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阳光何日拥抱这一对战士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论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争双方主帅主要是周扬与胡乔木。一九九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等回忆胡乔木的文章汇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九九八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蒙、袁鹰主编的回忆周扬的文章汇集《忆周扬》。看了这两本书后，觉得这两个人的形象越来越真切、鲜明了，不觉产生了很多感触。
　　胡乔木早年在清华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后到延安，从一九四一年起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跟随毛泽东转战多年，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亲历了中国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道路。他政治阅历复杂，政治经验丰富，政治见解深刻，被称为“中共中央大手笔”和党内理论权威。
　　十年内乱中胡乔木也受到冲击，坐了若干年冷板凳。邓小平复出后，他得以再返政坛。在复出的政治上升期，他身处于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权力中枢，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做出了努力。由于胡乔木长期主掌意识形态，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争议的话题。
　　杨尚昆在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中说：
　　乔木参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他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
　　……他研究问题非常深入细致，修改宪法时为了加强人民民主，尊重人民权利，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从第三章提前到第二章，在他指导下，对世界上一百一十一个国家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结构安排做了调查统计。他对文辞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稿，他都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
　　如果说杨尚昆的文章是从大的事情方面讲胡乔木的，那么胡乔木的老朋友季羡林的文章则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反映胡乔木的为人为事。季羡林文章写道：
　　一九八六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的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
　　季先生的文章还提到了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胡乔木封为“左王”，他不赞成，觉得乔木是冤枉的。季羡林因不是“此道中人”，所以，他的评述更富有他个人与胡乔木几十年相交相知的感情色彩。事实上，的确有人对胡乔木有些议论。对此，胡乔木本人心中也很清楚，他在晚年的一首诗中提到有人送给他鲜花，也有人掷给他青蛙。
　　胡乔木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多年，一直都在探索如何领导好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那种政治上的敏感性和责任心也就十分突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不表态。另外，他对其他方面工作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据卢之超在《回忆乔木》一文所讲：
　　在讨论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经济方面一个重要方针问题他同胡耀邦同志发生争论。耀邦几次坚持要写上他的主张，乔木再三声辩，最后急了，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讲话，这是代表中央向党的代表大会做报告，如果你一定要写，我得请示小平、陈云等中央其他同志。耀邦这才冷静下来，说不要急，我们好好商量。当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都在场，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也为三中全会以后能有这样的民主空气而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在开会时如此尖锐、坦诚地讨论和争论问题，以后再也没遇到过。乔木的正道直行，也表现了他的书生气。在三中全会以后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还可以，终究是他以后与上下左右发生诸多矛盾、招惹诸多议论的重要原因。
　　卢之超文中提到的乔木的“正道直行”、“书生气”诚然是较多地给他招惹了议论。只是由于胡乔木的地位，他在世时，有些议论还上不了台面。
　　胡乔木一生爱惜才子，愿意与学界交流，他敬重钱钟书、季羡林、李慎之等人的学识，也深憾自己没有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虽然他有固执己见的一面，但又深知平等讨论的重要。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多年，可以说也深受“左”的错误困扰多年，他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苦恼。
　　在新的历史时期，胡乔木对“左”的危害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发挥其理论家的长处，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反思“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危害，注重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求避免“左”的错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在他不再担负领导职务和摆脱具体的是是非非后，这种思考就越发深刻。
　　他在晚年，由于比较超脱，更注重在总体上、客观上考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以他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章特别值得重视，这篇文章就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是他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月间在美国访问时所做的学术讲演。晚年的胡乔木对此问题有如此理性和深刻的思考，殊为难得。有一位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勇气。”(常念斯：《老泪纵横话乔木》，《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周扬，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三十年代长期担任中共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建国后，周扬一直在宣传文化、文学艺术领域担负领导职务。在风雨变幻的五六十年代，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这种紧跟政治气候的工作作风，使他讲过错话，办过错事，伤害了一些人，或者说一批人。十年内乱，八载囚徒，经过苦难洗礼的周扬，在他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之后，但凡有机会，便向那些遭受苦难的文人秀才忏悔道歉。十年内乱彻底改变了周扬的精神世界，与过去风格迥然不同的周扬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在深刻总结并一再忏悔所犯“左”的错误的同时，开始比较超越地独立思考和提出一些尖锐的现实性理论问题。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积极参加真理标准的讨论，挺身于时代潮流的前列，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和思想解放的历史意义，在事实上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一名积极的号手。周扬后来遇到的麻烦也来源于他独立思考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和原则。周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在当时被许多人所理解和尊重。到后来周扬病逝，人们理解和敬重的情感也愈益加深。这种历史的变化，现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龚育之撰文说：“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百年潮》，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王蒙写了一篇《周扬的目光》，起初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文字不长，但极其耐读，寓意深长。这篇文章也收到了《忆周扬》一书中。王蒙文章中说：
