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的“游戏说”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即使是在国内学术界，对其也知者寥寥，余秋雨先生在看到赫伊津哈的名著《游戏的人》时，如获至宝，不禁惊呼：“居然有一本书叫《游戏的人》！”可即使在读了这本书以后，他也还一直没有搞清楚赫伊津哈的生卒年月和该书的初版日期，以及赫伊津哈真正的死因。更有甚者，其实连《游戏的人》一书的中文译者，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弄明白赫伊津哈究竟是怎么死的。而在承担着传介西方史学重任的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界，对其的了解也极为有限。其实即使在国外，对赫伊津哈的研究状况也不尽相同。在英语世界，由于素来对诸如荷兰这样的小国缺乏重视，因此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而且其中也不免错讹，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虽然对赫伊津哈推崇有加，但也在其身世死因上犯了小小的错误；甚至在《大英百科全书》上，不但赫伊津哈的条目只有短短数行，而且亦错误地将他说成是最后“关押至死”。
　　对一个连生死年月都没有被搞清楚的人来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介绍和考证他的生平经历。
　　《我的治史之路》是赫伊津哈在晚年流放软禁期间应妻子的要求留下的惟一一篇自传性文章，它让我们得以窥见作者内心的情感世界及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他说，之所以用自己个人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因为我已感到我个人在史学发展中的不同寻常之处值得读者对此稍加关注”。在讲述完他与历史学的一生情缘之后不久，赫伊津哈便悄然辞世，而此时他已能听见远处盟军进攻的炮声，却无法亲眼目睹他所热爱的祖国从战火的劫难中胜利解放。无论是余秋雨先生，还是赫伊津哈作品的中文译者都把他的死说成是英勇就义，牺牲在德国法西斯的屠刀之下，查其原委，考其究竟，原来都是以讹传讹。他们所据的赫伊津哈的生平经历俱是出自一处，那就是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编选翻译的《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而且甚至连文字都一模一样。
　　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根据大多数原始的关于赫伊津哈的生平资料及有关研究，意见实际上非常一致。以下我们就来简要地介绍一下赫伊津哈的一生。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七日，约翰·赫伊津哈出生在荷兰格罗宁根一个世代担任孟诺派(Mennonite，新教再浸礼派之一)牧师的虔诚的新教家庭，但当时其父已放弃了世代相承的神职，追随十九世纪的科学之风，成为一名医生并担任格罗宁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赫伊津哈继承了家庭对宗教的信仰，也承袭了这种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只是没有像父亲和兄长那样选择一门自然科学，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学术之路。他先后在格罗宁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求学，于一八九七年五月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语言学，尤其专注于梵文和印度古代文学研究，其博士论文的内容也是关于印度的古代戏剧。赫伊津哈自己也承认：“在我的学习过程中历史被挤到了越来越不起眼的位置，仅仅是因为一次纯粹的偶然才使我回到其中。”毕业以后，为了谋职，他先在哈莱姆的一所高中觅得了一个教席，做了八年的中学历史老师，其间他还曾在哈莱姆大学客串讲授过古代印度文化和文学史。正是在这时，赫伊津哈意识到：“我内心深处的兴趣也逐渐从语言学和东方学转到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一九○五年，赫伊津哈完成并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历史研究成果——《哈莱姆的起源》。凭着这本书及其大学时代的老师、荷兰著名历史学家P.J.布洛克(P.J.Blok)的极力举荐，这一年赫伊津哈回到了他的母校格罗宁根大学，被聘为历史学教授。一九一五年，他又进入荷兰最高学府莱顿大学担任历史教授，以后还曾多年担任该校校长一职，直至一九四二年莱顿大学被德国占领当局强行关闭。由于坚持学术自由和要求正当的民主权利，他同许多知名的荷兰文化人士一起遭到德国法西斯的逮捕和囚禁，被关进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圣米歇尔格斯泰(St.Michielsgestel)的集中营。但此时赫伊津哈已年届七十，健康不佳，视力严重衰退，因此不久便被释放，与家人一起被流放和软禁在位于阿纳姆(Arnhem)城外、莱茵河畔的一个叫德斯泰赫(De Steeg)的小村庄。一九四五年初，赫伊津哈病情加重，未能等到祖国的解放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看完赫伊津哈的生平介绍，不难发现，其实他的一生非常普通寻常。罩在他身上的神秘光环，完全是由于我们的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赫伊津哈确实遭到过德国法西斯的迫害，曾受监禁牢狱之苦，但其去世与此并无直接的联系，终其一生，也不能同反法西斯斗士的称呼划上等号。在我们牵强附会地把他说成是“英勇就义”的同时，甚至还有西方学者在批评赫伊津哈晚年面对纳粹的残酷暴行没有挺身而出。不了解赫伊津哈的人，常常会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同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进行比较。美国学者罗莎莉·科利(Rosalie Colie)就做过这样的研究，她说：“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间，赫伊津哈没有参加任何地下抵抗组织；他是待在家里等着被逮捕的。……而年过五十又是六个孩子父亲的布洛赫在一九三九年便应召入伍(如他自己所说，成为法兰西军队中年龄最大的上尉)再次抵抗侵略；他在一九四○年撤退后不久即回到法国，积极投入抵抗运动，并被逮捕、受刑折磨，于一九四四年被枪杀。”可是，这同时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诚然，这两个人都是一代史学大师，在现当代西方史学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两人还是私交很好的朋友，在战争期间各自都接受了对人性与道德的考验抉择，具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批评者却忽视了他们身上两个最大的区别——布洛赫是犹太人，而赫伊津哈不是；布洛赫当时五十三岁，而赫伊津哈已年近七十，客观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两人面对时局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此外，当然还有个人思想与性格上的差异，但我们在对赫伊津哈的认识中显然已经发生了误读。
