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业余“学术警察”心态与学术表述

　　记得辛弃疾曾说过“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后来读了点史书，颇感辛弃疾这句话或有故意为之的嫌疑，因为他根本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安宁的时代，少年时似应已领会愁绪滋味了(这当然需要重建辛氏的少年生活才可以下定论)。对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说，如果可以套用一句《红灯记》里的话，是“读书人的孩子早知愁”，而且这一“愁滋味”还非常具体。不过，虽然少小知愁，少年时代的生活仍充满少年的特征，稍读书，便好随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今日回首，自然知道大多是“眼高手低”的废话而已，这或者也是许多人成长的经历吧。
　　前几天电视上讨论足球，有位自认是吃了“假球”大亏的俱乐部人说中国足球还是个孩子，可惜保姆不够好，不但不能“打假”，恐怕还有助假成风之嫌。那是年轻人不晓得“孩子”的可贵，待人到中年，便知能做“孩子”亦一美事。中国道家的修炼一派最晓此意，能修成“婴孩”乃是极高的境界。不过那位先生所说的“打假”，的确触及今日世风的痛处。现在制假已成风气，所以“打假”也出现了专业户。而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真有点像陈独秀所说的是“一家眷属”。在商品经济影响下，学术界的制假现象也有渐趋严重之势，同样似已出现专事学术“打假”之人，且这类“打假”文字好像还颇受刊物的青睐。
　　我们的刊物前些年太少学术批评，现在能注意及此并加以补救，当然很好。不过学术批评与学术“打假”实有所区别：前者是平等的，不同的观念处于一种竞争的关系；后者则对错先已判定，“打假”者是站在正确的一面来纠正错误，带点警察捉小偷的意味。我个人不甚主张学术“打假”，因为今日学术刊物数量之多虽已是前所未有，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刊物的版面仍是非常珍贵的，用之以“扶正”也许更合适，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足以起到“抑邪”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扶正”(而非吹捧)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一部真正的好书往往看不到品质接近的好书评。
　　通常“打假”之人和发表“打假”文章的刊物当然都出于善意，不过他们对学术论著的读者似乎都有点像诸葛亮之视阿斗，太低估其识别能力。对真正的学界中人，假学术作品其实一眼便可看出，无需好心人来提醒。制假能类真，在学术研究上是极其不容易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非“标准化”的固定产品，重复生产至少在理论上是无效的。抄袭的论文能获得博士学位，我以为从指导老师到评审专家的责任不仅不比抄袭者更小，恐怕还更大。“导师”和“专家”竟然看不出论文是抄袭，则其平日实不知在干什么。正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其聘请专家必也选择类似者)，才会培养出抄袭的学生。而学术“打假”多半只能帮助这些平日不怎么读书的读者(对全不读书者则也无助，因其连“打假”文字也不会看)。
　　有时候“半真半假”的东西对学术的负面影响比完全“假”的要大得多，所以强化学术戒律恐怕应更多着眼于这一类的问题。比如写文章或著作不引他人的相关论著在今日史学界就特别流行，许多人的论著也不是没有第一手资料，但似乎总像是个开拓者，全不见他人相关研究的存在。史学发展到今天，除极个别的小问题外，几乎已不存在无人研究过的内容，尤其不可能没有相关的研究。比如要研究刘邦，如果确实没有既存的研究在，那也可引用对项羽的研究，如果连项羽的也没有，那总还应有对秦始皇、明太祖或者外国什么王朝开创者的研究在，至少也还会有关于刘邦所处时代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研究在。学术论著如果不与以前的研究挂钩，其实也就不曾进入整个的学术发展流程，恐怕也难真正地算作学术。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完全责怪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初入道的研究者。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视此为必然的“应该”，所以根本不曾告诉学生(自己也不守此规矩者的老师当然也有)；不少学术刊物和出版社过去并不十分强调这一点。如果老师肯拨冗讲讲这类粗浅的起码要求，如果凡未引证他人论著而又没有一开始就申明是完全开拓之作的论著均不得出版发表，这一问题应该不需多长时间即可迎刃而解。我们的学术批评似以侧重这类相对更具有建设性的问题为好。
