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雪月花时最忆君

　　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美丽日本的我》的讲演。他在讲演中举出很多日本著名的和歌、俳句，如两次引用十三世纪从中国将曹洞宗引入日本的道元禅师的题为《本来面目》的和歌“春有花开夏鸟鸣，秋日明月冬雪冷”，极言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之一可以用“雪月花”来加以概括。川端康成认为以“雪月花”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还包括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及人的感情，这在日本是有其传统的。
　　川端康成把日本文化的特征定位于“雪月花”，可以说是关于日本人审美情趣的日本文化论。这种文化论的出现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川端康成的获奖使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增，川端康成的文化论更让日本人得享文化上的满足。当初川端康成获诺贝尔奖还曾让一些日本人感到不踏实，怀疑评委是否真正懂得了日本文学的好处，又担心川端康成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获奖会不会有搭车之嫌。不过，川端康成的讲演让日本人再一次广泛地认同了有关“雪月花”之于日本文化的观点。日本人在为本国的“雪月花”文化感到自豪的同时，还希望外国人也能了解日本人引以为自豪的“雪月花”精神。
　　一九八七年，由日本富士通经营研修所策划，祥传社出版了为外国企业家介绍日本人文化心理的一本书《雪月花之心》。书的作者、研究法国象征主义的学者栗田勇在前言中写道：“目前日本在世界上被视为异端。可是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到底对日本了解多少？如果不了解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又怎能期待相互间的理解和友好呢？”
　　栗田勇以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讲演所引用过的和歌和俳句为例，介绍了日本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诗人的人生观及自然观，特别是日本人对四季、对雪月花的热爱。他认为在讨论日本文化时，“自然”一词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雪月花”则是日本文化特征的象征。日本人的自然观有三要素：第一、日本人认为自然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像四季一样不断变化。第二、日本人认为自然是协调有序的。第三、因此日本人认为自然与人不是对立的，人在自然中生活并可以同自然交流感情。日本人在与美丽的自然融为一体的同时，会想起自己最亲密朋友的友情，这就如中国诗人白乐天的诗句：
　　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说起日本文化，中国人可能会有一种既近且远的感觉。日本文化里中国的影响比比皆是，所以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中，比较研究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不过在讲到日本文化时，不能过于注意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影子有时甚至会干扰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比如川端康成和栗田勇提到的“雪月花”出自白居易的诗句，日本文化中的崇尚“雪月花”精神就是在日本人极为尊崇白居易的平安时代确立的。但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白居易印象就和中国人所熟知的白居易不大一样，中国人也不应该想当然地以为日本人自古就喜爱白居易本人所珍重的“讽喻诗”。
