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入以国粹　出以西学

　　在百年史坛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学术传统似乎是，西学不遗余力地浸润、渗透、扩展，以致从某种意义上改变历史学家的思想意识与治学方式。史学思想和研究模式的西方化，并不意味着研究对象即史家所赖以认识客观世界的传统史料的西方化。在梳理百年史学史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教会学校以西方教育方式培养起来的历史学家，在推动中国传统史学走向西方学术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学生比非教会学校的学生更容易接近西方世界。经过了开眼看世界的早期阶段以及大批量涌入东洋留学的狂潮以后，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以史学为专攻的留学生，大多将求学的眼光集中在欧美国家。他们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西方的学术，又对本土化的学问深具心得，因此，当这批由教会学校派往西方的学人重返故土，并在学术界崛起时，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沉醉西化的洋派头，而更多的则是以理性精神重新审视传统学术的合理性，以西方学术理论的术语概念与研究模式界定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显然比盲目地否定或简单地肯定传统学术的做派要高明得多。在这种类型的学者群中，洪业(一八九三——一九八○)显然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从洪业的身上，我们可以集中了解到，在西学的桥头堡与国学的前沿阵地，是如何巧妙地圆通起来并为百年史学发展起助推器的作用的。
　　应该说，洪业并不是二十世纪自觉地向西方寻求学术真理的最早的一批学者，但他却是在西方学术界逗留时间最久的一位历史学家，在美国学术的主流社会，洪业保持了长时间的学术影响力。但是洪业在国内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很为当时新派学人所漠视。洪业弟子杨联升八十年代在给著名学者周一良的信中说，“燕大在中院(周案：指台湾中央研究院)向来受屈，煨莲先生尤甚。弟希望打此不平，能有效也”。(《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170页)台湾中央研究院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由大陆迁往台湾的，傅斯年、李济、胡适等都任职该院院长。傅斯年有留学英、德背景，李济、胡适皆为美国留学博士，很显然，他们对洪业的史学研究是并不推崇的。洪业与傅斯年、李济、胡适皆为一个时代的人，但在求学、治学方面却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的洪业，在他十七岁时进入福州的教会学校鹤龄英华书院。在该院，品学兼优的洪业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教徒。洪业二十三岁从该院毕业，即由鹤龄英华书院的美国董事汉弗德·克劳弗德的资助，到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深造。洪业在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就在洪业徘徊在学术与宗教的门槛之时，燕京大学正处于筹建时期。当燕京大学正式向外招生时，洪业作为这所教会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历史系担任教授。他在燕京大学执教二十三年，培育了诸多英才。我们不知道是洪业的个人经历还是燕京大学的特殊背景抑或二者兼有的因素，导致了傅斯年、李济、胡适诸人对洪业学术的漠视。洪业没有在国内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即便是教会学校也是不知名的，他到美国读大学不是靠公派考试留学，这与傅斯年、李济、胡适是大相径庭的。洪业参与筹建的燕京大学是一所新的教会大学，资历很浅，但在洪业手里却与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学社在图书互购、成果刊发、人才交流、互派留学生等方面自成统系，这显而易见是动摇了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的学术权威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洪业与当时民国学术领袖人物对立的一面。就新建立起来的燕京大学以及洪业本人来说，要想在国内高等教育中立住阵脚，就必须网罗国内著名的、资深的、甚至第一流的学者到燕大执教。邓之诚、顾颉刚、钱穆、容庚等知名学者都在燕京大学教过书。邓之诚是由北京大学转到燕大的。在北大时，思想趋于保守的邓之诚，是十分看不起留学生的，在讲堂上或闲谈中时常嘲笑胡适。到燕大后，在学生面前往往用“城里头那个胡适，老是胡说”讥评胡适。邓之诚有一房姨太太，很为燕大的外籍教师所侧目，也是洪业出面打圆场，燕大才没有解聘邓之诚。顾颉刚虽说是胡适的学生，与傅斯年是北大同学，但他后来与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关系弄僵，两人没有了交往；傅斯年对洪业的学问很不感兴趣，洪氏在晚年时回忆说，“傅斯年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批评我做引得这东西很机械，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而且说我学问肤浅”(陈毓贤《洪业传》176页)。靠自学成才的钱穆与胡适的关系也并不好，在学术观点上，胡、钱互不相让，争论得很是激烈。李济对钱穆的学术不感兴趣，直至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李济也没有投票同意钱穆任该院院士。洪业聘请这些与傅斯年、李济、胡适学术主张不一致、甚至有个人恩怨的学者到燕京大学执掌教鞭，无意中自然把自己置于与主流学术界对立的地位。
