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林传甲(福建侯官人)，大约出生在清光绪六年(一八八○)前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到湖南做幕僚，光绪三十年(一九○四)五月，也即京师大学堂经庚子之变，重新整顿不久，受聘为国文教习，自三十二年(一九○六)起，外派到黑龙江省做官，在东北生活了十年以上。
《中国文学史》即是林传甲受聘于京师大学堂时编写的。这本书曾由日本宏文堂印刷，上海科学书局发行，篇幅适中，印刷装帧也好，又有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的名义，因此比同时代东吴大学的黄人编著的线装本《中国文学史》，影响显然要大，被后来许多人视为中国人写作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除了《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出版过的书籍还有《筹笔轩读书日记》、《黑龙江乡土志》、《龙江进化录》、《黑龙江教育日记》等。这当中，《筹笔轩读书日记》有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的印本，但它出版在民国初年，实际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一年的日记。《黑龙江乡土志》则是他赴任黑龙江后编的，有解放前黑龙江省立图书馆依照据说是民国二年本油印的一个本子。这两种书，如果再加上《中国文学史》一道来读，是颇能得到关于清末民初的基础教育，以及当时普通读书人的知识构成等状况的一些印象的。
光绪二十六年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年。这一年的夏天，先是义和团席卷了华北平原，然后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得不逃往西安。而这一年，林传甲是在湖南度过的。由于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首的南方官员，对事变采取了较为游离的态度，甚或连消息也做了封锁，从而保证了长江流域不被卷入冲突(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349页)。然而，华北地区的滚滚烟尘，还是在林传甲心里蒙上了一层阴霾，在六月二十七日(按此日期已经换算为公元历，下引均同)的日记里，他写道：“大江以南哥匪特盛，大江以北捻匪伏。直隶北有金匪，南有拳匪，亦隐忧也。”(第118页)九月十五日的日记提到劳乃宣那本有名的《拳教析疑说》(第147页)。十二月九日的日记摘要记述了据说与义和团有关的白莲教自明朝以来的活动(第248页)。年轻的林传甲对这一事件的担忧，论深刻，或许远不及年长他二十岁的郑孝胥由心底里发出的那一声“自古亡国未有若是之速也”(《郑孝胥日记》六月十五日，中华版，第760页)的叹息，论痛切，或许也比不了下野老臣翁同龢那一夜的“胸中梗塞，竟夕不寐”(《翁同龢日记》八月十五日，中华版，第3281页)，然而那种惶惑的心情，毕竟挥之不去。
那一年的湖南，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的热情已经有些降温，《湘学报》、《湘报》先后停刊，南学会被迫解散，可浏阳人谭嗣同的形象还没有在湖南人的记忆中抹去。二月九日，也就是谭嗣同被杀后一年多的时间，林传甲在日记中写道：“浏阳谭嗣同死于党祸，有挽之者，其联云：男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显考，臣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渎宸严。用成语绝妙。”(第3页)对谭嗣同这个人，对戊戌年的变法，未经多少世故的林传甲未必能做什么判断，但他人在湖南，必然要面对维新运动的结果，面对维新人士留下的思想遗产。在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他曾写道：“谈时务者，皆主民权，独麦孟华著《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论》，即张孝达《正权篇》之先声。麦氏识甚卓，故独免于党祸，且于名教世道甚有益也。”(第4页)而此时的麦孟华已经到了日本，正与梁启超、唐才常等“日夜谋划，欲为嗣同复仇，以救中国”(《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版，第73页)。戊戌之后，许多提倡和支持过维新变法的人从政坛上消失，但他们的思想却并没有随之也从思想的领域绝迹，尤其在像时局的分析和形势的判断一类问题上，当时无论政治上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所以即便到了庚子年，林传甲在日记中表露出的对世界形势、亚洲形势以及中国所面临危机的看法，跟此前较激进的维新人士的分析，实在没有多少区别。例如有关亚洲局势，林传甲推测将来“西比利亚必叛俄，自成一国，印度必能继之，暹罗必兼有缅甸、越南，日本必兼有吕宋，土耳基藩部亦将自立”(九月七日，第142页)，这个说法。与谭嗣同在《报贝元贞》及其为南学会所做讲演中的结论，便十分接近。