　　赫伊津哈没有成为反法西斯的斗士，但却由一个学习梵文的语言学者，成了闻名于世的史学大师。他是二十世纪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是与亨利·皮朗、马克·布洛赫乃至阿诺德·汤因比等人比肩齐名的史学大师之一。贡布里希认为“他是布克哈特之后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也是布克哈特的崇拜者，评论家和继承人”。其代表作品《中世纪的衰落》更是与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齐名，为文化史上的两大经典著作，影响极为深远。赫伊津哈以中古史研究奠定了自己在历史领域的权威地位，而后向下推衍，不断延伸扩展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范畴，其中包括人物传记、心态研究和文化批评等，乃终成大家。文化史观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他通过对“文化”、“历史”的独特理解，形成了以“均衡”与“游戏”两个概念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运用文化史和文化批评分析解释历史上的人类文明和现代的大众文化，提出把历史学建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学”的主张。在方法论上，赫伊津哈还独到地提出运用“历史想像”和“历史意识”，以深入直觉地感受和捕捉时代的精神与规律。赫伊津哈对后世西方史学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确立和发展了文化史范型、开创了现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新视野，及运用人类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状态进行历史研究；同时，他也是推动和促进现代西方史学摆脱传统最终确立的重要人物之一。
　　赫伊津哈在治史之路上，始终执著地寻找真正的历史动因，试图更进一步地挖掘文化的深层底蕴，从早年的文化中“物质与精神价值的均衡”，到人类的心态，直至在《游戏的人》一书里，他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游戏”，“这本书将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即表现得极为明显的对想像、形象和梦境的关注，带到了一个更深的境界”。
　　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游戏”之说渊源长久。从古希腊的赫拉克里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席勒、斯宾塞，再到现代心理学的皮亚杰、文化人类学的爱德华·泰勒、阐释学的伽达默尔，以及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注意并对游戏现象进行了研究与阐述。其中柏拉图和席勒等人的观点对赫伊津哈的影响尤为明显，如柏拉图在《法律篇》里说：“我认为一个人须对严肃的事物持有严肃，只有神才与最高的严肃性相配，而人是为神而设的玩具，对人而言，这已是极佳之事。这样，每个男女都应依此生活，进行最高尚的游戏，达到有别于他们当前的另一种心灵状态……他们以为战争是严肃的事情，尽管战争中既无游戏，又无可值称道的文化配得上游戏之名——而这才是我们视为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一切都应尽可能地生活在和平之中。那么，生活之正道是什么呢？生活应当如同游戏，玩确定的游戏、献祭、歌唱、舞蹈，这样一个人将能慰解众神，确立自身，反对敌人，在竞赛中获胜。”席勒在其文论《人的美学教育》中，也认为“只有当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他游戏时才是一个完全的人”。
　　“虽然赫伊津哈不是第一个发现游戏在解释人类行为中的价值的人，但他却是试图准确界定游戏及其在文化与文化的各个方面：艺术、知识生活、政治，乃至法律制度和战争中的形成和表现方式的第一人。”在赫伊津哈看来，游戏不仅是人类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应，是自在的、本能的和非理性的，而且它与严肃性相对，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是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因素。于是乎，他指出人类文化的种种形式，“如，法律和秩序、商务和谋利，涂鸦和艺术、诗歌，智慧和科学，所有这些都植根于游戏的原始土壤之中。
　　如伽达默尔所言，“赫伊津哈曾经在所有文化中探寻游戏因素”，他用“游戏”的概念来解释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剖析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并逐一分析了游戏与各种文化形式间的关系。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难表明，某种贯穿文化历程的游戏因素是极其活跃的，它产生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动力，游戏式的竞争精神比文化本身更为古老并且像货真价实的发酵剂一样渗透在整个生活中。宗教仪式从神圣的游戏中发展而来，诗歌诞生于游戏并得到游戏的滋养，音乐和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从宗教争执中派生出来的词语和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形式，战争规则、贵族生活的习俗也建立在游戏类型之上。因此，我们必须归结起来，文明在其最初的阶段是一场游戏。但它并不像婴儿脱离母胎一样从游戏中分离，它作为游戏在游戏中升起，并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在这里，赫伊津哈难道不正是将人类的文明史描绘成了一部充满着游戏精神的心态史吗？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虽然赫伊津哈如此肯定心理学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极为重视精神与心态的微妙影响，但他对当时非常盛行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却显得不屑一顾。尽管他的游戏观念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可是它们在赫伊津哈的书中却毫无体现。对此，有学者指出，是由于弗洛伊德理论对“性”、对“幼儿欲望”的强调，违背了赫伊津哈宗教观念中对个人隐私的尊重而触及到了人的内心深处，因而在本质上触犯了他的基督教道德观。从他的个人信仰来看，此见似有可取之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理论所侧重的是对个体心理的解析，而赫伊津哈关注的则是社会大众的集体的心理结构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两者的区别，也就是现代西方史学中心理史学(或精神分析史学)与心态史学两大流派的分歧所在。同时，在赫伊津哈的历史观中，心理因素只是构成文化形态、历史形态的诸多要素之一，“心理认识可以理解为历史的特定形式中的一个方面”，但在内在心理因素之外，我们还不应忘记人类外在的社会性，“历史学不仅关心从内在使人整合为一体的其行为的心理原则，还关心那些将人与人相联系的因素，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也难怪他会对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敬”而远之。在这里，我们无须赘述赫伊津哈对弗洛伊德的态度，他对时代精神深刻而敏锐的捕捉和对历史心态的前瞻认识，其本身便足以证明其独到的历史视野和对现代西方史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