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前人之事，后人之师

　　陕西省榆林市南片的镇川镇南端，有一个叫黑龙潭的小地方。再往南六公里，便与米脂县城接壤。黑龙潭本身以一口拳头大小的泉眼而得名。在当地人的信仰活动中，它又是一种带有向心力的文化空间。小到一个人的思维与行为之间的沟通和生存智慧方面的经验积累，大到跨越省份的社会生活，都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展开。事实上，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之间“对话”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用步行所能丈量的物理空间。农家和农家商人们在各自的生活实践中会遇到许多超越他们生活经验范围的各种问题，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问题，来自于宏观的社会性影响，以及黑龙潭围绕财富的文化批评。这些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变数，他们不得不从正面对待这些“不安定因素”的挑战。通常他们在各自经验的范围内靠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当超出他们的经验范围时，他们便参拜黑龙庙，并通过历史性“对话”来获得有关生活智慧的启示。“对话”过程是由以下三个过程来完成的。
　　第一步：“言说”。参拜者带着具体的问题参拜黑龙庙，并向“黑龙王”诉说自己的问题。“言说”是发声的，而且是公开的。根据问题性质和程度的不同，有些参拜者甚至带着感情来表达自己的问题。诉说完毕后，还要向黑龙王许愿，也有人当时上布施。
　　第二步：“抽签”。向“黑龙王”诉说完毕后，参拜者将装有竹签的小木箱经过数次晃动之后抽出属于自己的那一支竹签。此时，原来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竹签已不再是泛指的签，而变成了针对某个具体人、具体事的签。尤其对参拜者来说，这支签是他(她)代表个人行为抽到的，于是它便具有了个人属性。
　　第三步：“解签”。根据签上的番号，参拜者对质出属于自己的那个签文，并参照签文内容来解释参拜者的具体问题意识。
　　人与龙的“对话”是以拟人的方式进行的。此时，平日老百姓的那种温顺、腼腆的性格一点也感觉不到。参拜者毫不掩饰地当着周围人的面(当然，他或她的心思在黑龙王，此时目中无俗人)向龙王诉说着自己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涉及到了社会的、精神的方方面面，仅举几例。
　　例一：自己在经营小本买卖，但想转换为经营餐馆。能否变更，具体如何做是好？
　　抽签：第六十九签——“子夏丧明”
　　签文的背景：
　　子夏，春秋末晋国温(河南温县西南)人。另一说是魏国人，卜氏名商，孔子的学生，为莒父(山东莒县)宰。孔子死后，在魏国去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以吸取历史教训，防止臣下篡权。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提倡“学而优则仕”和“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等观点。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到了老年的时候，突然他的儿子死去了。他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一直到哭瞎了眼睛。所以在《礼记·檀弓上》有这样的记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黑龙潭《签簿》)
　　例二：目前自己的生意的前景顺利吗？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抽签：第八十八签——“单骑见回”
　　签文背景：
　　郭子仪，华州郑县(陕西华县)人，以武举出身，肃宗时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封为汾阳郡王，德宗时尊为尚父。
　　单骑见回纥就是郭子仪的一段故事。
　　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时，他联合回纥兵收复了长安、洛阳，平定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内乱。到了代宗时，仆固、怀恩叛乱，纠合回纥吐蕃向唐王发动了战争。代宗惊慌失措，要郭子仪率兵平乱。郭子仪没有接受代宗的命令，说明了他的理由，只带了一个侍从，一人一骑赶到回纥，说服了回纥的当权者，和唐王联合起来，平定了仆固和怀恩的叛乱和吐蕃的入侵。(黑龙潭《签簿》)
