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造型与造价

　　以下的文字根据最近的一次发言要点整理和铺陈而成。为了传达某种现场感，我将尽可能保留当时漫谈的语气、顺序和例证。
　　拉李陀来参加这场“房地产研讨会”，真好像是推错了哪扇门，这里除了几位记者，多是些搞房地产的实业家，而我们俩却只是迂阔的文人，只会发一些不切实际的议论。
　　不过要按古代文明的老规矩，文人也不见得就不讲究营造。《苏轼文集》中就有不少例证，比如他被贬到黄州以后，就在那里修造起了“雪堂”，还写了文章来记述自己动手的快感：“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雪堂当然没有保留下来(但愿当地的旅游部门还没有据此鼓捣出个煞风景的假古董来)，可这篇《雪堂记》所讲的“东坡之胁”，至今仍是妇孺皆知的美谈，那正是苏轼从此自号“东坡”的起因——这两个汉字从此便有了丰富的内涵，几乎凝聚了“中华文化”所有的审美意蕴。
　　正由于苏轼一次次地营造过居所，元人陈世隆的《北轩笔记》，在记述了雪堂、思无邪斋、白鹤山新居等之后，才不由发出感叹：“坡公涉世多难如此，徐、杭、汝、颖，牧守之乐；中书、翰林，侍从之荣；定州，方面之贵。所得几何？而四十五年间，南奔北走，风波瘴疠之乡，饥饿劳苦，曾不得名一廛，托环堵为终老地。”然而我们却又知道，林语堂那本《苏东坡传》，其英文题目偏偏叫做The Gay Genius，直译过来正是“快乐的才子”。那么是林语堂搞错了吗？恐怕没那么简单。以苏轼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无论生活中有多少磨难，仍能保持生命状态的自在充满，他总会护持住自己的心境，总能坚持对生活的肯定，总要做自己运命的主人，还不致像现代知识分子这样被逼到墙根，大抵要以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批判为业。我近来正做苏轼和歌德的比较研究，觉得其中最大的奥妙就在于：歌德一生多处于顺境，可内心却总是充满冲突震荡，而苏轼一生多处于逆境，可内心却一片和悦洒脱。
　　这个话头会触及两大文明的底蕴，大大超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但我们至少应当想到，无论是哪种文明的蕴涵，都必然焕发出相应的审美格调，而且这种格调一定会点染到房屋造型上，潜在地规定着设计师的想像界限，这就切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了。建筑于东坡之上的雪堂，既没有当年皇宫王府的气派，更没有如今花园别墅的富丽，却更富于韵致更令人神往，正所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们不妨再推想一下，甚至宏大豪奢如滕王阁，也要靠王勃的大手笔，才能为后人所知晓所称道，正说明历史自有它的风雅标准，那首先要基于精神的内涵——房子里面一定要充盈人气，要贯注了文化意蕴方能生气勃勃。
　　可惜，经历了十多年前的那次陡转，中国已不暇犹疑地进入了消费社会，盛行着极度畸形的消费心理，这就使对于往日生活世界的任何怀想，都几乎像是一场白日梦了。房屋对于开发商而言，不再意味着诗意栖居的场所，也不再是精神外化的产物，因为它首先属于某种不动产，不光造它的人是为了赚钱，就连买它的人也至少想着要来存钱。既然如此，就难怪大家这么循着市场逻辑来考虑问题了——刚刚听了大家的发言，似乎所有的病痛都缘于市场发育不全，也只能靠它的进一步健全来逐步解决。可我却要争辩一句，其实市场逻辑这种简单和短浅的交换原则，本身就是有重大缺陷的和不健全的，即使在市场发育最充分的国家，也会造成洛杉矶那样的失败案例；而且哈佛的汉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在跟我谈及北京市政时，其最大的忧虑也恰在于它的“洛杉矶化”！因此，大家真欲把房子盖好，就应当倾听一下来自人文的声音，它可以在市场逻辑的限度之外，帮助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那或许正是把“房子”提升为“建筑”的要义。