　　当年白居易还在世时，他的名声就已远播日本。据日本史书《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八三八年日本的官吏藤原岳守检查唐朝船只时获《白氏文集》呈献天皇，并因此受到擢升。醍醐天皇(八八五——九三○)一直把《白氏文集》放在身边，自称“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编于九六○年的唐诗佳句集《千载佳句》共收有唐诗佳句一千零八八十三首，其中白居易的诗句就近一半，达五百三十五首。最能看出平安时代(七九四年——一一八五年)的日本人对待白居易态度的是编于公元一千年左右的《和汉朗咏集》。朗咏是平安时代出现的一种流行于贵族文人之间的一种歌谣形式，吟唱内容是唐诗文佳句、日本汉诗文佳句以及和歌。借用现代人的说法，《和汉朗咏集》就像是平安时代在贵族文人间流行的卡拉OK歌词集。《和汉朗咏集》共收有中国诗文佳句二百三十四首，日本汉诗文佳句三百五十四首，和歌二百十六首。在汉诗文佳句中，白居易的诗文佳句就有一百三十五首，且白居易的诗句都被置于各部之首，当时尊白意识之盛可见一斑。《千载佳句》和《和汉朗咏集》都收录了白居易的“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这一联诗，不过在《千载佳句》里，作“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与现行绍兴本同。
　　从《千载佳句》和《和汉朗咏集》可以发现，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喜爱的是白居易的诸如“背烛共怜深夜月，踏花同惜少年春”、“青苔地上消残雨，绿树阴前逐晚凉”、“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之类的诗句。以当时的日本文人尊崇《白氏文集》的程度，当然清楚白居易本人极其看重自己的讽喻诗。他们可能也仔细研读过白居易的《新乐府》，不过被选入《和汉朗咏集》的是《上阳白发人》里的“秋夜长，夜长无眠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潇潇暗雨打窗声”、《骊宫高》里的“迟迟兮春日，玉甃暖兮温泉溢，袅袅兮秋风，山蝉鸣兮宫树红”，讽喻精神全然不见。所以研究《和汉朗咏集》的日本学者川口久雄认为《和汉朗咏集》选取中国诗文佳句用的是断章取义的方法，目的是把中国诗文置于与和歌平等的地位，进而将其改造为类似日本式的短小诗型并加以同化。
　　对于希望了解日本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来说，《和汉朗咏集》是绝佳的资料，《和汉朗咏集》可以说是平安时代日本文化的结晶，在《和汉朗咏集》里，中国诗文佳句、日本汉诗文佳句、和歌同处一集，和歌与入选的中国诗文佳句内容意趣相近，即使不懂和歌，仍然可以通过汉诗文的内容推测其中和歌的倾向。只要看一下都是白居易的哪些诗句得入《和汉朗咏集》，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决定对白居易的诗句取舍的是当时日本基于和歌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现这种文化思想的和歌注重四季时序变化，描写的是纤细的感情和风花雪月。所以虽然看上去《和汉朗咏集》里汉诗文佳句为主，但其中的汉文学已是基于和歌的日本传统文化思想过滤的汉文学了。
　　栗田勇认为白居易的一句“雪月花时最忆君”浓缩了日本文化精神，概括了日本人的自然观和情感。也许包括栗田勇在内的许多日本人觉得向外国人介绍日本文化讲到这个程度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这种对日本人的自然观介绍之前，可能会发问：日本文化精神为什么如此注重四季、喜爱“雪月花”？对此问题日本学者的解释却极为简单，一位日本古代文学研究权威就对我的这个问题回答说，日本文化里四季意识和自然观的形成原因在于日本的风土。这个说法也很容易从较了解日本传统文化的日本人那里听到，并且谈到这一点时，日本人会流露出为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所感到的骄傲。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德纳尔德·金在他的十八卷本《日本文学的历史》里也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日本人对季节的偏好从何而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的四季各有独特之处。这个说法的前提是其他国家的四季没有明显的区别，但要得到这样的证明相当困难。在这里我们索性不去追究其理由，只需知道日本的和歌作者对季节的变化非常敏感就是了。”
　　欧美人大概会接受德纳尔德·金的观点，不去深究日本人为何如此喜爱四季自然的原因，这样对他们了解日本文化可能并不会有多大妨碍。不过解释这个问题却是中国人理解日本文化的关键之一，因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风土说可能会感到不以为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也四季分明，而且自古就同日本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自古中国的文化还对日本有深刻影响，可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显而易见，这做何解释呢？