　　一九八一年或一九八二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我听照例的周扬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周扬同志说到当时某位作家的说法，说是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说，大概在某些作家当中，把他是看做政治家的，是“不讲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当做艺术家的保护伞，是“自由化”的。说到这里，听众们大笑起来。
　　然而周扬很激动，他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实实在在的眼泪，不是眼睛湿润闪光之类。
　　也许他确实说到了内心的隐痛，没有哪个艺术家认为他也是艺术家；而真正的政治家们，又说不定觉得他的晚年太宽容，太婆婆妈妈了。提倡宽容的人往往自己得不到宽容，这是一个无情的然而是严正的经验。懂了这一条，人就很可能成功了。
　　新时期以来，周扬对于总结过去的“左”的经验教训特别沉痛认真。也许是过分沉痛认真了？他常常自我批评，多次向被他错整过的同志道歉，泪眼模糊。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特别注意研究有关创作自由的问题，并讲了许多不无争议的意见。
　　确如王蒙所言，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不少人痛定思痛，面对周扬老泪纵横的一再忏悔，原谅了周扬，理解了周扬，也更加尊敬周扬；但也有人提起周扬，就想起过去的伤害，难以平抑住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怒火，甚者提起周扬也不乏“破口大骂”者。从青年文艺评论家李辉访问过的一些人的回答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读书》杂志曾发表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作者忆起了与乔木交往的往事，感叹甚多，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近年来偶见报刊书籍中有人提及这件事，有的人谈起来躲躲闪闪，让人不得要领，倒是这场争论的旋涡中人王若水不怕势单力薄，一直旗帜鲜明。他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中对常念斯文章的观点有所发挥，他写道：“胡乔木自己观点是变来变去的，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人道主义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对这个问题胡乔木的态度有几次变化。最初他表扬汝信文章，就是鼓励讨论的意思。周扬讲话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可是，汝信文章和周扬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什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除了这篇文章外，还看过王若水若干文章。关于与胡乔木争论这个问题，他还曾专门写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书，细说来龙去脉。看得出王若水是非常认真并用了很大气力写这部书的，读了让人了解了许多内情，也看到了王若水苦苦申辩的努力。
　　对胡乔木与周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争论，思想理论界许多老前辈都极为关注，也许他们才是“此道中人”。因为这件事本身不仅仅是乔木和周扬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理论风云的变幻。同样也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鲜明的见解，他在《记住温济泽的最后留言》中说道：
　　温济泽同胡乔木有几十年的密切关系。在怀念乔木的文章《良师·益友·同志》中，他觉悟地回忆了他同乔木结识的过程，从延安一直到社科院。文中写到乔木如何惊讶他被打成右派，并与廖承志一起设法挽救过。……文中说了一句：“像对许多人一样，我也看到乔木同志有些弱点和缺点，但是更多看到的是他的优点和长处。”一九九八年十一期《炎黄春秋》刊载的《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一段曲折》中，他终于写到胡乔木的弱点和缺点：“乔木谈话变来变去，有时做事令人难以捉摸。在理论务虚会上，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他同大多数人意见一致，而当讨论热烈展开后，他的态度就有些变化了。”文章中还谈到，他听见乔木说过，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他还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他向研究生院传达过乔木的这些说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我不好直接去问乔木，但暗自下了决心，还是应该独立思考，再不随便盲从他人了。
　　李锐在《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一文中提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说：“这些‘准则’写得多么好。可是十八年来，这些‘准则’实行得如何？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多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准则》了。”(《解冻时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301页)李锐是个敢讲真话、实话的人物，他讲这个话当然很有分量。从文中不难看出李锐对周扬事件的不平和感叹。于光远并没有参与这场争论，倒是胡乔木因这件事找过他，希望于光远能帮他的文章提些意见，“多多益善”。于光远意见倒是提了，但并没有赞同胡乔木的观点，而是站到了周扬一边。于光远在《周扬和我》长文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的长文中也提到了此事，他讲道：
　　一九八三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做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我以为，不管总结得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完全对，这是他试图对过去文艺批判和理论批判中一些重大问题所做的一个总结，其中包括对他在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和在一九六三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上批判人道主义所做的反思。他特别说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他这个报告，连带他一九六三年《战斗任务》中关于异化的观点，引起了争论，受到了批评。一天，我上他家里去看望他。他关心他的一封说明情况的信，是否送到了收件人手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不赞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抑制不住激动，眼中含着泪光，说：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认为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从龚育之的文章中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出，后来乔木对这场争论也有悔意，乔木感到“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但不知道周扬有没有听到乔木的感叹。周扬到死似乎也不明白其遇到的麻烦的症结所在，只是一遍遍讲，“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周扬、胡乔木在世时，他们的朋友们希望乔木给周扬诗中说的“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这样的美景出现。但很多人都不知怎样能帮上忙，也不便轻易卷入争论中，只能像于光远那样到周扬家看看，陪他聊聊天。但事实上，重病缠身的周扬难有这诗一般的心境了，也无法再享受这“拥抱”的激动了。这的确是“一对战士”很大很大的遗憾。
　　乔木和周扬都经历了漫长的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他们对某种问题正确和错误的理解会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也会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正因为都“嫉恶如仇”，在其各自的人生历史上也都留下了自己的闪失。周扬对自己的过失，诚心诚意的忏悔，甚至泪流满面；乔木对自己的过失，也有认识，但表现的有些含蓄，比较委婉。这也许与他的性格有关。
　　现在看，乔木在这场争论中是不是确实“过分政治化了”还有争论，这场争论也许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关？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周扬和乔木都先后去世了，对这个问题后人可以更心平气和地讨论了。这样也许更有助于这一对战士的拥抱。龚育之也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为好。”
　　好在今天我们的实践在发展，认识也在发展，人们大多能心平气和地争论一些认识的不同，这不管怎样讲都是一个进步。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杨尚昆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版，28.50元；《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