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常恨言语浅岂如人意深

　　巴赫金无疑是当今一大思想家，对他的研究，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曾经不止一次浸淫在巴赫金的世界里思索，一种感觉始终在我心头萦绕。巴赫金似乎始终未能道出他实际上最想说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说，他并未能彻底表达自己，而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空白。
　　巴赫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言说。但他生不逢时，在他开始有了言说欲时，一个言论自由、怪论叠出、蓬蓬勃勃的自由思想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风声越来越紧；舆论越来越带有杀伐之气。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像他的前人那样畅所欲言、酣畅淋漓地表达自我了。
　　岂止巴赫金一个人是这样！号称俄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俄国形式主义狂不狂？狂。在其极盛时代即二十年代早期，据说俄国凡有港口的地方，便是奥波亚兹成员的栖息之地！可那又怎么样？曾几何时，不是连它的执牛耳者什克洛夫斯基，也写了“悔过书”——《一个科学错误的纪念碑》吗？
　　列夫·托洛茨基怎么样？本名勃朗斯坦的这个人，真乃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与列宁一起，把个俄国搅了个天翻地覆。影响了二十世纪整个人类生活的十月革命，可以说就是出自他和列宁两个人的大脑。托洛茨基不是不能说，而是太能说了。就其天性而言，他更像一位作家，而不是革命家或行政领导人——尽管他在这些方面同样功绩辉煌。托洛茨基是历史上罕见的真才子、大才子。他去世后，光全集就有几十卷之多，其他未及在生前出版的著作、文章、文件及档案等，大约也相当于几十卷之数。被流放阿拉木图之时，光他的私人档案和文件就装了好几卡车。他一个人在国外长期领导组织松散的反对派，其机关刊物——《反对派通讯》，实际上每期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文章，几乎都是他一个人的手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力旺盛，演讲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做起文来倚马可待，为文不择地而出的大才子，不也被迫流放、被迫住口了吗？
　　还有高尔基。革命前就已腾名世界文坛，拯救灾民和知识分子，稿费多得足以在家里供养一个连的食客，爱才如命，被文坛各派人物视为“北斗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高尔基，迫于时势，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假话、说违心话。面对革命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其他话语，都不得不噤声、都不得不住口，否则，批判的武器就有变为武器的批判的可能！不是就连素来桀骜不驯的维·什克洛夫斯基，也认错了吗？不是就连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们，也被当做犯人押上了审判庭？对他们的审判，以莫斯科大审判之名，向全世界公布。老布尔什维克们纷纷落马，当着全世界大惊失色人们的面，认罪、服法，可以说是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当年的赫赫威名、不朽业绩、千秋功业，谁还能想起？！
　　真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纷纷然，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震撼世界的革命领袖转眼成了阶下囚、人民公敌。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片寂静、寂静一片。
　　身患骨髓炎已成半残废的巴赫金在被流放之时，“狂飚突进”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已沉寂、不复与闻了。
　　巴赫金把“说”的欲望深埋在心底，在潜心寻找着可以使他突破重围的突破口。
　　终于，一个历史人物跃入他的眼帘——拉伯雷。好一个披着教士外衣的思想家，他居然能亦庄亦谐、嬉笑怒骂地把粗俗当做武器，将官方文化的铁壁，楞是冲开了一道缺口，让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透进来。好一个聪明的拉伯雷，在他口中，什么东西都可以被他用作武器。别人羞于启齿的东西，到他口中，都全无遮拦，一泻如注、浑无忌惮！于是，宛若铁壁铜墙一般的中世纪官方文化，在拉伯雷的轰击下，城堡坍塌了；天地易位了；生命——被禁锢的生命——从石缝中、从地底下，蓬勃怒放而出。于是，在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废墟之上，一个顶天立地的新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人，带着理想、带着尊严，站立了起来——“举目天地外，无我这般人！”
