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点二阶哲学

　　据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后现代，后现代的流行特征是什么都可以拉平。科学和宗教、技术和占卜具有同等的地位。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同等的呢？我们听说，是因为它们都是“话语”，它们都是自己使自己生效。我们还听说，它们若有什么不同的话，是因为它们中的某些占据了统治地位，或被社会制度化了，换句话说，是“权力话语”。哲学是什么呢？当然是“解构”这些话语。具体说来，这种解构有双重含义。一层含义是反向的或否定性的，就是说，哲学不应该以某种话语(在此指的是传统的科学-认识论模式)为基点去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无论这些结论是关于存在、知识、正义，还是关于什么别的东西。另一层含义是正向的，那就是，让每种话语都与真实生活挂钩，从这些话语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中搜寻其意旨，恢复与生活的联系。
　　因此，后现代哲学是思想领域里的革命者，它要揭竿而起，造现存知识体系的反。它要对所有的知识结构存疑，认为这些结构是封闭性的、禁锢性的、专制性的。这样，哲学的使命在于解放思想，解放一切可能的思想。
　　在《读书》杂志最近举办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赵汀阳针对他眼里的哲学现状，提出了一个问题和三个提案。他的问题是，“哲学怎么办？”他为回答这个问题准备了三个提案：恢复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态度；提倡“综合文本”；强调哲学的实验性或前卫性。我在会上指出，倘若哲学在先秦和古希腊时代是综合性的，那么前两个提案就是重叠的，第一个包含了第二个，因此，三个提案实际上是两个，只不过第二个提案更具体和有内容些。而这第二个提案，是我深表同意的。它的核心想法是，哲学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纯粹的概念体系中，应该与更广泛的生活领域和问题建立密切联系。但是，在同意之余，我留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提案的针对性有多强。举一个例子。七十年代初期，一群美国学院哲学家创办了一份名为《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的杂志，开启了哲学家关注公共问题的风气。他们争论的问题，从人工流产到核武控制、从平权法案到公民不服从、从言论自由到媒体道德、从毒品到娼妓、从肤色到家庭，等等，无不凸显了当时的美国社会生活状况。近三十年来，这份杂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越出哲学界。更为重要的是，投稿者们的哲学态度是力图对社会问题给出规范性的(normative)回答，他们相信哲学不能只是分析那些表述哲学问题的语词的意义，哲学也能够对是非对错表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看到“综合文本”的实例。因此，第二个提案的普遍性是否大于局域性，我不得而知。
　　第三个提案，比前两个更容易引起疑问。它是目前中国文化界(虽然未必在哲学界)里正在扩展的一种倾向的流露。对这种倾向的把握，用我在开头给出的后现代状况的背景性介绍，可以更容易些。这种倾向就是，思想应该是流变的、非预设性的、提问式的、不定型的、自指示的(或自相关的)，因为一旦定型，就成了教条，就被制度化了、官僚化了，就阻止了其他可能思想。所以，哲学就是用语言把思想盘活，让思想“自身难测”。哲学应该让思想摆脱陈规(或知识)，让它自由，让它像海味一样，愈活鲜愈好。端上桌的海鲜成品，不是知识，而是智慧。哲学，就是爱智慧，不是求知识。这样的哲学，就只能是实验的、前卫的、变动不居的。
　　也许，搞中国思想的，按照类似的思路，可以既不抄敦煌卷子，也不访永乐大典，因为这些都是死的。这个问题，留给有关的人士。在这里，我想谈的是一种二阶哲学：哲学就是爱智慧。
　　宽泛地讲，把哲学看做是“爱智慧”，既不稀奇，也没什么错误。关键是“如何去爱智慧？”说爱智慧就是不停地追求思想的前卫性和实验性，实际上是用后语换前词，而后语也是我们很想弄明白的。这样，就留下了二阶哲学的限度问题，那就是，你不能总是停留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在后语之后再加上后语。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讲，不能靠言述，而要靠显示。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个二阶问题，要靠做一阶哲学来显示。二阶哲学无论怎么做，都是不结果实的。