　　实际上日本文化的这种特色并不是无源之水，并非除了归结于风土就不可捉摸。喜爱“雪月花”的思想其源有自，产生和发展都脉络清晰，只是日本人在为本国文化骄傲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把自己的文化特色神秘化了而已。
　　要从源头探寻日本文化特色成因的话，就不能不谈到和歌。从川端康成和栗田勇在谈论日本文化特色时举例必用和歌，就可以想见和歌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分量。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惟有和歌能贯穿其中、绵绵不绝至今。和歌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母胎，“雪月花”精神正出自和歌。
　　和歌源于古代歌谣，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编于八世纪，所收四千五百多首和歌的创作年代跨度至少有一百三十年。从《万叶集》可以看出，初期和歌曾经有长有短，也做过用长歌咏唱社会性内容的尝试。在经过种种尝试和摸索之后，和歌最终定型于三十一音的形式。和歌只有三十一个音，不是三十一个字，更不是三十一个词，日语中单音词很少，加之和歌中有固定的修辞用语，这就使得和歌这种极短的诗型表达范围很有限。所以和歌不适合叙事，最宜于歌咏瞬间情绪，多用于男女相思时的唱和，《万叶集》里恋歌约占了全集三分之二。最初的恋歌只是单纯倾诉思念之情，旷夫怨女将种种愁绪诉诸和歌，多“寤寐求之”、“寤寐思服”之属，尚无暇顾及“雪月花”呢。对于当时身处所谓“妻问婚”即访问婚那种婚姻形态下，难得相见一面的相思男女来说，寒来暑往、风花雪月并不只是时光的流逝和眼前景物的变化，时时处处都会使他们触景生情。随着和歌创作的进步、语言的丰富，随着相思男女感情的细腻化，和歌作者在和歌中不再仅仅直诉相思，而开始把情绪寄托于身边景物、四季变迁。所以《万叶集》里大量和歌歌咏的是睹春花秋月，叹良人之不至；闻莺啼鹿鸣，念妹子之多情。
　　从《万叶集》的后期作品里可以看出，带有民歌色彩和歌在向贵族化和歌方向转化，和歌的风格从质朴向纤细、华丽发展的趋势已见端倪，描写四季景物的和歌大量出现。九○五年，日本第一部官方编选的和歌集《古今和歌集》成书，春夏秋冬和恋部在二十卷中占了十一卷，占全部和歌的七成，这种结构成了以后众多和歌集的体例。《古今和歌集》以降的和歌虽都以春夏秋冬和恋等分部，但从歌意来看，春夏秋冬各部里都有不少和歌关乎恋情，恋部则有很多和歌寓恋情于四季之景的描写。和歌体裁短小，所歌内容又较有限，所以作和歌只能在细小微妙之处下功夫。和歌吟咏的四季风物较为固定，春天的莺、霞、梅，夏日的杜鹃、萤、蝉，秋季的红叶、七夕、露，冬天的霜、雪、冰，这些都是在和歌中被反复吟唱的代表性题材。这样的和歌在日本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打上了“雪月花”的印记，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日本的绘画、茶道等方面感受到纤细、雅致的四季意识的存在。
　　在平安时代，贵族、文人最崇尚的是汉诗、汉文，在聚会中以汉诗酬唱，以擅汉文为荣。《古今和歌集》的“真名序”即汉文序就提到“自大津皇子之初作诗赋，词人才子，慕风继尘，移彼汉家之字，化我日域之俗。民业一改，和歌渐衰”。但是那时能自由使用汉文的日本人毕竟很有限，而且只有使用日文假名的和歌才能让日本人比较自由地抒发内心的真实情绪。在汉文化不断影响日本文化时，和歌还担负起了保持日本民族文化特色和自尊的重任。故和歌虽曾一时衰落，却还是赢得了与汉诗文大体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像汉诗会一样，当时也出现了以和歌的清辞丽句一竞短长的赛和歌会，和歌逐渐转为贵族、文人的娱乐形式。《古今和歌集》的和歌就讲究作歌技巧，情绪纤细。一二○五年，日本文学史上第三部最有影响的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编定，和歌的风格又一变而追求所谓“幽玄”、“有心”，即意境深邃、情趣典雅。在日本的镰仓时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禅被看做是艺术追求的极致，禅意和歌的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
