重视。诺里斯和伊格尔顿(《后现代的幻象》，一九九七，谁读不出书中挖苦、戏仿乃至愤怒的口气？)一样，都不认为“后现代”是无所不包的现象，它只是一种欧陆知识界的特产，一种认为与其向饥民提供食品还不如挠他们痒痒的政治文化的立场。
　　欧陆特产往往借道美国形成全球性影响。鲍德里亚的美国道友詹明信也是“后现代”之父。詹明信不承认“后现代”只是诸多风格、现象中的一种，它被演示为后期(晚近)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因素，而后期资本主义既是灾难，又是进步——进入历史更高阶段的不可避免的环节(难怪论文集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在我国被误译为《走向后现代主义》)。抵抗“后现代”是徒劳的：“后现代是一种历史现象，要用道德的或说教的判断性语言来思考它最终必须被谴责为一种认识分类上的错误。……文化批评家和道德家……和我们大家一样，已深陷后现代空间之中，深深地浸渍于它的新的文化范畴而产生曲折(inflected)变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是一种奢侈，对他者的义愤填膺的痛斥是行不通的。”詹明信本人的辩证法想必也产生了“曲折变化”。既然如此，还不如濯缨濯足，随遇而安，上上策则是顺风驶船。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评述福柯与真理问题时指出，福柯的学说看起来是揭露了恶，然而他又尽量使自己不像是在提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否定或战胜这些恶需要提倡善。就此而言，福柯、鲍德里亚和詹明信的策略如出一辙。
　　詹明信的“文化逻辑”仿佛揭示了铁的规律，其实他的“后现代”大块文章只是煞有介事的一面之词。他以相当的篇幅用洛杉矶的好运旅馆(Bona Ventura)来阐明“后现代空间”和“封闭的范畴”。该旅馆入口处的轻描淡写(是否与周围的地势、交通有关？)在波特曼的作品中并无代表意义，如果它的玻璃幕墙有抵制外部世界的作用，那么原东柏林菩提树大街上建于同一时期、也采用巨大玻璃幕墙的共和国宫就是后期资本主义的见证了。这例子说明，“后现代”的“文化逻辑”无非是詹明信阐释意志的表达：
　　后现代话语所表达的是一个“阐释”，而不是“事实”；是有条件的“假设”，而不是可以无条件接受的“真理”。
　　这精辟论断是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一九九七)一书的结语。该书副题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作者涉猎广泛，分别从背景、思潮和人物三方面追溯了“后现代”的源流和变异(这也是佩里·安德森新作《后现代源流考》的话题)。清理、打扫“后现代”的奥吉厄斯牛舍不能没有非凡的耐心和胆量，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都在作者的视野之内，而利奥塔、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詹明信这些我国文科大学生听得耳满鼻满的一时之秀也是介绍与分析的重点。作者没有挟“后”自重，他对“后现代话语平移”现象的批判是及时的警钟。这“平移”指的是近年来某些传播“后现代”的学人忽略了“后现代”各构成部分复杂的背景和或隐或显的、有时是互相激烈冲突的文化政治的动机和纲领，把特指的概念不加区别地奉为普适的命题；“平移”既忽略了人文学术中的价值关怀，又忽略了文化差异(尽管某些被戴上“后现代”帽子的学说所强调的恰恰是文化相对主义)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由于“后现代”指涉不明或指涉太广，要对它进行有的放矢的批判十分不易。从盛宁新作的书名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似乎对“人文”构成了威胁。“人文”内含丰富而且多歧义，能做一些界说当然更好。自从存在主义问世以来，反本质论的学者(从罗蒂到爱德华·萨义德)身上往往有人文(本)主义的血脉，罗蒂的价值偶成论(contingency，相对于价值普遍性、永恒性)就是一个可以发掘的富矿。谈“后现代”必然会提及罗蒂，但罗蒂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通过重写他所说的“老后们”(“posties”)一些概念来充实美国实用主义的人文传统。
　　要求对这些人物的学说做出全面、公允的评价未免太苛刻了。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将注意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热门话题(或曰“前沿课题”)上。由此想到商务一九八七年翻译出版的一本小书《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作者约瑟夫·祁雅理抱怨道，当今的时代迷恋玩世不恭的游戏和近乎虚无的怀疑，一切都不受敬重，学术界流行反叛和穷追猛打的拷问。但是很多学者不擅发表宣言或煽动蛊惑，他们的沉默不等于他们的缺席：
　　因为亵渎和怀疑是青年人的通性，所以青年人自然地倾向以为世界是以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和德里达为中心的。这样过分简单化是任何评价现代图景……的企图所遇到的自然危险之一；人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只是那大叫大嚷的鼓动者，而那些思考着和默默地工作着的人则不被注意。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后一种人代表社会生活和思想的真正结构，他们维持着作为生活本质的运动。
　　这“过分简单化”在我国已造成令人担忧的后果。盛宁对此隐隐有所察觉，他在《后记》中写道：“多年来，一直与理论打交道，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际疏离太久了。看来是时候了，把各种各样的理论稍稍放一放，到文学作品世界中去兜一兜风。”将学术跋涉称为“兜风”不失为风趣的自谦，不过作者的焦虑还是显而易见的。希望盛宁今后在“兜风”时多多关注西方学界那些“默默工作着的人”，那些在我国没有明星大腕的地位但在自己的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
　　理论与文学(或其他领域的具体研究)的“疏离”在我国已露出端倪，这或许是我们不成熟的图书市场对理论的需求所致。笔者因偏见而佩服的艾立克·格里非斯(Eric Griffiths)曾将理论导读比作适宜于各种细菌繁衍生长的河底淤泥(他指的是一本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并称作者应被套上颈手枷示众)，实际上，出色的理论家并不热衷于撰写大学理论教科书，他们并不是一边做抽象的理论发挥，一边喝令文史哲经典退出自己的视域。真正的理论大师是勤勉细心的读者，他们时时亲近自己研究的对象。“解构主义者”米勒来华讲学时正在重读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特洛罗普的作品，当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牛津蓝皮袖珍版特洛罗普的小说轻轻摩挲时，我们为他对文学的挚爱而感动。近些年来，转述这个主义、介绍那个思潮的图书接踵而来，我们在由衷感谢作者、译者和编辑的辛劳之余，还在暗中企盼理论传播者熟悉被分析的作品或所牵涉的话题，能够辨别理论家各种阅读和梳理的优劣高下。如果精细的感觉触角在干巴巴的理论教条压迫下萎缩，那将不仅仅是个人的损失。拉康和德里达分别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析过爱伦·坡的《被窃的信件》，盛宁在从学于杨周翰先生时就对爱伦·坡做过研究，如果他在“兜风”时回到爱伦·坡，相信他会自然而然地弥合理论与文学之间的裂痕。
　　熊十力先生曾说：“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后现代”经过几年的兴奋后并未在我国成为“时之所尚”，盛宁这部著作今日仍有劝阻效尤之功。由“海上逐臭”想到“海上逐‘后’”，当然，“逐”也有“放逐”、“驱逐”之意。
　　(《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盛宁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重印，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