　　拉伯雷——一个给了巴赫金以灵感的人物！
　　由拉伯雷，巴赫金思维的触角，向人类的更早期探去——于是，一个个洋溢着民主自由气息的时代，呈现在他的眼前，在启发着他的思维。他开始认识到：一个文化昌明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时代。相反，凡是反动的历史时期，总是伴随着思想的专制和言论的无声。
　　“万马齐喑究可哀！”
　　巴赫金想要冲破的，就是这“万马齐喑”的时代！
　　当然，在走向拉伯雷之前，巴赫金到的第一个驿站，是柏拉图——对话体的开先河者。对话给巴赫金的启示，是“我”与“他者”的共在。“我”由于我的所在而必然有所局限，只有他者的存在，才能弥补我的不足。所以，要想求得真知，只有把他者当做真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才有可能。真理是对话性的。真理存在于“我”与“他者”之间的“黄金地带”。“我”的知觉剩余只有结合了他者的“知觉剩余”，才能使真理显现。
　　巴赫金到的第二个驿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使巴赫金感兴趣的，不是这位俄国思想家兼作家的宗教哲学思想，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复调性”、“双声话语”、“对话”及其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话语中，往往交织着他人的话语；常常是在同一句话里，可以听得出一个集体的声音、听得出整整一个合唱队的轰鸣声！这样一来，巴赫金尽管也以解剖语词为基点，但他却穿透语词，一下子带领我们进入了意识层面，使我们意识到：即使是使用同一个语词，但不同人赋予同一个语词以截然不同的语意，因此，话语，从本质上说，一开始就是对话性的。
　　比方说，“文化”这个词儿。在高尔基心目中，所谓文化及所谓的“有文化”，在于人的内在修养、历史传承、古典教育等等。但在三十年代初的前苏联，为了千方百计笼络高尔基以为自己张目，官方对文化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把许多城市其中包括高尔基的家乡——下诺夫戈罗德——都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高尔基“逃名”如逃命。且看巴拉诺夫所著《高尔基传》一书的评述：“中央文化和休息公园要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多么费解、多么难读的词组！是什么意思呢？中央文化和休息公园……多么荒谬呀！索利列尼基公园，很明白。海德公园，一九○七年他在那儿散过步，也很清楚。可为什么‘文化’必须‘落巢’于公园，好像到保护区一样，难道在家里和电车上可以没有文化吗？”
　　按高尔基的社会构想，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生存：“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渴望自由的愿望与纪律结合起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一种社会理想。总之，人要向高飞向前进。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却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可以“飞碎木片”！
　　于是，悲剧不可避免！
　　高尔基的困境，也是巴赫金的困境！
　　在巴赫金时代，官方话语已经确立了其大一统天下。这个时代已经大不同于前此的八国四方、五音杂鸣、多声话语、嘈嘈嚷嚷、纷纷扬扬的那个白银时代了。
　　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本来有望取代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所留下的空白的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只因在会上大谈特谈天才、作家的职业素养，又因为被布哈林这个某人眼中的宿敌大力表彰了一通的缘故，而被贬入冷宫。
　　但也不尽其然。
　　巴赫金的理论，建基于话语之上。话语，是把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惟一纽带。在话语中，我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话语中，我们成其为人。巴赫金理论中的所有核心概念，都以话语为中心，通过话语、借助于话语而构成。对话、复调、双声话语、多语共存、狂欢化……都是话语的表现形式。巴赫金的狂欢化乌托邦，是一个人人都当家做主、人人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生活中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了；世界的内外在界限消失了；把台上台下隔开的那道无形的墙不存在了；人们仿佛脱下了标志身份尊严及其等级的各类服装，而裸身相向，于是，世界重归混沌；人类得获大同；这，难道不就是瓦·索洛维约夫、维亚·伊万诺夫、安·别雷、德·梅列日柯夫斯基等人梦寐以求的“公众性”(соборнностъ)又是什么？难怪安娜·阿赫玛托娃会说，巴赫金那套理论，在她听来一点都不新鲜，早在巴赫金前十年，她就从维亚·伊万诺夫口中听到过了。维亚·伊万诺夫，白银时代著名的“塔楼”的沙龙主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真正传人——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谈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甚至有人说狄奥尼索斯本来就是一位斯拉夫人的神。巴赫金谈狂欢化，其实就是在谈文化的生态学，延续的是维亚·伊万诺夫等一脉相承的传统。