　　例一、二所碰到的签文只是两例而已，像这样的签文共有一百个。我们从下文中可以领略。
　　……神签的面广流长，起于唐虞际会(第一签)尧、舜之年，中经大禹成功(第十签，夏朝)、里遭囚(第三十五签，商朝)、吕望登车(第十一签，周朝)、晋文返国(第十三签，春秋时期)羑、苏秦刺股(第二十五签，战国时期)、荆卿刺政(第七十二签，秦朝)、正身捐躯(第八十四签，前汉)、暮雨四知(第二十三签，后汉)、先主赘吴(第七十九签，三国)、石崇侈富(第十八签，西晋)、伯道无儿(第三十三签，东晋)、德言破镜(第二十六签，南北朝)、星拜银州(第五十五签，唐朝)、燕山丹桂(第三十七签，五代)、介甫退休(第八十签，宋朝)、刘儿易名(第五十六签，元朝)、董永卖身(第六十一签，明朝)，将近三千几百年的历史，从问函和理治的角度去探讨每一支签代表着当代人(那个时代的人)的典型事例。堪作后代人处身立世的根本。……(黑龙潭《签簿》的“序文”，重点为笔者所加)
　　黑龙庙的《签簿》主要依据是来自于《东周列国志》、《史记》以及之后的历史教科书中的典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用史料版本是具有“中国正史”色彩的资料。在国家教育中，为了实现教育“中国人”(跨族群、跨文化意义的中国人)懂得中国上下五千年古国文明史，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知识分子们将原来那种费解的古文史料编纂成阅读性较强的“小册子”公布于众。这种对中国正史的再编纂，我们在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语文书中也能见到。它极大地普及了“中国人”对中国正史的阅读力。黑龙潭人对“中国正史”的阅读方法和国家教育体制下的教本有所不同，但它同样起到了国家与民族教育的效果，而且黑龙潭人与中国正史的关系并非“异文化”关系，他们的现世生活与历史有一种共“呼吸”的关系，是一种“史中有我，我中有史”的关系。它的普及率通过农家社会生活中的仪礼形式扩大到了大批的不识字的农家当中。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下述仪礼的实践过程得到进一步的理解。
　　例三：同样在求财，为什么有的人发财，而我却偏偏不走运？
　　抽签：第三十三签——“伯道无儿”
　　解释(解签人)：时运似乎不怎么强。所以说别人能发财，而你却不能。但是，世上一个人一个样，就连社交也是因人的能力而不同。所以在人际关系上要注意，特别要注意处好同单位中的同事关系。
　　解签人的解释逻辑是建立在如下的典故之中：
　　黑龙潭人从《晋书》(邓攸传)的记载中引用了这一故事，并在解释签文的过程中念念不忘这一典故的背景和含义。原文如下：
　　伯道，字邓攸，晋代的一个地方官员。在战乱时，邓攸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一同逃难。在逃难的过程中，屡次被卷入困境。在一次敌人紧追不舍的情况下，环境逼迫他要抉择出是带儿子还是侄子，他被迫放弃了儿子，选择了带侄子继续逃跑。于是，从此他失去了传宗接代的儿子。当时，人们评价他说：“伯道不知天道，于是天使他不拥有儿子。”之后，人们习惯上把伯道称为“伯道无儿”或“伯道的烦恼”。(黑龙潭《签簿》)
　　通过解签人的“人情”、“无情”等话语里得出的《签文》启示，我们可以读出问签者“不懂人间世故”的意味。作为本《签文》的一种结论，要做好自己的“生意”，同时要注重“人情世故”。它暗示了只考虑自己生意上的成功是不懂人情世故的做法，指出了问签者“同样在求财，为什么有的人发财，而我却偏偏不走运”这种问题的不妥当性。
　　例四：自己的架子车和黑豆一夜之间被盗窃了，试问能不能再找回来？
　　第一次抽签：第三十一签——“尼山讲席”
　　解释：如果努力不懈地去找的话会找回来的。看来在今年的后半年有希望。这个贼可能就在你的周围，好好地找吧。现在世上不太安宁，平日要注意，不要马马虎虎。
　　解释者结合第三十一签“尼山讲席”，道出“努力”、有“希望”是根据“尼山讲席”的典故解读出来的意思。有关“尼山讲席”，《签簿》中是这样说的：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最初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意旨恢复基于周朝社会的礼仪秩序。但是，他的意见屡次遭到否决，百般无奈，于是他不得不又返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故乡之后，他在附近的“尼山”办起了私塾，开始专心培养弟子。其结果，他成了中国史上有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黑龙潭《签簿》)
