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认识格拉斯

　　一九七九年，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被拍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金奖，从那以来，他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最后都落选。一九九五年，格拉斯发表了长篇小说《广阔的领域》。这部花了格拉斯近五年时间创作、被出版社称为“世纪小说”的作品一面世，就遭到德国文学评论界的“教皇”马尔塞尔·莱希－拉尼奇的彻底否定。当年的《明镜》周刊第三十四期的封面是一幅剪贴照片：格拉斯的小说《广阔的领域》被莱希－拉尼奇撕成两半。与此相应的文章是莱希－拉尼奇致格拉斯的长信和有关格拉斯的报道。在评论家看来，格拉斯的文学创造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由于缺乏自信而大受影响。他近年的作品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拒绝”，而新发表的小说更是“完完全全失败”。在遭受莱希－拉尼奇的抨击之后，人们有一种印象：格拉斯的声望似乎在不断下降。可是，历史似乎有意要捉弄德国文论界的权威人士，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从瑞典科学院传出消息：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在了格拉斯的头上。
　　格拉斯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生于原属德国的但泽市，父亲在但泽郊区拥有一间专售殖民地商品的店铺，母亲属斯拉夫血统的卡舒贝族人。格拉斯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长大，一九四四年，没有念完高中就被征召入伍，次年受伤，在德国南部成为美军俘虏。战后，格拉斯当过农业工人和钾盐矿的矿工，一九四七年到杜塞尔多夫当石匠学徒，接着，进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雕塑。据格拉斯自述，他走上作家生涯，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促成的：一九五四年，南德意志电台举办诗歌竞赛，格拉斯的妻子和姐妹从他的诗中选了几首参赛。几个月后，竞赛结果公布，格拉斯获三等奖。接着，他被邀请参加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聚会，从此进入了文学圈子。据“四七社之父”里希特回忆，格拉斯是个“学习的天才”，在四七社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很快就掌握了文学知识，成为有见地的批评家，并且显示出创作才华。但是，要成为出色的作家，需要有坚实的文学功底。这对于格拉斯来说，是不容易的。他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据他自己说，在头一次写较长篇的稿子时，甚至不掌握德文的正字法。一位英国的日耳曼学者收藏有《铁皮鼓》的手稿，其中可发现不少拼写错误。格拉斯曾深有体会地说：“没有高中毕业的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一辈子在完成高中学业，他们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补救，而那些获得高中文凭，甚至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往往沾沾自喜，停留在原有的知识水平上。”格拉斯凭着不懈的努力和天赋，在战后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很有个性的小说家。瑞典科学院在授予格拉斯诺贝尔文学奖时指出，对于当今世界的文学巨匠，如：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九八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先驱”。
　　英国当今最负盛名的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也十分推崇格拉斯，称他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欧洲作家”。在他看来，格拉斯是“移民文学的主要中心人物，而移民也许是二十世纪的中心人物或决定性人物”。格拉斯的出生地但泽是德国人、波兰人、卡舒贝人杂居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民族的构成，一直是德国与波兰的争夺之地。希特勒上台后，但泽在纳粹“生存空间”计划中是向东扩张的跳板。大战结束，但泽地区归属波兰，对于格拉斯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失去了根。他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经历了多重的裂变：国家、社会、政治、文化、语言，当然，也包括了人格的裂变。这些造就了格拉斯透视现实的独特眼光，加深了他对人生与历史的理解，同时，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格拉斯早期主要创作诗歌和戏剧，发表有诗集《风信鸡的长处》(一九五六)、《三角轨道》(一九六○)、《盘问》(一九六七)、剧作《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一九五四)、《洪水》(一九五七)、《叔叔、叔叔》(一九五八)、《三十二只牙齿》(一九五八)、《恶厨师》(一九六一)、《平民试验起义》(一九六六)、《在此之前》(一九六九)等。但他的最大成就是小说。一九五八年，格拉斯在四七社的年会上朗读了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肥大的裙子”，引起了旋风般的效应。所有与会者都要求把四七社文学奖授予格拉斯。次年，《铁皮鼓》全书出版，隔了一年，格拉斯发表了《猫与鼠》，再隔一年，又发表《狗年月》，三部小说合称“但泽三部曲”。用格拉斯自己的话说，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试着用文学记载永远失去的故乡的一角——那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失去的故乡”。在创作中，格拉斯一方面继承十八世纪以来欧洲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努力扩大现实主义的概念，使之包括潜意识、幻想、梦幻、想像等等这些通常被称为非现实的东西。他认为，现实是多样的，有相互排斥的现实，有一种现实掩盖着的另一种现实。为了让人们认清现实，他在动笔之前，详尽地搜集有关素材，包括历史事件的各种细节，或者有关的专业知识。但是，他并不囿于循规蹈矩的叙述方式，而是把尽可能准确的事实依据和最大胆的幻想交织在一起，借助联想、滑稽模仿、漫画式夸张以及荒诞的歪曲等艺术手段，表现社会现实的纷繁复杂。他的创作风格，可归入后现代的现实主义。
　　早在七十年代，格拉斯已享誉世界，但在我国，读过他作品的人却不多。他的代表作“但泽三部曲”的中译本，直到一九九九年才由漓江出版社全部出版。在此之前，《世界文学》一九八七年第六期曾出“联邦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专辑”，《外国文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也曾发表文章介绍格拉斯，但总的来说，无论是翻译，还是评介，都显得不足。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的人都深感，格拉斯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上，创作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都不太好懂。别的不说，就以“但泽三部曲”之三《狗年月》为例。我国研究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余匡复教授在《当代德国文学史纲》中就提到：“这部小说由于插入了过多的社会批评、嘲讽以及有关但泽的历史等等，因此结构松散，加上主要人物几易姓名(这一点到最后才交代)，因此读者常对情节线索摸不着头脑。”笔者曾与一位奥地利籍的德语教师谈起这部作品，他对于小说的结构以及遣词造句，也不禁频频摇头表示不易理解。要将这样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确有难度。翻译固然困难，阐释和评论又谈何容易？《世界文学》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中有一篇题为《试论君·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的长篇评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对三部曲进行分析。应该说，这是一篇行家的有相当分量的文章。文中提到，格拉斯描写了铁蹄下的“异化”人形象。有评论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新公式化文论”。
　　当然，对同一位作家，同一部作品，可以有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解读，尤其是对思想深邃的作家和作品。如果一部作品只有一种解读的可能性，那么，这部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按照阐释学的理论，在阅读活动中，当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现在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融合，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对于像格拉斯这样的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我们大可不必追求惟一正确的阐释，但应当力求真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