谭嗣同曾说，“日本、暹罗变法，日遂以勃兴，暹亦不失为宇内第三等国”，又说，“暹罗倡实学，兴盛，将升为第二等国矣”，而“土耳其比中国，中国辄以为耻”，因其近期也“凌驾中国之上，至为分中国之谋”(《谭嗣同集》，中华版，第206、398页)。可见人们此时看到的，都是中国的积弱，而这种积弱，往往又正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对比之中，显示得最为清楚，所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清末民初，往往最容易成为人们拿来比较的对象，就像林传甲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日本游历欧洲者，购机件归而兴利，中国游历欧洲者，购枪驳以杀人，故其效不同。”(八月二十七日，第138页)“王益吾言，日本求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仍然一空，可叹可叹。”(八月十九日，第134页)
那一年，林传甲刚刚二十岁，正是求知若渴的年纪。成年后他曾说自己“庚子以后之发愤，实始于此”，说的就是那一年读书时的“泛览之多，论断之严”(《筹笔轩读书日记序》)。所谓“泛览之多”，如果借用当时书院普遍采用的一个教学科目权作归纳的话，就包括有：一经学，附经说、讲义、训诂；二史学，附时务；三掌故之学，附洋务、条约、税则；四舆地之学，附测量、图绘；五曰算学，附格致、制造；六译学，附各语言文字。所谓“论断之严”，则如指出“《英字指南》以中国类书分类中文，译西文用之，《华英字典》以西人字母分类西文，译中文用之，然皆不备”(六月二十一日，第114页)等。尽管还要再过一年，八股文才正式地从科举考试中被废除，但这时一般读书人的关心，早已非五经圣人之意，而移向了与时事、实务相关的学问。学风转变的这一时刻，深深地影响了林传甲对书籍的爱好与选择，在他列举的“学者必读之书”中，多偏向“《帝典》之玑衡、《周易》之策数、《王制》之方田、《月令》之中星、《考工》之车制、《春秋》之日食、二十四史之律历”，以及“九章、五曹、三统、四分”这样的内容(二月十八日，第5页)。在三月七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英、法称戎，俄人乘间请兴安岭隙处地，为宰相者，以为荒徼无关大局，割之去。俄人生聚十年，教训十年，其地大过于数省，遂筑铁路以逼我，流毒吉林、黑龙江，攘夺旅顺、大连湾，为京师心腹患。岂非当日宰相不通地舆之道所致乎？地之经纬，与天相应，今之颂功德煊赫，必曰经天纬地，亦尝核实否？西人所以富强，在通天地，其通天地，在通算学。”(第10页)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林传甲对算学和舆地学十分钻研，凡遇到这两方面学问的错漏，他也能有特别的敏感，例如批评“近人修邑志，只志人物，不志天地。测绘之精，惟南海邹伯奇之图说、余姚黄邴后之志略。其空谈七政之变迁，夸张八景之奇怪，于天地无所得也”(七月九日，第122页)，及“《大清会典》坊本百卷遗漏甚多，至于驿站路程亦删去”(三月十三日，第15页)。由类似的评论中，还可见他所重视的又非这些学科的理论，而是其实用性与实效性。比如与舆地相关的，有铁路。而据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说，光绪年间，自俄、英、法先后在中国边境修了铁路，“一呼吸间，三国之师已践我户庭”，从此铁路便成为令朝野困扰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林传甲在诸如铁路和舆地学上下功夫，首先还是出于他对现实状况的关注和焦虑，他曾赞扬火车的发明：“以汽机师心独韧，为天地间另辟一径，其瓦特乎？”(八月二十九日，第138页)，然而在中国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铁路上，却又显得相当犹豫。其时张之洞等人正力主筹资修建自己的铁路，但在他看来，尽管中国现在的四面受敌，是由于“夷人有铁路而我独无”，不过一旦“我有铁路弗能守”，外敌可借铁路“长驱而入”，为祸必将更加惨烈。(三月十二日，第14页)
年轻时，林传甲曾指斥“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也”(八月十九日，第134页)。然而，自光绪二十六年到民国四年，不但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林传甲自己也由南向北，经历了为师、为官的生活。再来检讨往日，审度目前，林传甲的感慨就变成了昔时曾“于旧学稍有管见，十六年来，旧学益荒”了。旧学、新学，又可以中学、西学称之，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从清末的推重西学，到民初的强调中学，一方面，或许只是人到中年的一个象征罢，谁又不是年纪愈大，愈趋向保守呢？而另一方面，这一转向，是否也夹有无奈和悲凉的心情在里边？就像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提及“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时的那样一种心境，或许正是这无奈和悲凉的心境，逼促他选择了十六年前的读书日记，予以发表。
