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环境主义的盛世危言与末日诅咒

　　我想对九十年代以来的“非学术性环境书写”做点话语分析。所谓“非学术性环境书写”，指的是拟想读者是受过基本教育的公众，而非专家。除了学术专著以外，写作的体裁可以是任何形式，从政论、新闻式的调查报道到大众科学和文学，而且多种形式常常同时运用于同一作品中，以相互渗透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关于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公共话语。与西方始于六十年代的同类读物一样，关于环境危机的写作都具有强烈的盛世危言特征，有意无意地将属于空间现象的生态环境置于时间性末日启示的叙事框架内。环境主义的盛世危言是对“跨世纪”发展主义的正面挑战，将后者的抽象时间意义还原为物质空间的灾难景观。作者或叙事主体从个人对“忧患意识”的体验理解出发，以不同的立场和判断或陈述预警的启示，或发出绝望的诅咒，或反讽时代的荒唐。
　　徐刚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国：另一种危机》可以说是这种盛世危言的早期代表作。作者给引言加的副标题是：“一九九三年岁末，黄河决堤”。这一“春秋笔法”却马上引出现代的诗意书写：
　　日历一张一张飘落。
　　我们正在走向世纪末。
　　从现在开始到二○○○年的时间序列上，乐观与悲观交叉，失望和希望杂陈，东西半球的世纪末心态将披上各自的文化色彩，本世纪的最后岁月不会寂寞。
　　读这样的引言，让人想起的是波德莱尔和鲁迅。但是我们读不出任何戏仿甚至有意的模仿，作品的确是一本洋洋四百余页的纪实体环境主义政论，而不是诗。所以有意义的问题不是艺术评价，也不是文体杂交本身的优劣与否，关键问题是书写的修辞性姿态所揭示的思维定势或话语承袭。在世纪末写中国的环境问题，要想写出某种深刻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要想触动国人的末日记忆，恐怕最有力的修辞姿态就是从黄河的(又一次)决堤开始。然后紧接着把充满“千古”气息的灾难寓言，通过日历飘落的意象变为文本叙事，定位于世纪末，从而完成了从“寓言”到“预言”的过渡。这本书的首页就给世纪末心态披上了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
　　不知为什么，徐著问世后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十分有限，起码在公共舆论空间没有引起有意义的议论，尽管这本书很可能是第一部将环境问题置于社会—自然双重生态框架内讨论的非学术性著作。具体原因不论，任何一部以末日灾难为叙事范式、同时又对现实问题广加揭露鞭笞的纪实政论著作，其冲击震荡对处于巨变重组中的社会，都可能不堪负荷。实际上正如书名所指，《中国：另一种危机》是从生态环境角度切入讲民族生存这么个天大的问题，其中牵涉到大量的人口、资源、发展、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问题，需要进行缜密的分析论证才有可能接近问题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作者显然缺少相关学科的理论训练和操作层面的实际经验，只能以诗人的一腔忧患意识来诠释书中罗列的大量现象，可以说是情有余而理不足。海内外严肃的环境主义著作的作者，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训练(当然包括自修)，他们面对公众写作只是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思考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普及化。从“五四”到九十年代初，专业知识准备不足的作家凭着一腔热血不断进行“中国……危机”式的写作，实在勉为其难。这一人文精神传统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想批评作家个人，而是要引起人们对“忧患意识”背后存在的末日感的注意。其实，作家怀着某种“世纪末”心态从事文学创作，可以产生思想深刻的不朽作品(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应该是我们熟悉的例子)。问题是，文学写作是非常个体化的精神活动，其价值不以“客观真实”为最终标准(因此也应该享有高度的创作自由)；但凡以“客观真实”为评价标准的写作活动，写作者就必须考虑自身的道义约束与客观效果。
　　这里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有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耕地的流失，作者也参考了一些专业资料，引用了几位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学者(如曲格平、何清涟和莱斯特·布朗等)。文章结尾处，作者在总结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三个参照点之后，是这样为中国的生存现状定位的：
　　第一，中华民族早已不可挽回地越过了国土正常承载力；
　　第二，我们正向生命支持系统的总崩溃步步逼进；
　　第三，距离中国崩溃的生死界限，人口是三四亿，时间是十五——三十年；
　　第四，最乐观的预测是：人口可能在这条生死线上停步，亦即中国有可能免于崩溃，而长久地在生死边沿挣扎。
　　作者的依据是可以讨论的，主要引用布朗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末日审判式的文字，恐怕只有自视为“狂人”的诗人才会拿出来发表。“狂人”的“千年审判”是礼教吃人，但鲁迅还是让他喊了声“救救孩子”；这位“狂人”的后嗣却仍不甘，下了末日审判后还要加上这样的地狱封条以结束全文：
　　中华民族曾历经诸多劫难，但没有哪一次如此危重。无论是十年“文革”浩劫、三年人为大饥荒、四年国共内战、十五年抗战、多年军阀混战，还是远溯至绵延十四年蹂躏十七省的太平天国战争，都无非是争论土地、人民和权柄——极而言之，旗帜可易，山河不变。遍览历史，无论多么可怕的劫难，都不像今天这样毁掉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
