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

　　《北京大学学报》今年第三期发表署名“校史编者”的《就<北京大学校史>说几句话——顺答陈平原君》，对我的一则短文提出批评。因涉及的问题较多，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这里着重表白自家立场，以答谢校史编者指教的雅意。
　　为蒋梦麟校长鸣不平的《哥大与北大·教育名家》，后来收入我的《老北大的故事》一书。读者不难发现，该书与《北京大学校史》的叙述框架有较大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校史的编撰者表示敬意——相对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几种同类著述，此书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时至今日，该书仍是研究北大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我之所以斗胆对《北京大学校史》略加指摘，主要是针对其确立于二十年前(并为十年前的增订本所因袭)的叙述框架。作者们对中国革命史太熟悉了，以致将其研究思路乃至具体结论直接移植到大学史的写作，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北京大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和进行期”、“北京大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性内战前夕”、“北京大学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样的历史分期及章节安排，以及每章里前几节叙述各种政治事件(尤其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最后才轮到教学和科研上阵，这样的大学史写作，侧重其作为政治斗争的“阵地”和“战场”，相对忽略了其传播知识、发展学术以及教书育人的根本特征，我以为是不太妥当的。我并不否认五四运动为北京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光荣，也是历届学生引以为傲并极力追摹的目标，但我不主张将一部北大校史建构成加挂教学和科研的“学生运动史”。
　　增订本的《北京大学校史》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因而加重了教学和科研活动的介绍；可叙述框架依旧，价值尺度也没做大的修正，难怪其对蒋梦麟校长的评价过于苛刻。在我看来，大学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学生、教授、校长(及其代表的管理层)。三者的知识背景及文化立场不同，其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对于史家来说，倘从政治变革立论，关注的自然是(激进的)学生；倘从知识传播着眼，侧重的可能是(著名的)教授；而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校长的功能同样不容漠视。理解各自的立场与局限，方才能有较为通达的见解。比如，在政治上，学生可以激进，校长则必然偏于保守，这是各自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无法想像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公开鼓动学生闹学潮，直接对抗政府。协调“守旧”的政府与“革新”的学生之间的矛盾，乃大学校长的一项重要职能。既希望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必须维持校园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局势动荡的年代，大学校长的工作其实很不好做。只从激进学生的立场出发，一味谴责校长的“高压政策”，将其讥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我以为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在大学史的写作中。
　　我并不否认蒋梦麟“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改革”，我说的“令人费解”，指的是这本不应该成为蒋的“罪状”。校史中的这段话，是紧接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全国学校中除了加强政治上控制和压迫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加重学生的负担，厉行各种考试制度，来束缚青年学生的思想”而来的，论者对此明显持贬斥态度。而在我看来，蒋梦麟之以美国模式来改造老北大——包括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等，无可非议。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之所以迅速提高，与蒋校长的这一系列措施有直接关系。恕我直言，北大百年，蔡元培校长引进的德国大学模式及其兼容并包精神，影响极为深远；蒋梦麟校长推崇的美国大学模式及其正规化教学思想，同样值得认真对待。将后者说成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思想控制而采取的措施，似乎过于深求了些。
　　在感谢校史编者的指教的同时，我有个小小的愿望：在日后的商榷文章中，最好不要再追究“作者的用心”。因那说不清、道不明，很容易将本来很有价值的辩论引入歧途。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于西三旗
附记：
　　文章开头提到的“今年”，其实是“去年”。之所以压了一年不发表，主要是不愿陷入无聊的争端。本是应邀而作，可事到临头，学报主编迅速退缩，告诫我如若回应，将招来更严厉的批判。说是《北京大学学报》篇幅有限，不再纠缠此事，请双方谅解。可今年第三期的北大学报上，还是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商榷文章《北大校庆定在五四是顺理成章的》。几乎与此同时，《中流》杂志(一九九九年五期)刊出更加上纲上线的《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二者配合默契，加上若干“辅助动作”，大有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的嫌疑。这就迫使我不得不打破沉默，略为辩说几句了。两篇大作，都是针对我发表在《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上的《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前者指责我的“思想感情”“和广大北大学子格格不入”，并断言“即使校史上溯到公元前一二四年，校龄有二千一百二十二年，校庆日仍定在五四也是有道理的”；后者则将我的考证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怎么办”联系在一起，暗示我的研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不想对骂，还是希望以正面立说为主，故检出旧文，公之于世，也算“立此存照”。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