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信史与书信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读书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读历史——读真实可信的历史，即“信史”。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成为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因为，相当长时间，历史的可信程度大打折扣，常常令人疑窦丛生，仿佛历史已经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似乎谁有一定的权和钱，便可以成为历史上辉煌的角色。因此，可以作为信史的史书反而难以问世。所以，我感到《建筑百家书信集》作为信史史证的贡献更为难能可贵。
　　打开目录页时就可以看到，收录的七十四封书信，都极有学术和史料价值。如，梁思成先生一九三二——一九六四年写的十二封信，刘敦桢先生一九五七——一九六五年写的八封信，杨廷宝先生一九七四——一九七八年写的五封信，陈植先生一九八七——一九九六年写的四封信，以及建筑界以外的钱学森、朱光潜、王朝闻、侯仁之、朱家潽、常沙娜、何祚庥、叶廷芳等诸位名家写的信。收信人则包括Sen Wo Lee、梅贻琦、聂荣臻、朱德、周恩来、彭真、朱启钤、单士元、陈云、陈希同、刘敬民等。这些信的内容也丰富耐读，让人不忍释手。
　　该书不仅有上述的史料价值，它从某个侧面反映中国建筑史上近七十年的重大史实、人物的真实情况，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从这些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关系，以及写信的目的和性质看，七十四封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写给领导人的，写给学生的，写给老师的，写给朋友和同道的。前面两类尤其显得具有学术和科学普及的价值，作者或者向领导人提出很有远见的重要建议，或者是向他们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里写信人的诲人不倦、真诚负责的情态跃然纸上。后两类书信中，则透露出发收信人之间，学而不厌、平等切磋、教学相长的良好学风和人品。
　　梁思成先生在“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一九三二年七月)”中，不厌其详地强调“建筑师的业”，“直接的说是建筑物的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的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繁重的，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而七十年后的今天，究竟有多少人意识到建筑师任务的繁重和责任的重大呢？
　　梁思成先生在“致聂荣臻将军市长信(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北京“都市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有计划的分配全市区土地的使用，其次乃以有系统的道路网将市区各部分联贯起来，其余一切工作，都是这两个大前提下的部分细节而已”。五十年过去了，首都北京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解决得如何呢？看来此书中的书信还具有可供现实借鉴采纳的价值。
　　书信的影印件和那些扼要的注释，对于身为后辈的读者十分珍贵。当我读到卢绝先生“致张良皋信(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的影印件和注释时，不由得双眼垂泪。因为卢先生是我最钦佩的恩师之一(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又曾是中国营造学社中最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睹字思人，当年他在讲堂上板书育人的情景历历在目。而如今我才知晓，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仅仅是因为当年“幽”了一“默”，谓党内有“禅宗”、“律宗”、“密宗”云云。后来虽经改正，但终于英年早逝，何其哀哉。
　　如果说此书读后有什么遗憾或期望的话，就是该书收入的信函中，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仅有五封，数量确实太少了一些。我同意编者的话，以后如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继续贡献出更多有学术价值或史料价值的信函，能有续集出版最好。这将弥补许多珍贵信函因“文革”等原因已经遗失所造成的缺憾。
　　(《建筑百家书信集》，杨永生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年三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