　　当年鲁迅在他想像中的铁屋子里，对是否应该叫醒那些沉睡将死的人还曾思考过道德责任问题——而且仅仅是为了应不应该写一篇小说。世纪末的反思呐喊与用上帝或魔鬼的声音诅咒，两者间质的差异在尼采的末日学说中已经清楚了。但在又一个世纪末来临时，它们却居然仍可以通过似乎是同一个古老的“忧患意识”发言。
　　这里首先牵涉到立场和判断问题，两者在表面上看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被误导的判断导致立场的偏差，同时错误的立场则误导判断。这样的逻辑关系必须假设理性的存在，但抽象的理性就同可以任人借用的“忧患意识”一样，具体到个人的判断时最终还是受制于立场。这里不便评价上文作者的现实政治立场，我想讨论的是“忧患意识”的道德立场：判断主体是以什么叙事身份或话语姿态面对末日灾难的？我们不妨通过莫言的《酒国》做一对比。
　　世纪末文学描写社会—生态污染腐朽的传世之作，首推莫言的《酒国》(又名《酩酊国》)，甚至莫言的主要作品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吃喝拉撒来勾勒汉民族“心灵史”的(其“脏”与张承志的“洁”可看做殊途同归之两极)。以“吃”或大众消费论社会—生态污染，《酒国》的双叙事之一(即酒博士李一斗写的“故事中的故事”)从极度饥饿和产生的幻觉写起，通过“肉孩”的生产、加工和消费，到以后的全驴宴与燕窝的滥采绝迹，完成了一个对整体生态系统的暴殄自食的灾难寓(预)言。如此深刻的末日想像却又不是发自一个全能的上帝，不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他人的”世界进行末日审判。恰恰相反，作者强烈的反讽意识指向的竟是末日叙述者本人及其在尘世间的英雄化身——侦察员丁钩。作者竟让丁钩在疯癫状态中去扑救一个幻象中的“麒麟送子”，结果自己跌进粪池，以吞食酒国人上吐下泄出来的酒肉而“舍身”。现代中国小说从救孩子于被吞噬的呐喊声始，于《酒国》走到了道德英雄主义的尽头。最后，连小说中的作家莫言也被灌得酩酊大醉，烂倒于全驴宴上。经典叙事中的诗人狂狷与礼教吃人之对抗，就这样被那属于生态物质并污染社会生态的酒精而稀释剥离了。这是酒疯对诗狂的瓦解，是告别文化道德整体观重返物欲底线的又一次离经叛道。《酒国》的“低”视角所还原的是一个远为古老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瞩目，其创新就是“复古”：肉食者，食肉而自食耳。
　　其实要讲审判和诅咒，莫言更“恶毒”——这是实验性严肃文学应该允许的。关键是叙事意识的自省，审判者本人的身份定位。在这个远为复杂的现代社会，古代那种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的智者早就没有存在的条件了(况且那时的智者其实是像诸葛亮那种经过文本加工的形象罢了)。忧患意识本是一笔宝贵遗产，切不可拉来当虎皮以冒充上帝。
　　澄清了末日话语的认识与道德立场问题，我们有必要再反省判断的意识形态特征。九十年代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民族生存的高度，引进知识界广泛关注的事件，应该首推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发问。针对布朗的问题，技术与政策层面的讨论居多。孔宪铎先生后来把其中一些重要的文章和少数不是针对布朗的相关论文一并收到了他编辑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里。这本书的十余位作者都是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曾在中国政府任职的高级官员。作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认真分析了布朗的论点与估计，编者的结论是布朗做出的“是一个很悲观的估计，漏洞很多”。但编者同时就中国部分农业专家开口就说“中国养活中国”而指出，“这个估计也许太过乐观，但不是不可行”。多数作者其实就是要超越以上两种态度，以实证的方法提出建设性的反驳与评估。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对几十年后的情况做出准确的估计，但同时又必须对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做出审慎评估，并从此出发寻找一条尽可能合理的发展道路。所以布朗事件的积极意义并不在他的估计和数字，而在于他提出的预警引发了决策者和专家的关注，同时也提供了试错求真的机会。
　　但是，布朗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层面，无意间卷入了当时“中国威胁论”的地缘政治漩涡，也刺激了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反弹。这只是再一次证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脱离历史语境的学术研究。布朗对“中国威胁论”的无视，特别是他在《谁来养活中国》引起争议后继续无视这一现实，反过来也削弱了他盛世危言的实际效果。但在此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背后，环境主义话语的末日叙事，也是引进种种“误读”的一个原因，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判断的意识形态问题。“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命题，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生态学问题，因为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极限是无法用数字精确计算的。环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表述与叙事话语，就在这一点上从科学走进了宗教，从经济学步入了哲学。当代西方的环境主义话语继承了犹太—基督教千年末式的叙事以喻世劝人。这种对现世的悲观既是其批判力的渊源，也为其末日预言设下了尴尬的陷阱：常常是由于人们接受灾难的预言并赎罪自拯才有可能避免灾难的真正出现。但布朗毕竟是搞经济学的，忘不了用“科学”的数字来充填他的理论叙述框架。他的推算是，当二○三○年全球人口达到八十亿时，需求的膨胀将远超过谷物净出口国的能力。这只是从理论上讲，因为当危机恶化到这一步之前，出口国为了稳定国内市场必然已经限制以至禁止谷物出口了。这时，所谓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说得更透彻点，二○三○年只不过是个假想：当匮乏不可逆转时，惟一的结果便是基督教《启示录》加马尔萨斯所预言过的“世界末日”。