　　我总觉得今日专事学术“打假”之人似乎有点业余“学术警察”的心态，他们自觉地承担起监视的责任，总是环顾左右，视何处有“嫌犯”的存在。当年美国驻华商务参赞曾对其驻华武官说：我们都关注中国事务，但关注的对象实不相同：我注意的是机会，以便发展贸易；你注意的是问题，看是否需要出兵保护(大意)。前者是建设性的(当然主要是对美国而言)，后者则是典型的警察心态。我不是主张对学术制假视而不见，但如果专看出问题的一面这种心态成为风气，治学者逐渐忘掉自己的建设工作而习惯于寻找需要惩治的问题，最终势必形成破而不立的结局。
　　这同时还会影响到学界的整体学风，盖近墨者墨，学者久与假学术相处，恐怕不能不受其所染。曹聚仁注意到：孟子破口谩骂杨墨，表面上与杨墨相径庭；实则孟说亦有为杨墨主张所渗透而与孔说相违背者。同样，“朱子动辄刺诽佛道，而其学说则自佛学变化而来者甚多”。这是治学有心得的见道之论。与假学术打交道太多，便可能无意中受其影响而不觉。今日“打假”之风渐盛的同时，出现了一种随意“点评”学人著作的倾向，不论好书次书，随便选出一两点便痛下褒贬，很有些类似媒体评说足球，在场上实际踢球的人常不免感到评球者“会说不会练”。
　　这里牵涉到一个学术批评与一般文学、影视、体育和餐饮评论等的大不同处：所有后面这些行业里似都有“专业”的评论家，他们确实可以不必自己“会练”，只要会看会品尝(这也非易事)即可。而学术评论便不然，一般都认为必“内行”始能从事批评，且这里“内行”的意思是自己必须“会练”。不过我们现在的学术批评却渐有与体育和餐饮评论认同的趋势，有些人本来也是“会练”的，渐渐只说不练了；更有新兴的一些“学术评论家”，尚未体现出是否“会练”，却也专说不练，且越说越带“口吐真言”式的随意性了。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打假”者自身的行为方式无意中渐与制假者相类；“同流”之后，“合污”便是自然的发展。本来一般的学术评论还是有些“行规”的，比如说话不能太越出学术范围即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但随着“学术警察”心态的普及，打假者渐染制假者的风格，学术批评遂有“突破”这一规矩的势头。近日读到陈克艰先生(此取本义，不涉性别)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批评性“笔记”(《百年》第三期，一九九九年五月)，便觉有点逾越“常规”。
　　也许是为了追求“可读性”，陈先生文中颇有些渲染字句，如自称“在地铁里看到过左手抱宠物，右手挟着这本思想史的白领小姐”，便很可能是杜撰，因为一般地铁上似乎是不允许带宠物的(今日国内尚不多见的电子宠物大约除外)。而且此语隐含(但又是明显的)社群歧视甚至性别歧视的意思，即将“抱宠物的白领小姐”排除在“思想史读者”范围之外。其实前者何尝便不可以同样是后者呢？更重要的是，谁规定女性“思想史读者”不可以抱宠物而穿白领？今日社会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大家都必须“学会共处”，首先就要平等待人。“改革开放”多年的结果是不少读书人因金钱收入偏低而实感自卑(虽然说出来的不多)，此固不必，但也不宜因职业关系多读了几本书便自以为异于他人。章学诚说：“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学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觉其异耳，非其自有所异也。”此语可思。
　　地铁里的情景是否准确及其表现了多少陈先生的隐衷还是次要的，问题是这与葛著思想史的学术层面全无关系，可知这多半是作者为增强“可读性”的主观努力。这样的努力是贯穿全文的，如陈先生在文中说葛先生“口气太大，过于自命不凡”，创立了“思想史局”这一大局并“占山为王”而自任局长，只许别人做相当于“处级”的小局局长，便是试图使文笔生趣的一例。其实陈先生对葛先生相当推崇，观其举例，用以与葛先生对比并论的多是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余英时、许理和一类人物(惟一例外是如今也享盛名的李零先生)，便知其视葛不低(陈先生在文中甚重“拟人必于其伦”)。同时陈先生好像又不甚看得起冯友兰、侯外庐和任继愈所写的思想史。依其笔调，若果真有所谓“思想史局”，在世无大英雄的时代，以葛先生充任局长似乎也还合适。
　　陈先生认为葛先生“口气太大，过于自命不凡”，但自己也如前文所说，不觉陷入其所认知的被批评的文风笔调(不必即是葛先生的笔调)，陈先生在文中不止一次直斥葛先生“文理不通”、“用词不当”，后来干脆说葛先生比“小孩子背人生格言”尚不如。新文化运动时，林纾曾在小说中以一个叫“元绪”的人物影射蔡元培，结果被新派怒斥为“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古今中外的所有人类社会，似乎还从未给小孩子以与成人平等的发言权。当年新文化人言下之意，即根本不承认林与蔡在同一等级(盖林为举人蔡为进士)；如今陈先生这样行文，“口气”实亦不小，尤非一般学术评论中所常见，倒更像是上级训斥下级；依其所拟官阶思路，则陈先生之级别似犹胜葛而过之，还在局级之上，至少也仿佛“见官高一级”的“宪兵”(这通常即是执行警察任务的)。
