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德诺与中国

　　资中筠先生发表于《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十一期的文章《关键在于立宪》，纠正了对古德诺的重大误解，对于人们了解古德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颇有帮助。无独有偶，笔者近年来也在留心古氏在中国的思想经历，并利用在美研究访问之机，专程赴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该图书馆特藏部有一部“古德诺档案”，藏有古氏生前留下的书信、文稿、往来电报以及剪报、聘书等物。古氏自华返美后，即就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一职，前后凡十五年，做出杰出贡献。一九三九年古氏去世后，这些遗物均由其家人捐给了霍普金斯大学。
　　古德诺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确实是一段有意思的经历，尤其是古氏来华的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正是中国发生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的时期，加上其思想经历与中国的政治思潮相互激荡，更显出这段经历的不平常。古德诺究竟何以会有中国之行？弄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古氏的这段经历，乃至于理解美国人经久不衰的深层观念，是非常有助益的。
　　向中国派一名顾问这一主意，最初出自美国人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一八三四——一九二六)。埃利奥特曾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一八六九——一九一○)，是著名的教育家。一九一○年，作为美国最早的思想库之一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纽约创立(该会现设在首都华盛顿)，埃利奥特出任基金会董事，同时担任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应新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之请，埃利奥特于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间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以考察“基金会可以有助于在世界其他地方发挥影响的可行方法”。在“这次经过东方的旅程”(一九一二年埃利奥特致莫理循)中，埃利奥特也到了中国。在与袁世凯和总理唐绍仪的谈话中，他建议由卡内基基金会提名合适的外国专家担任中国政府顾问，为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提供意见和建议。
　　回到美国后，埃利奥特向卡内基基金会的同事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伊莱休·鲁特及基金会的其他董事通报了他的想法，得到了支持。同时，中国政府也表示有兴趣聘任外国专家以帮助起草一部永久性的宪法。埃利奥特建议基金会提名一位美国人充任此职。经过遴选，时任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伊顿讲座教授、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得到了推荐。在这一推荐中，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卡内基基金会董事巴特勒起了重要作用。古德诺在中国逗留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定期给巴特勒写信。这些信件，都基本完好地保存在“古德诺档案”中。
　　古德诺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政府宪法顾问一职，是在一九一三年初。三月，中国政府代表与古德诺签订了延聘他为顾问的合同。代表中国政府的是当时的驻美公使张荫棠。合同为期三年，年薪为一万二千美元。“古德诺档案”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这份合同。
　　不久，古德诺和他的私人秘书兰斯洛特·帕克即启程来华。他们乘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到达北京。到后，古德诺就发现情况跟理想化的美国人所想的很不一样。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袁世凯和掌握国会的国民党人正进行着激烈的权力之争。在此前的三月二十日，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时袁正试图与列强商议借款。而临时约法规定，与国库收支有关的任何措施都需经国会通过。四月二十六日，虽然国会坚决反对，袁仍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两千五百万英镑的贷款合同。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依照临时约法关于借款需经国会同意的规定，宣布袁与五国银行团的借款合同无效。
　　对于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中来到北京的古德诺来说，这里的情形是很使人困惑的。在经过最初的疑惑后，古德诺很快投入了他的工作，到北京几周后就提出了一个宪法草案，但并未受到重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变得非常失望。为了不至无所事事，古德诺接受了去北京大学讲课的邀请。
　　就在这一时期，袁世凯一步步巩固了权力。首先，国家的财政状况有所缓和。同情孙中山的各省都督被袁世凯下令免职，讨袁行动受到镇压。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同年十月六日，在面临各种威胁之下，国会被迫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随后，国民党和国会又相继被“合法”地解散。
　　对于这种种政治变化，古德诺的反应是惊讶和不快，他曾向袁建议一定保留国会。虽然认为国会权力不能太大，但他主张务必要保有某种有限的代议机构，以便将来能逐渐发展出能体现较广泛民众参与的政府，但没有被理睬。
