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一九四○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执掌。但李方桂对语言学之外的东西，向如闲云野鹤，“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长做领导了。原先一直坚守“参政而不从政”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此时也做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于是，出面请李方桂担任民族所所长就成了傅斯年的事。结果可想而知。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亲见这一场面的马学良对此感叹万千，他说：“在那个混浊时代，知识界确有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的闻一多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先生；但也有一身媚骨，恬不知耻，想的是升官发财，祸国殃民之徒，先生当时所讽刺的正是那些逐臭之夫”《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
　　另一方面，这段学林掌故耐人寻味之处也在于：对话的双方，都有令人肃然的风骨在话里，可以使我们认识到那个年代性情中人里的一等人才之可贵，二等人才之可敬，三等人才之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