　　在稍后出版的《艰难的选择》首页，布朗开宗明义，这样写道：“本书的主旨是要指出，食物匮乏将决定我们刚刚开始的这个历史时代的进程，就如刚刚逝去的那个时代中意识形态冲突主导了全球格局一样。”布朗的整个理论，可以说是以新马尔萨斯经济学与人口论为出发点，经过环境主义预警式叙事结构的再组合，将“食物链”所隐含的“物竞天择”原则与“适者生存”的当代地缘政治关系重新拼接，为中国也为人类勾勒了一幅残酷却又逼真的图画。就其无意间所揭示的国际关系中的伪道德而言，布朗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彻底。在现时的背景下，生态环境与地缘政治关系及资源占有分配方式是分不开的。所谓“食物承载能力”首先是一个生存政治话题。也正因为布朗的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他的生态环境观相应地缺乏理论批判力度，忽视全球环境危机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就个人来讲，政策干预和理论批判也许无法两全。但就学说来看，后者的不足势必削弱前者的道德权威。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环境主义由于其空间上的“超时间”、“超历史”、“超国家”的认识与表述框架，一方面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全球性共识，对现行的国际霸权秩序进行挑战；另一方面这种“国际主义”也会无视地区间与国家间的差异，而演变成另一种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笔者的看法是，布朗本人对中国似无根深蒂固的恶意与偏见，“威胁论”的效果乃大环境使然。但恰恰是这种“无意间的真实”才使讨论更有意义。
　　令人欣慰的是，布朗事件正在成为历史。经过几年时间的发酵，他的盛世危言已经带来了积极的效果。陈百明等人最近出版的《谁在养活美国》一书，从正反两方面回应了布朗，对美式消费方式以及支撑这一消费方式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体系予以揭示，同时强调中国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也是布朗先生的期望。盛世危言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就如世纪末情怀可以促人反思一样，只要不是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发出危言耸听的末日审判。
　　环境意识在当代中国的日渐上升，当然离不开政府的立法和宣传以及民间组织的参预推动。但是正面的倡导常常不像反面的教训那样具有震撼警醒效应。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比得上一九九八年的世纪大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面积地普及了环境意识。之所以出现这种难得的正面效果，大众媒体的连续性地毯式轰炸无疑起了传播上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环境问题终于上升为关系到大家的事。毕竟今日的江山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的。在中国除去“江”和“山”，“天下”还能剩下什么呢？
　　本节开始处引用了黄河决堤这一意象，我想借长江来结束本文：
　　中国的人口问题、农业粮食问题、环境生态问题有可能汇合成为某种突发力量。潜在的危机很可能像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水那样，以一次又一次的洪峰，到处寻找沿江大堤的薄弱环节而冲突、蔓延。由于环境、经济、社会问题有着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失衡的体现将不仅仅是自然灾害，也可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时时敲响警钟，对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总是有益的。
　　这段文字登于《畅销书摘》一九九九年第一期的“热点透视”栏目，是介绍郑易生等著《深度忧患》的编者按。与所有本节讨论的书名一致，书摘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下面有一张图片，拍的是像海浪一样的沙漠。
　　我不知道中国今天还有余力读书的普通读者的数字是多少。但“深度忧患”得以成为“热点”而“畅销”的那一天，黄河长江想必一定清澈温柔，把诗人的末日情怀冲得干干净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中国：另一种危机》，徐刚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谁来养活中国》，孔宪铎编，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版；《谁在养活美国》，陈百明等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版；《深度忧患》，郑易生等著，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