　　先从当下盛行的消费心理谈起。我刚才说它是“极度畸形”的，暗中自然就有个参照系，它甚至意味着，就连那个本已相当畸形的、要被严厉逼问“多少才算够”的美国，相形之下都还稍稍“正常”一些。杜克大学的社会学家艾尔德(G.Elder)写过一本《大萧条的孩子们》，发现正由于早年经历过相对匮乏，那一代人反而对物质生活更加计较。这使我们不免联想起周围的情况来：如今还爱吃几口肥肉的，当年恐怕都紧巴巴地领过每月几两肉票罢？有位美国教授来我家做客，直夸我的电视机真不赖，其实若依中国的标准，那玩艺儿早就寒碜得该卖破烂了，因为它不过是个二十一英寸的。这并不是一个特例，中国家庭的电视普遍都比美国的好，而细想之下，这又并不是因为美国人买不起，相反倒是因为中国人买得起，而且是刚刚买得起！出于享受物质生活的渴望，如今既已能跟上这个潮流，那就不惜节衣缩食地跟，而且要跟别家紧张攀比着跟，今天换个带色的，明天换个直角的，后天换个纯平的，直到终于大彻大悟——这不过是一轮轮地上厂家的当罢了！
　　那么真的幡然醒悟了么？才不会呢。只要畸形的心理定式还在作祟，人们就很难挣脱那根牛鼻绳，顶多只会换一个新的攀比目标，而且一定又是他们刚能够得上的目标。由此才造成了当今中国的一大奇观：家家户户都在闹装修，就跟“文革”当年家家户户都闹战斗队似的！一个人发作精神病的时候，他自己是全然不知的，而等全社会都发作精神病的时候，那就没人再能意识到了，——正如只有在经济生活分量日重的今天，而不是政治热情不断高涨的岁月，大家才会觉得当年如此投入地打派仗有点匪夷所思。然而冷眼望去，发现人们现在几乎耗尽了财力和心力(颇有一些为此背上贷款和大病一场的)，想把这个小家装出几分富贵气来，到头来却把室内弄得更加污浊、室外又都堆满了建筑垃圾，你敢打赌过些年这还能被视作正常么？更加可笑又可悲的是：在每家每户的“标准间”里，除了必备的卧室，还要专辟一间“书房”，似乎人们除了睡觉之外，全副精力都用来读书了。其实哪有影的事儿——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几本书，今后也不打算买什么书！由此书店才倒了一家又一家，建材城却开了一片又一片，把整个京师弄成了单向度的城市。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正发作着一股“装修热”，而且再没有别的什么，能比这种狂热更暴露出我们社会的神经官能症了！如果进一步做病理分析的话，尽管李陀不一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还是要说，这疯狂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舶来的恶习，还跟我们的可怕接受机制有关，不然就无法解释，它何以在大洋那边并未发展得如此恶性、如此不可收拾。正像在发现新大陆以后，有些传染病对于白人入侵者原非绝症，却无意中要了印第安人的命一样，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原本就缺少针对这种疯狂追求现世享乐的抗体；再加上晚近参与意识的惨痛挫折，人们就更要龟缩回小天地里，再不管公共空间是好是歹，一门心思地营造自家的蜗居。所以，整个城市空间的不断恶化、以及对于这种恶化的惊人麻木，跟各个居室空间的刻意装修，以及装修效果透出的恶俗气息，恰巧一体两面地叠映在一起，微妙地对应着当下的社会病态心理，简直比任何作家的剖析都更贴切更直露！
　　跟上述疯狂互为因果，房地产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把推土机轰隆隆开了过来，东一块西一块地，把整座城市剃得像斑秃一样！按说，既在营造上市出售的商品，总该讨讨顾客的好，把房子盖得好看点罢？可我们的开发商却不，他们只知往上堆积豪华材料，以为造价越高就越漂亮，不弄成浓妆艳抹的俗物就不肯罢手！为了诅咒长安街头的难看建筑，我曾经替《艺术世界》这样写道：“就像沿街拉客的低等妓女总也离不开亮闪闪的水钻一样，贝聿铭的那些也配称作‘建筑师’的同胞，也在这块价格不断腾贵的亦官亦商的地皮上，东一处西一处地显摆着对于镜面玻璃的低等迷恋。他们竟然打算用令人厌恶的光污染，向眼花缭乱的行人大送媚眼，打算以额外糟蹋的昂贵造价，来证明自己早先穷得受不起教育。镜面玻璃到了他们手中，就这样取代了卫生间瓷砖的效能，贴到了那些想要夸富的建筑物的脸皮上。”可惜编辑先生大概以为不雅，发表时把开头的比喻删掉了。其实他只要读过或听过《茶花女》，就知道我那些话并没讲错——就连上点儿档次的卖笑女，都要属于稍高一层的品第。
