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你的“奥秘”中是否有我？

　　贝蒂·弗里丹——我喜欢这位今年已经七十九岁高龄的老太太。
　　但贝蒂如果听我称她“老太太”，一定十足地不高兴。当年她的朋友为她举办六十岁生日聚会，她却“差点杀了他们”。“……那次生日聚会后我沮丧了好几个星期，我不能面对自己已经六十岁高龄这个现实。”——当写出这段话时，她已超越了面对老年的恐惧，正像她当年勇敢面对并勇于揭穿自己身为女人的困惑。
　　贝蒂不愧是一位善战的斗士，你总能在“前线”最需要的地方找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音。她和同时代的女人一起，纪录了半个世纪以来走在时代前沿的女人们艰苦卓绝的探索历程，还有她们自己亲手创造的美丽生活。
　　贝蒂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一九四二年毕业于史密斯女子学院，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修了一年心理学，曾先后在美国的几所大学任客座教授。大学毕业后，尽管她有高等学历并且受过专业训练，却首先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女人一样，她的生活充斥着车子、孩子、别墅、郊游……衣食无虞，自在安逸。可她却不甘安逸，对这种“丧失自我的生活”无比烦恼，并且从自己的烦恼中看出了女人们共同的烦恼，因此写书呼吁所有的女人和她一起反抗。
　　反抗什么呢？
　　起初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好称它为“不可名状的困惑”。自一九五七年起，她开始做长期细致多样的社会调查，当终于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见识公诸社会，告晓天下，因此有了这部《女性的奥秘》(简称《奥秘》)。
　　《奥秘》于一九六三年发表，为美国乃至世界性的新女权运动拉开了序幕，被看做是当代继《第二性》之后又一部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著作。与《第二性》不同，它不是从理论出发，也不服务于任何政治目的，它是一部地地道道、彻头彻尾从女人中来、为改善女人的生活处境而写的书，说是“心声”，并不过分。
　　书的开篇这样坦言：“长期以来，美国妇女心中潜藏着一种莫名的困惑。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骚动、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每个孤陋寡闻的妻子，都在孤独地与之搏斗。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在商店购物的时候，在配制沙发套的时候；或者，在和孩子共进三明治时，在驱车与童子军外出兜风时，或是夜深人静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扪心自问：‘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这其实正是贝蒂自己曾经的生活写照。与“所有”那些女人不同，她不仅这样想了，勇敢地提出问题，并且决心为“不可名状的”问题找出答案。
　　她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使像她一样的女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生活，为了让“女人都能成为更加完美的人”。
　　贝蒂与以前女权主义著述的方法不同，也不同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没有太多地引经据典，不打算让前人或什么伟大人物为妇女代言，而是让活生生的、普通的当代女人走上前台，自己说话。她用谈话、访问、问卷、座谈会等最直接的方式了解女人的问题，让她们说出自己的苦恼和困惑，并一一记录在案。
　　先从自己熟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做起。她追踪调查了从母校史密斯女子大学毕业十五年的二百位女校友。尽管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各有专长，却有89%做了家庭主妇，97%是结过婚的。她们同样怀揣着“不可名状的困惑”，多数人也像她一样不甘被埋没，在郊区主妇身份的框架内坚持自我成长。她们给她勇气和力量，“这二百名学生是全国有知识、有能力的妇女的缩影，她们的状况说明这样的妇女正在为逃离主妇陷阱而斗争，或者因为受过教育尚未完全掉进陷阱。”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批人恰好就是即将爆发的美国新女权运动的主力军。贝蒂走在前面，她是她们中的一员，她们响应了她。一九六三年《奥秘》问世，她们是它的主要读者。一九六六年，贝蒂创立了“全美妇女协会”(NOW)并做了首任主席，她们是它的主要成员。一九七○年，贝蒂和她们中的积极分子共同创建了“全美妇女政治会议”(NWPC)——就这样，一本书带出了一场运动，一个人带出了一支队伍。