　　解释者从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中，读出了“乱世”、“努力”、“辛苦”等启示，并且从游说各国的孔子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获得了教育上的成功的孔子之间的变化。解释者做出了两个判断：“经过努力可以找得到”，而且是在“后半年有望找到”。
　　似乎问签者有些不满足，于是又抽了第二签想看看自己的运气。他们通过转换提问方式，力图获得一种心安理得的理解。
　　第二次抽签：第二十五签——“苏秦刺股”
　　解释：不用担心。你今年上半年的时运不强，所以被周围人说三道四。你下恒心去找，不要由着性子行事，掌握事情的细节。对你来说，真正的事业在后半年。其中“前半年的时运并不强”、“真正的事业在后半年”以及“恒心”等概念是从有关苏秦的下述故事中读取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名叫“苏秦”的人。他对能言善辩表示得意。为了说服诸王侯，他外出游说。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上书，可是并不能引起诸侯的重视。逐渐旅费也一天天减少，最后连衣服也都破烂不堪。于是他只好返回了家乡。可万没有想到，回到家中，家人看到他这种狼狈不堪的样子，就连他的妻子也对他冷眼相待，老母也不给他做饭。他哀叹道：“一个男人当处于穷途潦倒的境地，不像个大丈夫的话，就连家族里的人也瞧不起他。”于是，他从此发奋埋头读书。他对因疲劳陷入睡意时的自己表示极大的不满，于是就用针扎自己的大腿，以加强自己的意志。经过一年的勤奋努力，他终于撰写了《姜太公兵书》这本专著，后被叫赵肃的王侯器重，并命他出游列国，主张列国联合。(黑龙潭《签簿》)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问签仪礼与两个事实相关联。一个是写在签文里，记述有关历史上帝王将相的逸闻轶事的内容说明；第二个事实是参拜者的问题。从仪礼的操作程序上来看，参拜者首先通过抽签来抽出只属于自己问题的那一支签。其次，有关参拜者抽出的那一个签的内容，是结合参拜者的问题进行解释的。对参拜者来说，这时的解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是对自己的问题的解释，如“例四”中所见，签文上并没有“黑豆”、“丢失”、“寻找”等字样的记载，它里面无非只记述了当事人的那种“千辛万苦”、“遭遇”、“勤奋”、“求知欲望”等现象。但是，在解签层面上，解签者在解释了上述“历史和现实”这两个事实之后，在对参拜者的具体问题有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的形式在解签层面上进行转换。这种由“一般”转变为“特殊”的动力在于现世参拜者的问题意识。因此，圣职者(解签人)始终把握的一点就是在理解签文典故的基础上，从参拜者的问题意识出发对签文进行再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和历史在一个脉络里才能得到针对具体问题意识的解释。
　　从理论上来讲，因为一个抽签者所碰到的签文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对抽签者来说又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假设：一个解签高手，他应该是可以用黑龙庙的一百个签同时解释一个参拜者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反过来，同样他也能用一个签来解释百位以上参拜者的问题。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性事件作为一种启示或教训，并给参拜者个人现世的问题意识赋予可反省的知识性经验，所以，参拜者的社会生活中所包含的个人时间，即询问“目前的状况”、“来年的运气”等可流逝的时间观念，经过这种仪礼过程之后，“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时间意义更加模糊，同时也具有了统一性。
　　《签文》也好，《签文》的历史背景也罢，它无非只是一种停留在“静态”水平的文本而已。但是，经过抽签者的问题，这个形而上的文本便即刻被“激活”了似的，它又给这种形而上的文本提供了一次再解释、再生成的机会。他们把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与现世生活中的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人们给历史赋予对现世有意义的文化含义，这样也就构成了黑龙潭的那种“过去”与“现在”相互可以沟通的文化空间。