　　因此说来真是丢人，镜面玻璃虽属于舶来品，如今却成了道地的“中国特色”。去年北约轰炸科索沃期间，我正为美丽的贝尔格莱德担忧，却偶然从电视上瞥见，那儿竟也有一片玻璃幕墙，遂为他们的品位堕落而扼腕，谁知再定睛细看——那却是我们中国的大使馆，当然也正是后来被老美粗暴炸坏的那座！我觉得这完全可以作为新的证据，来反驳老美对于“误炸”的解释，整座城市就那一座难看的房子，那么抢眼刺目地戳在那里，难道你们还发现不了么？当然那炸弹的理由绝非美学，这一点我们也要牢牢记取。
　　还有一条教人受不了的，就是眼下建筑物的取名。想当年东坡先生多会点铁成金，信手从身边抓几个字来，就又朴素又传神又别致：下雪天盖的房子吗？那就称作“雪堂”罢，索性再在四壁画满大雪，俨如介身于敞亮的大自然；登临远眺的亭子吗？那就冠以“快哉”罢，好来此享受彻骨的风凉，身心振作地发出思古之幽情……当然开发商并非大文豪，没有那么精妙的语感，不必对此抱太大的期望，这也是不在话下的；但那就非得这般文理不通，围个小院就敢称“广场”，铺块草皮就敢叫“花园”，憋着劲非把汉语弄贬值不可么？别看就这么区区几个汉字儿，它们的容积也着实不小呢——那种堆金砌玉般地想靠“金”“鑫”“帝”“御”“嘉”“苑”之类拼凑出的矫饰豪华，不仅叫你念着诘屈聱牙、读着不知所云，还能在街头无休止地弥漫出腐恶的铜臭来！
　　于是，让像我这样的人文学者为难的是，尽管各种华屋广告铺天盖地，但无论你买得起还是买不起，却统统不合乎你的要求，因为他们都无法像雪堂那般激发灵感。究其缘由，主要是当前的房地产界，老在用千人一面的模子去预想买主——他大概就是商界的所谓“成功人士”，比如有幸在外企当个领班什么的！错位由此就产生了：试想哪怕白白送给人家，哈佛的教授能开着“豪奔”去上课么？那会叫同学们看着四不像，也会叫他自己浑身不自在的。所以不客气地说，目前能提供的商品房，含金量虽有大有小，文化含量却都处于同一水平。也许，这可以升发出一种相当实用的建筑标准：什么时候你们能造出更适于精神创造的居所，让我们北大教书的同事一看就喜欢，恨不得终生卜居于此，哪怕为此拉上分期付款的亏空，那件作品就有个八九不离十了！
　　当然眼下这还只是虚幻的梦境。而在残酷的现实中，你还得艰难地找个立锥之地，所以我和李陀都跑到密云水库边买了房子。那边的生态还未遭破坏，房子本身却没什么好，只不过还未及用装饰材料堆砌出丑陋罢了——用他夫人刘禾的话来说，只要没贴上厕所瓷砖就行！但只怕，就这点儿要求也未必能满足多久：那边的老乡没钱则已，有了钱照样会贴瓷砖，说不定还会再给窗户装上蓝玻璃，活像目露凶光的可怕怪物。这当然不能怪乡下人，只能怪城里人的暗示。说到这里，我就想
　　起刚看过的福塞尔的那本《恶俗》来了。此书远不及他的《格调》有意思，不过一开头的“恶俗”定义却大体不错：“糟糕(bad)和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摊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而言之，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可就不一样了。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而迷人的东西。”当然，考虑到我们特有的国情，你还能再为它补充几句：什么叫“恶俗”呢？恰恰是赤贫者一时还现不起的眼，因为他们还没有闲钱去露这个马脚，显出自己当初受不起文化教养，——比如他们不会煞有介事地坐进音乐厅，专拣每一乐章的间歇处大鼓其掌，弄得演奏家面红耳赤不知自己出了什么错。