　　川端康成在演说《美丽日本的我》中所引用的道元禅师的和歌“春有花开夏鸟鸣，秋日明月冬雪冷”，就是一首禅意和歌。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表讲演时认为：川端康成独自的神秘主义是与禅的领域相关的。川端康成为了表述生活于现代的自己的心境而引用了中世禅僧的和歌。但是大体上说，那些禅意和歌是由封闭的语言构成的，提醒人们那是用语言不可能表现其思想的和歌。不能期待那些语言会接近你，因此你除非放弃自我，参入其封闭的语言，否则就不能理解那些和歌，或产生共鸣。按照大江健三郎的解释，川端康成之所以在讲演中引用那样的和歌，而且还是用日语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前朗读，这是他作为小说家在经过长期且痛苦的经历、拒绝理解的表现。栗田勇袭用川端康成的思路向外国人讲解日本文化的精髓，显然过高估计了外国人对大江健三郎所说的川端康成讲演的暧昧性的理解力。
　　川端康成之所以要这样表达自己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执著是有复杂背景的。日本战败后，很多日本人都对日本文化做出反思，一九四六年，文学评论家桑原武夫就尖锐地提出了“第二艺术论”。他认为相对于以坚持西欧文艺精神、主张恢复人性的文艺为第一艺术，俳句只具游戏性，已经落伍，是第二艺术，应予以摒弃。这种主张也殃及了俳句的母体和歌，更为传统的和歌也被看做是第二艺术，受到了轻视。一九五八年，太田青丘在他的著作《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中也认为：“日本应以从未经过的战败为契机，对自己的整个思想学问做彻底的反省。……仅从和歌上来看，即便认可和歌长于表达优雅缠绵的情绪，但是和歌似乎还是过于局鍀于个人的趣味，缺乏打动全社会的深沉的悲壮、崇高的气魄。”
　　当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恰恰要用曾被认为相对于西欧文艺精神是第二艺术的和歌和俳句来论述日本文化的特质，这自然同随着日本经济起飞而日益高涨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不无关系，不过从中亦可窥见日本人自古就试图以和歌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维持文化心理平衡的良苦用心。从日本刚刚战败时出现的对和歌的反省到川端康成在讲演中对和歌的偏爱，虽然观点相左，从中却也不难看出和歌在日本文化中的位置和影响。其实无论对和歌如何评价，咏唱“雪月花时最忆君”一直是和歌的主流，而且这个“君”是朋友时少，多是指恋人的，即使是身遁佛门的禅僧作起和歌来也仍然不改此道。川端康成在他的讲演里介绍了十九世纪的禅僧良宽临终时的和歌：身后留念遗何物？春花子规鸟，秋日红树叶。同时川端康成也对这位禅僧的轶事津津乐道：良宽六十九岁时恋上二十九岁女尼时曾作和歌：日日盼望她来到，今日得见复何求？禅僧良宽的前一首和歌仿道元禅师的和歌《本来面目》歌咏“雪月花时”，后一首就是“最忆君”了。
　　在现代日本的年轻人心目中，和歌已几近传统保守的代名词，少有年轻人问津。一九八七年五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二十四岁高中女教师絳万智出版了和歌集《沙拉纪念日》。这本和歌集居然成为当年的超畅销书，据说总共印了一百五十万册之多，我手上这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九日印刷的，已是第三百六十一次印刷了。絳万智的成功固然在于她打破了传统和歌的束缚，把现代口语引入和歌，咏唱日常生活中的感触，但不可忽视的是，《沙拉纪念日》最动人之处仍是“最忆君”。如成为歌集名的一首和歌是“就因为你说了句'这味儿不错'，七月六日就是沙拉纪念日”。就这样一句直白不过的大白话，也的确表达了一个纯真女孩的瞬间痴情，当然这份感情也最在于“君”的，因此絳万智的和歌仍然能拨动日本现代年轻人心灵深处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最忆君”之弦。
　　和歌与汉诗的最大区别在于，定型后的和歌基本上只言情写景，并不言志。日本人的“雪月花”并不同于中国人心目中的“风花雪月”。日本人用中国的诗句“雪月花时最忆君”来总结日本文化精神并不说明中国文化决定了日本文化精神的本质。日本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影响有时可能会使中国人不自觉地以中国文化的标准去衡量日本文化，体会到一种文化优越感。不过这种优越感对正确了解日本文化不会有多少帮助，就像一些日本人过于强调本国文化的特殊性，把四季意识、“雪月花”神秘化，很难得到中国人的理解一样。
　　白居易在世时就知道自己的诗远传域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流传后世。在一千二百多年后，日本人用他的“雪月花时最忆君”这样一句诗总结自己源自和歌的文化心理特征，“雪月花”已成为在日语辞典中代表日本四季自然美的词汇，这他能想得到吗？
　　(《和汉朗咏集文化论》，宋再新著，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7.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