　　如果我们从黑龙潭人的仪礼过程来看的话，该仪礼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们是以龙王为媒介，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沟通的过程。仪礼的整个过程反映了黑龙潭人对渴望“和睦”、“幸福”、“安定”这样一种象征和祥的本土文化的理性。当这种理性受到威胁或阻力时，他们将通过这种历史性“对话”来获得一种对处理现世社会生活的启示和方法。通过这种启示，他们首先是从个人层面上进行一种自我反思，通过反思使问题不尖锐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文化空间中，历史成了没有时间的蓝本，而且“前人之事，后人之师”的问题焦点始终在现世。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做出“好与坏”的选择前提是不否认“坏”在批评意义上的存在价值。
　　龙作为自然崇拜的图腾，总是与云、雨、雷、山川、河流等，总之一句话，它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水”(天上的水和地面的水)有着密切的关联。它象征着中国人的那种渴望风调雨顺、期盼农业丰收的心态。在行为层面上，先祖总是以祈雨的形式表现龙与他们的关系。龙在黄河、长江、天子、黄帝(包括皇帝)、万里长城等之间，常常成为可以互换的代名词时隐时现。几千年过去了，诸如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赋予龙的实用主义表现形式，以及充满民族情调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所表现的那种象征那样，随着物质上的发展，龙非但没有退化，相反它又多生了几个“触角”，它也给龙的言说活动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间。有时我担心龙的“负荷”过重，再也不能飞黄腾达了，其实这一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因为它本来就在人们的心目中。爱德华·T·豪尔认为：时间是带有文化色彩的，时间也是具有经验色彩的(Edward.T.Hall：1983)。在这个意义上，从祈雨中的龙到提供历史性知识的龙之间的变化与其说是进化，毋宁说它是一种不断积累和沉淀的过程。在黑龙潭，我的所见和感受是：
　　黑龙潭人的这种仪礼活动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各自在思维与行为之间的“对话”，它创造了一个通过批评进行反思的文化空间，黑龙也好，庙也罢，它是黑龙潭人实现这一历史性“对话”的载体；
　　在黑龙潭，历史观反映在他们的仪礼过程之中，通过抽签仪礼，黑龙潭人现世生活中的问题意识与中国正史结合，这种结合通过圣职者的解释，使两个不同时间(历史)的社会文本建立在一种隐喻关系之上。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将士和他们的事迹在黑龙潭人的言说活动中充当了实现反思的媒介；
　　他们真正着迷的是“前人之事，后人之师”。对黑龙潭人来说，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同时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历代圣人及其事迹一旦成为过去，那么它的生命力就不在权力本身，而在于他的解释者们赋予权力以威信的文化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的传统是被它的后一代人营造的；
　　由于生存在现世的解释者们的努力，过去既不是年鉴意义的过去，现在也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现在。时间(历史)在黑龙潭人的历史观中是一个永不计时的“蓝本”。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我们也不排除今天的伟人及其事迹对黑龙潭人明天生活史的意义；
　　黑龙潭人的仪礼活动所表达的时间(中国历史)并不是线性的，一去不复返的“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积累、丰富和沉淀的知识化过程。
　　列维－斯特劳斯在“停滞的历史”与“累积的历史”一文中提出疑问说：历史的这两种形态的区别究竟是基于适应诸文化的一种内在的性质呢？或者是出自当我们观察异文化时所拥有的那种自我民族主义中心的视角呢？我们把那种与我们的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文化，称为“累积性的”并加以认同；相反，我们所采用的体系化了的知识准则却无法衡量与我们不同的，或对我们不产生任何意义的文化事实，这时我们单方面地将其定论为“停滞的文化”(Claude Levi-Strauss：1952)。这里所隐含的，是主流知识的霸权地位的确立是以丧失其与非主流思想的平等对话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