《黑龙江乡土志》，其实是个课本，而且是初等小学堂(即小学)一、二年级用的课本，从地理科的第八十课“光绪戊申户口”上，可以推断出它的编写，大约就在戊申年(一九○八)后不久。课本编定，林传甲的母亲刘
为它做了一篇《序》，《序》中难得地涉及了林传甲的身世及有关这书的一些情况：“
早孀，长男传甲甫六岁，今之初小耳，次男传树甫三岁，今之幼稚园龄耳，三男传台，犹襁褓焉。教养廿年，长男教授京师大学改外官，次男教授黑龙江两级师范，三男教授常德中学。昔吾教子者，今诸子用以教大学、师范、中学，家育、教育，顾不重欤？吾愿诸儿勿忘少贱事，宜留心初等小学，为端蒙养之基。今传甲以近刊《黑龙江乡土志》寄归，嘉其服官以后，尚不辍学，愿塞北学童师传甲之勤俭自立，其成就必有可观焉。”
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重视蒙学，不过蒙学的内容和教学方式却在随时而变。光绪二十九年(一九○四)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颁布的自小学至大学的各级学校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在近代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学科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曾发生过不小的影响。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就对五年制初等小学堂的必修课目、课时安排和教育要义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它规定小学生必修的课程是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共八科；每星期，这八科又必须各占二、十二、四、六、一、一、一、三个课时，加在一起三十个课时。仅就科目的划分及对课时的严格限定已可以看出，此后的初等小学堂，在教学方式上，跟传统的蒙学就有了显著的区别，当然，它们之间更重要的区别，还体现在教学内容上。
林传甲编写的这个课本，所依据的似乎便是癸卯《章程》。课本里录有一首《私塾改良歌》，唱的是：“劝私学，要改良，天下同遵奏定章。修身课，端蒙养，孝经四子须明讲。历史新，地理广，新编格致说家乡。国文浅，西算详，体操练得筋骨强。务农业，习工商，国势兴隆士气昌。”一望便知，是对新颁布课程的内容及特征的归纳，也是对新学制的赞扬。而歌中所唱“历史新，地理广，新编格致说家乡”，正可以拿来对照林传甲，在他编的这个课本里，恰恰就包括了地理、历史、格致这三科。
依这个课本的顺序，先来看“地理广”。《章程》曾规定针对一、二年级学生，地理课“尤当先讲与乡土有关系之地理”，“兼及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车之交通、物产之生殖”，这也就是说这门地理课，应当涵盖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等在内。林传甲编写的八十篇课文，因此也就涉及到黑龙江的自然地理：其位置、气候、经纬度，与之接壤的国家地区和域内的山脉河流；行政地理：省城所在，黑水厅以下的各厅州县府道及其首府；交通线路：铁路航路和电报线路；经济区划：农业渔业区域，商埠市场所在地；语言文字、学校兵制和宗教风俗、人居户口。例如第一课《位置》：“地球有五洲，我在亚洲之东，大清帝国，黑龙江省，为大清国民。”第二课《气候》：“黑龙江为二十二省之一，在大清国东北境。春日不暖，四月草始绿。八月见霜，九月积雪，冬令冰坚如铁。”第二十四课《省城》：“省城名齐齐哈尔，又名卜魁。原设木城，后改砖城，又圈土城。位置嫩江之东，江沿船套子新开商埠。”第七十课《电报》：“省东电线，由海伦绥化呼兰接吉林。南由大赉接【水兆】南新民。北由墨尔根接爱珲。西由呼伦通欧洲，接蒙古。”第七十八课《宗教》：“国初尚黄教，北方谓僧曰喇嘛，又谓曰萨玛，以跳神治病甚妄。清真寺回民在西站，呼兰有天主教堂。”第八十课《光绪戊申户口》：“光绪戊申，民政司统计全省二十一万三千零九十户，男女一百四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七人，造册报部。”八十课里，有关黑龙江的地理知识不可谓不广。
其次看“历史新”。按照《章程》，一、二年级的历史课，主要也是讲“乡土历史”，因此林传甲编的八十篇历史课文，从“上古世界皆荒地，名曰洪荒。圣人开辟草莱，乃有居处饮食。黑龙江开辟最迟，今日犹有荒地”(第二课《开辟》)；“黄帝为黄色人远祖，满蒙汉皆黄色人。自黄帝建都涿鹿，北逐荤粥，黄人渐殖民于黑龙江”(第六课《黄帝》)开始，前一半讲的都是清朝以前的黑龙江历史，而由于这一段历史的讲述，多取材于正经正史，所以占有中国东北一大块地区的黑龙江，始终只是中央政府眼里的塞外之地，关于它的历史，也只建立在与中央政府相交涉的那一部分关系史上。从第四十一课《太祖征尼堪外兰》开始的后一半课文，主要讲清朝建国后的黑龙江史。在这一时间段里，作为中国的东北边境，黑龙江与俄罗斯的边界摩擦以及由此引起的外交争端，日益成为中央政府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所以这一段也可以叫做黑龙江当代史的历史，就是建立在中国与俄国、与日本的外交史上的。例如围绕着《尼布楚条约》，它就占了第四十六至第五十五课共十篇课文。又如第七十四课《俄人借地筑路》：“光绪甲午，日本夺我旅顺，俄人助我争回，定约借地筑铁路，由满洲里入界，东通哈尔滨，分支通奉吉。”