　　前卫哲学的另一面是，哲学不是求知识。这样看来，知识和智慧是对立的。按照前面的后现代话语，求知就是追求“权力话语”，追求在制度化、官僚化的知识体系中的统治地位，这样，就封杀了思想的创造，挤跑了智慧。对于这种推理和判断，我想说的不多。它容易让我想起老少皆知的伽利略和布鲁诺。伽利略就曾因为求知而一度失去了讲“权力话语”的资格，布鲁诺更惨，只因为他爱知识和真理，结果丢了命和智慧。
　　谈到知识，需要提醒的是，知识不是封闭的。它是相信和怀疑(我认为它们是理智硬币的两面)的产物。历史上，知识有时是累积性的，有时是革命性的，知识也有反省的功能。把知识等同于教条，有量刑过重之嫌。我同意，教条之对于思想，犹如暴政之对于人民。后者的解决是民主，前者的解决是宽容。后现代主义者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伸张思想(或一切可能或现实思想)之间的宽容。但这本身就以这样的想法为基础，那就是，民主和宽容是一种更高的价值，是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真理。倘若承认了这一点，后现代哲学，特别是认为不存在普遍真理的相对主义，是自我否定的，自挖墙脚的。
　　思想和智慧是前卫哲学所关注的，其实也是前卫哲学所要抛弃的那些哲学(姑且称为旧式哲学)所关注的。不过双方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前者关注思想的花样和魅力，后者关注思想的力度和真理。然而，思想的目的不是有趣，而是真理。同样，思想的魅力不是来自它的噱头，而是来自它的深度。思想只能由诚实的理智产生。正确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知识。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有趣就变成了哗众取宠。
　　旧式哲学常被指责是脱离生活的，因为据说它是科学化的，是在知识论的问题和概念框架中打转。而生活是活生生的，不是僵死的概念体系，不是死板的科学求知程序。生活需要的是智慧和创造性的想像，就像艺术一样。这样说的确能产生一种感染力，满足了我们想使生活(无论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浪漫化的欲望。但我总觉得这是似是而非的。首先，科学已经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科学的语汇已经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如果要使哲学贴近生活，要使哲学复活直观语言，你也必须使用当代的直观语言。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态度和语言虽然直观，但那是一个我们回不去的时代。你家每月用多少度的电，你的音响的功率是多少瓦，这样的语言既是科学的，也是直观的。其次，除语言之外，科学的态度也并不与生活的多样性矛盾，用科学的态度指导生活并不导致生活的单调。我们都知道，科学一直就是最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人类领域之一。
　　许多人抱怨现在的哲学太技术化，忽略了天才的直观、活鲜的现实或者创造的提问等等。哲学的技术性，表现为对概念和思想的冷静的追溯或分析，对论证的严密性的追求。其实，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生产出的哲学，与这些人的抱怨恰恰相反，技术性成分少得可怜，煽情的成分倒是不少，而这些煽情与现实的结合倒是紧密。哲学没有理由排斥技术性的论证和分析，就像物理学没有理由回到亚里士多德一样，尽管后者的物理学比今天的直观得多。实际上，那种对哲学技术的排斥，更多地来自对哲学技术的畏惧，或者换句话讲，是一种理智上的偷懒。
　　在同一个讨论会上，陈嘉映提出了他自己的哲学观：哲学乃是讲道理的学问或科学。相较起来，这是一个更具有平衡感的看法。讲道理，对每个参与讲道理者来说，预设了讲道理的能力的存在，对于参加者全体来说，预设了讲道理的共同规则(尽管这些规则不必是一成不变的)，预设了讲道理所要求的最低智力标准，而总的来讲，预设普遍的人类理性的存在。哲学是理性的对话，是明确的思想的正碰(而非擦边或躲闪)。后现代哲学的鼓吹者们宣称传统的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等)已经终结了。我送还的一句话是，除非你能显示出一种在深度、力度、态度上不逊于传统哲学的思想(无论它是否称为哲学)，否则，说传统哲学终结了，就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
　　关于哲学、思想、智慧、知识、理性、生活等，我已经在二阶意义上说了不少，有点像在岸上谈游泳，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游泳。停笔的时候，想起《哈姆雷特》中的一段对白：仆人问正在读书的王子，“您在读什么，我的殿下？”回答是，“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