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忍读，不忍沉默

　　久违中文书，不知趣者偏把《逻辑学百年》(以下简称《百年》)寄来逼我说个究竟。友情难却。管它怎样地王婆卖瓜，翻翻罢。
　　先就有“德国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美国逻辑学家德摩根”的字样不找自来。我是最斤斤计较小节的，起疑心了，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今非昔比，大学生都晓得维氏是奥地利哲学家。不错，确有大学生相信他首创真值表，以为他称得上逻辑学家。一个西方逻辑史家却决不肯跟着讹传跑，他反而会提醒大家：皮尔士早掌握真值表技术，比维氏早四十年，况且基于真值表技术的命题演算完全性证明也是在《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前由贝奈斯、波斯特完成的。
　　书中尾随维氏皈依德国的至少还有两位。冯·诺伊曼！哥德尔！前一位的故土匈牙利或许有点不好查，后一位由捷克转奥国再转美国的经历怎么说也快成常识了。《百年》很瞧得起哥德尔，尊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既然那么伟大，为什么不查一查？
　　无端做了美国佬的，不光一个与布尔共创逻辑代数的英国同乡德摩根，还多着哩：同罗素打笔仗出名的麦克柯尔(英国，细讲则是苏格兰)，大有功于模态逻辑的莱蒙(英国)，模型论学者霍奇斯(英国，为北大逻辑室带过研究生)，代数家拉西奥瓦、西柯尔斯基(波兰)，极小逻辑的发明人约翰逊(我记得是荷兰)，时态逻辑的奠基人普赖尔(新西兰)，集合论学者金森(日本)……好像国别不详者，均可大度拨归美利坚合众国。
　　当然也有幸免的，比方说，英国的古德斯坦因只定为荷兰人，新西兰的休斯、克莱斯威尔只定为澳大利亚人，瑞典的阿奎斯特只定为芬兰人，……
　　设身处地替作者想，种种的颠倒错乱似乎未必全是他的错。要知道，上面的例子都在第三章，而那一章其实是分属不同部门的人的自我鉴定的一个大汇集，作者并不了解那些部门。可是，这种极不可靠的写作方针是作者自定的，他不能辞其咎。让我举个实例，稍具专业性。路易斯的模态逻辑系统S1的完全性早已不再是悬案，一九七○年舒克拉用代数方法证了一回，一九七二年克莱斯威尔又用代数方法和模型论方法证了一回，从此载入各色文献，谈不上某某“填补了国际上模态逻辑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某某未悉实情，自我鉴定不准是难免的，为人师者总不兴往他身上一推了之吧。还是自负文责为好。
　　《百年》还有一层不可靠性，在于往往直抄他人的鉴定。例如，针对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史简介》所下的一整段评语几乎句句有来源，来自本人在《读书》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发表的书评。权当只是旁观者，我也不免要替自动放弃判断权的作者捏一把汗。(插一句：那篇书评几次挨抄。有一次居然被抄去评另一部书《形式逻辑原理》，居然也登上了《读书》。为这事，王宪钧震怒不已。)
　　《百年》多怪语，有时怪得出奇。再出示一则天方夜谭。据说，公理化集论成形之后，“经过哥德尔、王浩等人的工作”，特别是柯恩的独立性证明，“开辟了……新纪元”。如此夸大其词地抬举王浩，我敢说，只会使他愤愤然。王浩的集论研究是很偏离主流的，重点在改进奎因系统ML和先一步提出莫尔斯－凯利系统MK的特征性公理模式。集论新纪元的来临丝毫不归功于他。写书只好懂点再写，没法子的，除非你自甘破绽百出。这是定律！
　　由王浩想起一桩旧事。王浩才死，哈佛的帕森斯便领头编王浩著作目录，历时年余还放不下心，将草稿发刊全世界征求意见。我也是帮他补遗修订的一人。帕森斯极细心，连我偶尔提及的俄国人名拼法的小错也一一改正。定稿又过半年才发表，帕森斯仍在那里呼吁知情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人家办事就这么一丝不苟。
　　《百年》代表一种潮流，决非孤例。我从其中一章举例来证明各学科都该有杂志辟书评栏，而且刻不容缓。这话是把所谓的“一级刊物”包括在内的。凡借口维护学界权威而堵塞言路都说不通。《哲学研究》不是一级的吗？当年金岳霖的大作《论“所以”》——我们的《百年》仿佛有意不提这一篇百年不遇的坏文章——恰好出现在它上面。正因为它地位特殊，金老才躲掉了更加严厉的批评，可以从容地继续强词夺理。
　　书评栏应该学《符号逻辑杂志》(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的样，让一切人的一切作品均无豁免权。我至今记忆犹新，胡世华一九七二年就曾被召上该杂志的合议庭。关于罗莎·蓓特等五人(胡是其一)在开发递归算法论方面的优劣得失，议了三年左右，最后丘奇出来断公道，但到底不肯按中国人的口径下结论。如实叙述史实，有何不可？假使旧习不改，一味自唱赞歌，对争议、疑难乃至污点永远讳莫如深，我真看不出希望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