　　这本书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已是八十年代末的事了。同《第二性》一样，在中国大陆此书没有得到预料中的反响。当时我曾认真考虑过这种现象，认为是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和美国妇女当时的问题有太大距离，比如，她们陷落家庭，而我们几乎全部都在社会上；她们生活优裕已无衣食之虑，我们的日子却捉襟见肘过得十分艰难；她们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以致重新丢失自我，而我们则是在远离传统的方向上丢失了“女人”……尽管当时我们的社会中妇女问题层出不穷，一时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本书的面世却于事无补，连隔靴搔痒都谈不上，不痛不痒，不见波澜。
　　又是十年过去了，面对我们走过的道路，似乎也到了可以反省的时候。再看此书，发现我们的经历与美国妇女当年的处境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有关“妇女问题”。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上普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妇女问题”。“如果一个美国妇女有了烦恼，她会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婚姻或自己本身出了什么毛病。”我们何尝不是如此，以为女人的事总是私事，从来不敢妄想在一个妇女解放了的社会中还会有什么“妇女问题”。
　　其二，我们的“妇女问题”同美国妇女的一样，都有一个相当高的起点：美国妇女是因为经济发展因此有了相当富裕的生活，而我们则是由于社会扶助因而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参与；前者给美国妇女自我发展意识的觉醒铺垫了基础，而我们的社会环境则在全面地督促女性独立自主。
　　其三，对政治以及参政的态度，有过似乎是同样的冷淡和淡漠。一九六○年，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出示的统计数据证明，三十五岁以下的美国妇女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们可以有选举权，但她们不梦想竞选公职。”而在我们这里，我也很清楚像我一类的中国知识女性多半对所谓“政治”和从政兴趣不大。三十五岁以下的女性明显地转向“生活”。当年贝蒂在写作时面临的尴尬，是今天我们这里女性杂志老总们共同的处境：“她们不愿意看你写的政论文章，因此你只能写她们能理解的小文章，什么罗曼史、怀孕、育儿、家居、衣服等。如果你刊登经济、种族或公民权利等方面的文章，就应该想到她们根本不愿意考虑这些问题。”而今美国妇女的情况已经不同以往，她们不仅关心政治积极参政，而且提出了“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新的原则——我们的状况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么？我想，是的，但不同于美国，不是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而会是在政治走向民主的进程中。
　　其四，是我们共同的“新”，前无古人。因为都是在出生时便拥有“男女平等权利”，我们前面没有可以仿效的“女人”。贝蒂这样说：“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我们快要长大成人时，许多人不知道在二十一岁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自己的未来形象——作为女人没有自己的未来形象。”我们也是“解放后”的第一代女人，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们没有榜样，因此学做男人；在走出校门面对社会的时候，“男人”是做不下去了，我们重新陷落在家庭中，身不由己地重复着历史上女人的命运，正像贝蒂她们，在受过高等教育之后仍然去做了人家的主妇。这种貌似不同却性质相似的命运，让我对我们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它的迷茫、它的坎坷——生出许多感慨。
　　面对这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我有些心惊，仿佛冥冥之中一种宿命的力量作祟，让女人终究是女人，必得在相似的炼狱中磨砺，而后活出“不同”。
　　再读《奥秘》，我有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西方女权主义抱警惕心理，相比我们自己的特殊遭遇，对它一往无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霸权倾向持抗拒态度，直到我重读这本书。贝蒂用来自寻常生活的肺腑之言打动了我，让我对“女权主义”肃然起敬，心中生出许多同情、认同和尊重。请听她的述说：
　　“一个世纪前，由于要求获得新身份，女人满腔热情地离开家庭，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个举动受到谩骂和曲解。”
　　——像不像是一个“传说”的开头？