　　如本文开头所说，随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是少年人的爱好，我自己有时童心未泯，偶尔忍不住也要对什么事说点不同意见(事必涉人，所以也等于臧否人物)，已常有朋友认为是缺乏雅量，奉劝我多栽花少栽刺。读了陈先生大作，觉得确实应该自省，以免也沦为业余“学术警察”。此外我还有点小疑虑：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不论从什么尺度衡量，都是今日不多见的认真学术著作，一般即使自任“学术警察”者也未必会以此为“严打”目标；而陈先生乃以试图趋近“可读性”的笔调斥而非之，在“口气”上胜而过之，是自己童心未泯，还是刀下专斩有名之将？
　　如果我专意于列举陈先生各种“功夫在诗外”的努力来讨论，则拙文亦不免与陈文“同流”了。陈先生当然也有不少试图增强其学术说服力的努力。如文中大量引用外国人的观念，并两处多次使用英文字，还纠正了一处葛先生的“误译”(所举葛译是否误尤其陈译是否正确似尚可商)。但他在援英文以增其说服力方面似不够成功，其一处是四用versus，可不必论；另一处则说治史处理材料“是一个怎样运用材料(how)的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取什么材料(what)的问题”，以下并就此以英语问候为例对这两个词代表的取向论证。今日学术已成世界的，有些外来词译出来多少要走样，所以我自己有时也在使用外来概念的中译词后标出英文原词，但那只是为了行文准确，免得读者误会而已。陈先生所用则不然，这里无端插入两个极常见的英文字，似未必准确而徒增混淆，因为“取什么材料”本身就是“怎样运用材料”的一部分，本更近于how而远于what也。
　　我尤其不知“英语里相见问好，说How do yuo do？不说What do you do？”一句话在此说明了什么与处理历史材料相关的问题。如果要证明how比what更重要，则咱们中国人见面有时也问“干嘛呢？”译成英文正是 What do you do？岂非what比how更重要？我想陈先生不会以为敝国的问候语便比英美人的问候语差，则葛先生写我们中国的思想史更侧重what不是更合适吗(本文非纯粹的学术评论，这是和陈先生说句玩笑话)！
　　陈先生的批评“笔记”确实涉及到学术研究相当重要的一个面相，即学术这一知识生产流程中“读”和“写”何者更要紧？我的看法是两者均甚要紧，缺一便不成其为学术。陈先生则显然认为“读”比“写”更加要紧，然其在援用英文方面不甚成功的例子似乎说明“写”无论如何忽视不得。至于主张“读即研究，‘写’不与焉，但闻研读，不闻研写”，虽然是针对时下有些人不读而写的风气，窃以为仍然太过。
　　“表述”是学术研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连主张“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也还写下五千言，今日把自己研究所得陈述出来就正于同人更是“学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熊十力对此认识极为深刻，他曾告诉林毓生先生的父亲，有时即使心里想通了，气不足也写不出来(大意)。这就意味着“写”或“表述”不是将思想(或知识，或别的什么)的一个完整的已知部分简单输出而已，它根本就是思想或知识的一个待完成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一个学术观点在表述之前并不“存在”，是表述使它完成、使它存在。
　　哈佛大学的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Pipes)甚至说他仅将百分之二十五的时间用于研究，而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用在写作时斟酌如何表述之上。这一时间的分配比例不必适用于任何人，但他对“写”的重视程度却值得我们注意。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宫崎市定认为史学分为四大段落，即史料、理解、评价及表现，他以为“对历史事实理解的深浅、兴趣的所在，以及评价的大小，都直接反映在表现的巧拙上。文章并不是只印在纸上的墨迹，而必须是用来说非说不可的话的语言，所以如果没有自信和爱心就无法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此文承刘龙心小姐复印赐下，特此致谢)。“令人满意”或要求太高(我至今便距此境尚远)，但“非说不可”则充分凸显出表述的重要和必要。我还想加一句：如果没有“执事敬”的敬业之心，同样写不出像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