　　曼德尔施塔姆，一个并非勇者也非斗士，手无缚鸡之力，颇有些女性化的诗人。然而，历史却选定他来充当自由祭坛的牺牲品！他的全部诗作，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世界文化的怀乡病，对世界文明史的眷恋。而阿赫玛托娃又当如何呢？在她生前，就不止一个人指出：她总是在怀恋过去，总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她最重要的代表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把视点移到了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开端——一九一三年的俄国。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九一三年是个什么年代呢？现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九一三年的俄国，国力强盛、粮油自给，俄国有了自己的巡洋舰、破冰船，全国公路铁路网健全，雄心勃勃的尼古拉二世，还想要铺设直达阿拉斯加的地下隧道！一九一三年，是俄国现代派诗人们的狂欢节。在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彼得堡第一家艺术家咖啡馆——“狼狗”开张，而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家咖啡馆里，迎来自己的成名日的！从那以后，她如日中天，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女诗人。此后，每当她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困顿之时，她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俄国和俄国文坛。这，成了她的心病。回忆过去，总是由于现在的不如意。文化专制毕竟不如文化多元。发展新文化岂能靠彻底毁灭旧文化为代价？所以，说是回忆，其实是对文化价值的反思。
　　布尔加科夫呢？在现实生活中，他作为一个作家屡屡被官僚主义的铁墙碰得头破血流。文化在受难。于是，他写了《自卫军》、写了《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写了他的代表作《狗心》、《不祥的蛋》。在现实生活中，他未必能畅所欲言，往往是话未出口，先自住口。但他又怎么能不发一言呢？得说！于是，有了《大师和玛格利特》。在这部作品中，他学习但丁的笔法，借助于子虚乌有的恶魔撒旦形象，把现实生活中种种丑陋现象，鞭挞了个够！魔幻手法的引入，使他如虎添翼，得以引入永恒视角，借以反观现实、批判现实。他成功了！《大师和玛格利特》战胜了时空，征服了专制，成为笑在最后者！
　　还有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前，他说自己已经死无遗憾了，因为他毕竟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日瓦格医生》。谁不知道这部小说写的恰好就是如今所谓的“白银时代”。这同样也是一部怀旧之作，同样也是一部从抽象永恒的道德伦理观出发审视和批判现实之作。如果我们相信爱德蒙·威尔逊的解说，拉拉是俄国文化女神的象征的话，那么，小说中三位男性主人公——科马罗夫斯基、日瓦格和帕沙——代表了争夺文化女神的三种社会势力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断言：小说写的，也是对文化命运的反思，是对文化自由时代的一曲悲壮的挽歌！
　　巴赫金可以高呼：吾道不孤了！
　　在巴赫金笔下，狂欢节文化，是生活在铁桶一般的中世纪人民，偶尔得以窥见自由的天窗。在这一自由时空里，人们终于得以摆脱身份、地位的束缚，实现普天之下人人皆为兄弟的梦想。这是对未来的期冀，还是对过去的怀恋，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张扬了一种价值，一种与当前此在绝不相似的价值，让人们知道：应该有一种东西，应该有一种能让人自由呼吸的空气。
　　表达出这样一种意愿的巴赫金，其实是以学术的语言，说出了一代人的理想。
　　学术、纯客观的学术，是从来就没有的。文章合为事而作、合为时而作！
　　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永远都会朝着自身的愿望发生偏转的。
　　这，就是巴赫金在其著作中，想说而终未明说的那句话！
　　一九九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