　　突然意识到，这是全世界所有女人共同的“传说”，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无论日后我们各自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走出怎样不同的道路，起初就是这样：从几个人开始，从走出家庭开始，在谩骂和曲解中单枪匹马地踏出一条新生的小路。“她们的行动是对当时已确定的女人身份的反抗和断然否认。为了要得到新身份，那些热情的女权主义者为妇女开辟了种种新道路。那些道路有些惊人地坎坷不平，有些根本行不通，有些已被证明是虚伪的，但女人对探索新道路的要求却是真实的。……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只有不太多的女人敢于抛弃她们所知道的惟一保护，敢于蔑视家庭和丈夫，开始娜拉式的探索。”面对社会非议和女人自己的非难，女权主义者每走一步，都必须同说她们“亵渎上帝赋予女人的天性”一类的流言蜚语作斗争。“这些领导女权运动的女人，不管其社会出身和心理素质多么不同，都有超常的智力，都受过多于普通人的教育，……她们用毕生经历改变被人贬低的女性形象。”
　　她们成功了。她们艰苦的探索如今正在使全世界的妇女受益。“进行这场斗争的妇女，赢得的东西比写在纸上的空洞权利更重要。她们甩掉了受人鄙视和自我鄙视的阴影，而这个阴影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贬低着女人。”当她们自己冲破重重阻力勇敢地挺起腰杆做人，所有女人的身体都因之升高了许多——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妇女。
　　仅仅为了这种对女权主义的尊重和理解，我也得特别感谢贝蒂。如果说，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给了我一副“世界大同”的胸怀，如今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则给了我一个具体的“世界”——在这里，有我们所有女人可以共同分享的精神资源：对和平、平等、幸福的永恒追求。
　　想来也有趣，在曾经的旅途上，每当西方的东西长驱直入，我的条件反射总是说“不”，惟恐外国的和尚把经念歪了。事过之后，也像雨过天晴，我们共有一片蓝天，总能在曾经各不相同的足迹中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多了继续前行的借鉴和伙伴——所谓百川归海，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我因此反省自己：曾经强调“不同”，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答案是肯定的。所谓归海，必得先有“百川”啊。
　　“百川”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多样性问题。相对于势力强大的西方，“多样性”问题在我们这里因此有另一种说法和做法，就是“本土化”。
　　多少年来，我的说“不”，实际上就是一个持守“本土化”的原则问题，我以为这是身处“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中的学者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没有料到，在不同的土地上，贝蒂一代曾经有过和我们一样的努力。为了同弗洛伊德的妇女理论划清界限，贝蒂将它定位在“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英国”“中产阶级”“女病人”的范围内，认为它根本不能解释“二十世纪中期正在成长中的广大美国妇女”。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经专章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贝蒂没有引用波伏瓦的结论，她的批判，只是针对“美国”现实。当时弗洛伊德理论“在美国变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一种新宗教”，人们通过种种手段“用弗洛伊德理论给美国受过教育的两代妇女洗脑”。贝蒂却让“美国”妇女自己站出来说话，批驳弗洛伊德关于女人的种种谬论。我想，贝蒂当时一定没有刻意追求“放之四海”，她其实是特别本土的和民族的，因此才可能成为全球的和世界的。
　　贝蒂竭尽全力解释“女性之谜”，却没有任何救世主的心态，也没有“解放妇女”的呼吁和呐喊，她只是摆出了问题，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倾其一书，她提供了这样的答案：“我的基本论点是，对于当今妇女来说，那种不可名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性，而在于身份——在于女性之谜长期造成的对女性成长的阻碍，或女人对这种成长的逃避。”
　　我不知道贝蒂的答案对今天的我们会有多少启迪，她给我的启发是：当平等权利已经成为女人成长的普遍背景，向哪种身份认同——传统的？家庭的？依附男人的主妇？还是自主独立、全面发展的女人？——成为我们每个女人无法逃避的选择。
　　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其实不多。
　　不独立，必自损——已经有许多解放了的女人将自我埋藏在依附他人的梦想中，已经有了许多《奥秘》一样的警示牌竖立在选择路口，还要我们自己以身试路么？
　　《女性的奥秘》，贝蒂·弗里丹著，程锡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女性的困惑》，陶铁柱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生命之泉喷涌》，李淑芹等译，作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