　　鉴于这种情况，古德诺感到在中国已无事可做。他不想再待下去了。正当此时，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一职出现空缺，作为十分知名的学者，古德诺收到了出任校长的邀请。于是，他立即表示有兴趣接受此一职务。但是，担任宪法顾问的合同期未满，必须首先得到中国政府与卡内基基金会方面的同意才能离开。袁表示不反对，但基金会方面希望古德诺能继续干下去，“国际影响之重要性利害攸关”。巴特勒甚至说霍普金斯校长一职过于繁重，言下之意要古德诺谢绝。古氏去意已坚，又去信，“年轻的中国(指中华民国)已失去控制，……采用一部西方式宪法的前景已被拨回或许二十五年；也可能这样一部宪法永远不会被采用。”(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六日致巴特勒)他甚至开始怀疑中国政府聘任顾问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获得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在古德诺的坚持下，卡内基董事会终于撤回了反对。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古德诺被任命为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该校历史上第三任校长。但是，为了照顾各方面的面子，古德诺同意在中国待到八月。
　　一九一四年八月，古氏返回美国。临行前，古德诺的中国朋友包括伍朝枢、曾彝进、林长民、郭则禨、余邦平、方枢、许士熊、王世贗、张国溶等假座灯市口德昌饭店设宴与古氏叙别。
　　一年后的一九一五年七月初，古氏依照约定再赴中国作短暂逗留。他于七月中旬到达北京，旋又于八月底回到美国。推算起来，除掉在路上的时间，古氏第二次在中国大约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就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古氏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给袁世凯的备忘录，并因而备受争议。那么，古氏那时是否知晓袁的心迹？资中筠先生在文章中说：“古德诺在提交备忘录之前是否已经知道袁有称帝意图，已不可考。”从有关的材料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备忘录本身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符合古德诺一贯的思想，显然不是专为帮助袁氏恢复帝制而写，文章本身的谨严和慎重亦可说明此点。那么，古氏是否已经听说过一些人主张实行帝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袁本人究竟怎么想，古氏很可能不知道。至于备忘录被筹安会诸公等断章取义、歪曲利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根据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马慕瑞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给国务院的报告，古德诺到北京后不久，袁就请他就共和制和君主制这两种政府形式各自的长处，尤其就中国特定的情况，准备一份备忘录，供他个人参考。古德诺本其顾问的职责，应袁之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备忘录后来的命运，大概是古氏所未曾想到的。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发起成立筹安会。十六日，筹安会成立宣言在报上发表。宣言说：“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进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云云。如此征引，实已偏离古氏精细的论述甚远。从八月十八日PEKING GAZETTE发表的前一天对古德诺的访谈来看，古氏感到有必要澄清强加给他的对其观点的曲解。筹安会宣言中所谓“君主制较共和制为优”，他既从未这样讲过，且此言也不能正确地表达他的看法。相反，他的观点是，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可以称得上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这一访谈，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一九一五年卷中可以找到。经征得袁的同意，古氏在八月二十日的PEKING DAILY NEWS上发表了备忘录英文全文。
　　然而，筹安会既以备忘录为帝制运动的“有力”根据，舆论又推波助澜，于是“古德诺博士主张中国实行帝制”一说便迅速传开。备忘录全文的发表，并未使曲解得到终止。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亦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据说袁世凯将称帝，用重金收买了美国著名人物古德诺。古氏做了袁氏的吹鼓手。”风传之后真相被扭曲得可谓登峰造极了，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舆论是如何地汹汹然。胡适复又作文专论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并寄往美国著名的《新共和》周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时身在中国的古德诺，无奈之下，只好要求中国有关政府要员督促筹安会纠正误引，此事的结果，便是由筹安会于八月二十八日在国内中文报纸上发布一则简短的公告，大意是，有关“君主还是共和”问题的讨论，古德诺博士除了他递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之外，别无他言。为了对此问题的理解，特发此公告。
　　但标签既已贴好，以讹传讹，便绵延多年。从研究者方面说，这是探讨问题不重视查证原始资料，辗转拾人牙慧使然。资中筠先生进行了认真考辨，还前人思想以本来面目。本人则再做若干补充，以明史实。古德诺在中国的经历对于说明当时一些美国人包括埃利奥特和巴特勒等人的天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人那种以为用自己的思想可以塑造别国、改变世界的自信，在这里展现得十分清楚。然而，一国政制的形塑毕竟是要由更为深刻的力量来决定的。一部民国政治史恐怕已足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