　　而说到文化，有一点又必须马上申明：万不可对它做僵化理解，好像一说文化就非得指传统不可，一说传统就非搞大屋顶琉璃瓦不可。北京街头被扣上了这么多顶“绿帽子”，难道还不够人受的吗？——文化原本是主动创造的产物，是在适应乃至改造环境之余，应着人类心理层面的更高企求，逐渐升发和积淀出来的意蕴和味道。所以，古代建筑所独具的“民族形式”，首先是以适应已往环境为基准的，否则早就被历史磨洗掉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无甚高论，却属于建筑学的第一要义，它先验地规定了整场营造运动的成与败。由此我们就不难想到，既已剧烈地时过境迁，仅以中国的人口与资源之比便足以判定，照搬任何既有的建筑类型，不管是本土的还是西洋的，都只会画虎不成。布朗(Michael Brown)曾经尖锐地写道：“跟未经检验的污染一样，未经检验的人口增长确在威胁着毁掉生活的质量。”我们也许不必赞成这种“人口污染”(people pollution)的提法，因为它确实有损于人类的尊严，但大家在进行建筑创造时，仍要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念兹在兹，以此作为构思的底线，不然骨子里就只能仿造赝品，比如那种比一般楼距更加逼仄的所谓“别墅”。建筑毕竟只是一门半艺术，不能完全脱开功利的考虑。所以你要是以倾国之力做一个作品，当然可以无限度地调动资源，但如果你想要解决十二亿人的民居，而且让他们安居，就绝不能在结构和功能上撒谎。
　　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但我们毕竟还能跳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人口和资源之比从来就不理想，但它并未妨碍过我们祖先的创造活动。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转变》一书中，抹出过这样一副惨淡的色调：“现在几乎是美国人口四倍的众多中国人口必须要在只及美国耕地一半大小的耕地上获得食物供应。百分之八十的人种地以农业为生，生产的多余食物勉强能养活另外百分之二十的人。除了吃腐食的猪和鸡以外，他们没有饲料养别的家畜……”或许由此我们才可以醒悟到，为什么中国的饮食文化堪称“猪肉文化”，尽管早在半坡就六畜俱在。然而，这种局限妨碍过我们祖先的创造么？妨碍过中餐发展成为举世无双的美味么？安德森在另一本《中国的食物》(The Food of China)中说过，中国人从未放弃过尝试新食物的努力，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需要巨大的勇气。所以打个比方：我们的建筑师真要有出息，也得同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去拿西方人不解其味的猪肚子反复实验，终于做出色香味俱佳的“麻辣肚丝”来。这意味着一场彻底推倒重来的、自内向外的视觉革命，否则少数豪宅就势必要以大片的贫民窟为代价，而基于这样的极限对比，整座城市的最终表象鲜有不沦为一片废墟的。
　　要进行这种创造，就必须鲜明地反对“经济阶段决定论”，这种腔调在今天的会议上很有市场，总以为形式感是一种奢侈品，而眼下我们还只能先造实用的房子。慢说启蒙时代的线性进步观念早已广受质疑，就算这种观念尚无法证伪尚可以挽救，我们也没有理由判定——在艺术史中也同样存在不可逆转的上升，否则所有的文物都不必再保护，天下的古董商也早该下岗了。尽管造价无疑更高，但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看，前三门的塔楼顶得上老北京的四合院吗？顶得上安徽乡村的民居吗？甚至顶得上印第安人的茅屋吗？所以你们看，在造型和造价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较低的造价并不注定造型的粗陋，经济发展也并不自动保证形式感。正因为这样，建筑业就更应提倡“立地成佛”，绝不要把责任统统推给未来，——你一旦把钢筋水泥堆起来，无论好赖总要立在那里上百年，整个城市的视图也早被定型了，根本就没有重新做过的余地了。你每接一次设计，不管造价几何，都必须当成真正的艺术创造，都必须想到后人的挑剔眼光，否则照这般盖了拆拆了盖，甚至在设计和建造之初就想到这是迟早要拆的“过渡房”，中国那点儿贫瘠的资源就更不够糟蹋的了。
　　上面这席话，也许照你们听来只是发发牢骚，是现代文人由于无力再像苏东坡那样亲手营造而逼出来的牢骚。那也没什么要紧，反正最近的沙尘暴早已警示过，北京很快就会不适于人类居住了——所以此中的是非曲直，也许要留待将来的考古学家，到大漠底下来挖掘了，就像我们今天研究楼兰古国那样。
　　二○○○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