第七十五课《庚子之役》：“庚子秋，京畿拳匪，攻使馆教堂。俄人屠我爱珲，直逼省城。将军寿山殉难。俄酋廓米萨尔，久居未退。”第七十六课《规复旧地》：“光绪甲辰，日本俄国战，俄人败，丁未正月上元俄兵始退省城。爱珲漠河观音山，皆派员次第收复。”则专门讲了最近的中俄、中日和俄日关系。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的《学部奏呈教育宗旨折》曾建议要将当朝历史，特别是“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乘，内政之所当亟，捐除忌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使“当列强雄视之时”，而能造就图存救亡之国民。由此则知林传甲以这么大篇幅来讲本朝历史，并突出外患内忧，在当时确是不可谓不新的。
再看“新编格致说家乡”。按照《章程》的要求，格致课的目的在使学生了解“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以备有益日用生计之用”。对幼龄儿童，也是采用由近而远，先以乡土格致，“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以动其博识多闻之慕念”的办法，因此林传甲在第一课《总论》中就说：“格致自博物始。草木壳果为植物，鸟兽虫鱼为动物，金银铁煤为矿物。”而格致科的八十篇课文，也就是依次介绍特产于黑龙江的植物、动物和矿物。植物类的像森林野草、黍稷粱米、麦面豆类、人参、乌拉草、营盘蘑菇、白菜、榛果、鸦片，柳条制品、桦木制品和草木制品，盆花、药材；动物类的分家禽飞禽、家兽野兽、两栖动物、鱼介虫蛇，打牲捕貂、海东青、游牧和使犬使鹿，制裘、革、骨之料，牛乳牛干牛髓粉、鹿茸鹿鞭鹿筋；矿物则有金银铜煤硫磺矿、盐池硝厂、水晶翡翠；此外还有如烧酒、建筑、陶器、铁器、纺织、印刷等业，帆船轮船、轿车货车、东西洋车，龙江第一劝业场、省城火磨公司等等。身为南方人，林传甲对黑龙江所产而别地没有的事物，似乎更有一种敏感，因而写来也都生动。例如第十一课《乌拉草》：“关东三样宝，人参鹿茸乌拉草。草性温和，土人用牛皮制乌拉鞋，捶此草装入，虽踏霜雪不寒。”第十六课《柳条制造品》：“北方无藤器竹器，惟柳条细软，可编筐篮。最密者为油篓，最疏者为饭滤。”第六十七课《东西洋车》：“江省开埠，始有东洋车，用人挽之。大官用西洋车，驾马，车有玻璃窗，汽垫橡皮轮。又有俄国式快马车。”第六十九课《刻工及印刷》：“刻木版以椴木为多，刻工自京津来。学堂有誊写版，图书馆有排印活字版，龙江第一书局有石印书籍。”第七十六课《女工及缝业》：“塞外女工，无纺绩刺绣，皆能裁缝。有缝衣机器熨斗，来自外洋，缝价甚昂。今民间渐用爱国布制衣。”不过他这样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并不只想传授一点知识，其意图在第八十课《振兴实业以图自立》里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学生习格致，先明博物理化，次及农圃工艺商业。由初等中等高等升入大学，兴大利，共图自立自强。”
从内容上看，林传甲编的这个课本，一直都围绕着黑龙江的地理、历史和物产，所以名之为《黑龙江乡土志》，不算稀奇。但据说就在他编这个教材的当时，由刘师培、陈去病发起的国学保存会也正在呼吁编纂乡土历史和乡土地理的教科书，其中陈去病编写了《湖北乡土历史教科书》，黄晦闻编写了《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刘师培也编写了《江苏历史乡土教科书》和《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他们的意图在于，利用这类教材首先培养人们的“爱乡心”，进而唤起“爱国心”。不知林传甲在编写课本时，除去“端蒙养之基”的念头外，是否也有这一层用心？事实上，癸卯学制本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对“爱国”的强调，它把教育的宗旨规定为“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在这样一个宗旨之下，学地理是为了“养成其爱国之心，兼破其乡曲僻陋之见”，学历史是为了“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学格致当然更是为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这样一种气氛和环境下，林传甲当然很容易就为自己的课本定下了“爱国”的基调。
“爱国”，也正是近代教育中的一个核心观念，近代教育和学科体制的建立，可以说就是随着这一观念在教材中的渗透、在课堂上的传播而完成的，如果以此为标志的话，那么，林传甲编写的这一课本，就是非常具有近代式的新学意味的。林传甲当然也在其他地方表现出了他的近代式观念，比如他为地理、历史两科的所有课文都配了图，有地图、建筑图和实物图，地图最多最详。另外，他还在每篇课文的最后设两个问答题，是对课文内容的撮要，也便于学生温习，而他对课时的计算和进度的安排，则早在他于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史课时，就试练过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