　　洪业的历史学方法是典型的西方化的，最具影响的似乎是所谓的“五个W”。“五个W”之说在洪业的弟子们的叙述中虽不尽相同，但意义与所指基本上是一致的。周一良回忆说，“三十年代初，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有一门必修的课程，叫做‘历史法’，是由一位善于词令、每每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的教授洪业先生讲授的。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始终不能忘记的，是第一堂课。洪先生开宗明义说：历史是什么？只要你抓住英文里的五个W，就抓住历史了。接着他就列举这五个W：Who，When，Where，What，How。也就是说：什么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怎样做的。多少年后，我一直记住这几句话。”(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王钟翰回忆说，“洪先生开宗明义，说明史学方法无非是搞清历史的人物、时间、地点、原因、过程五大要素，即Who，When，Where，Why，How，他将此戏称之为五个‘W’方法，凡搞任何历史问题，离不开从五个W方面去追查，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王钟翰学述》)周一良说，洪业先生遗漏了最大的一个W，即Why，是他补充上去的；而王钟翰回忆是有Why而没有What，不知孰是？但不管怎么说，洪业的史学方法是欧美式的，但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是符合当时史学界的情形的。洪业在晚年回忆自己第一年在燕京大学讲学时说，“在历史方法班上，我先要灌注他们一种历史感。第一，要他们在一周内缴出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是谁？’，内容包括姓什么叫什么，有没有别的名字？何地人？父母在不在？干哪一行业？祖先中有没有杰出的人物？家族渊源如何？有没有族谱？在哪里保存着？第二，要他写一篇出生地的历史：何镇何市、住宅的由来如何？有没有看过地契？房子建立多久了？在家中多少年？”(陈毓贤《洪业传》77页)洪业的历史学方法很显然是西方式的，但他处理或运用的材料都是本土化的。将枯燥乏味的灰色理论讲授得兴味盎然，洪业的确具有高超的演讲和教学本领。史学大师陈垣也给学生讲授历史学研究方法，显然没有洪业这么通俗易懂。
　　洪业在美国接受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洛克维尔教授的史学方法对他影响很深。洪业的“五个W”的思想就是起源于洛克维尔教授的。当时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滨逊提倡制度、文化、风俗的研究，作为洪业的指导老师，罗滨逊教给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历史。洪业的硕士论文《<春秋左传>与其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影响》，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特点。到燕京大学做历史系教授后，洪业的史学论文的撰写似乎始终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在进行，这就是为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写的各种引得撰写序文，借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念。洪业十分重视工具书的运用，在燕京大学创立了引得编纂处。所谓引得(Index)，是索引的改译。洪业注重使用工具书，与他少年时代背书大有关系。孩提时代的洪业，在背诵《尔雅》时，多次挨过老师的责打。长大后，洪业了解到与《尔雅》不同的是，《经籍纂诂》、《佩文韵府》、《史姓韵编》，都是以诗韵为检字法；而《康熙字典》、《辞源》是部首检字法。于是洪业在新创检字法方面处处留意，在一九三○年创立了“中国字庋法”，并撰写了《引得说》。洪业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二十多年，先后编辑、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巨册。引得编纂处有一笔固定的经费，有固定的编辑班子，而且形成了较规范化的编纂程式，即选书、选本、钩标、抄片、校片、编号、稿本、格式、校印、撰序，工作效率很高，平均每年出版引得二三种，三四册，对学术界的贡献很大。引得编纂处编辑了《十三经》中的十二经引得，《尚书通检》由顾颉刚编辑另行出版，顾与洪业的宗旨不同，他不同意洪氏的新检字法。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二十四史》艺文志、食货志，先秦诸子的《庄子》、《墨子》、《荀子》等重要古代文献差不多都编纂了引得。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洪业将引得置于学术研究的首要位置，实际上是在推行传统学术的一种革命。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各种思潮勃兴，“或以复古为口号，或以疑古相标榜，或致力传统本位文化之复兴，或倡导以西方新学对中国文化之改铸，各张一帜，重镇并立，一时异彩纷呈。”(《王钟翰学述》30页)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传统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自然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尽览的，必须在传统的工具书上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引得的编纂，既促进了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播范围，又在很大程度上发动了学术工具革命，这应该是沉醉西学的洪业的高明之处。洪业的《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是现代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也是洪业的代表性论著。《礼记引得序》长达数万言，将两汉礼学源流勾勒得原原本本，将两千多年礼的争论的脉络分析得十分透彻，是洪业对中国传统礼学的重要学术贡献。《春秋经传引得序》近十万字，搜集了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有关《春秋》经和《公羊》、《谷梁》、《左氏》三传的研究结论，在辨别真伪的同时，考辨得失，衡准是非，然后断下己意。因为该论著援引近代天文学的科学知识论证《春秋》经的年历问题，发前人所未发，肯定和提升了《春秋》经的真实性。因为《礼记引得序》的杰出研究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卓越贡献，洪业荣获一九三七年度法国巴黎的茹理安奖金。洪业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除了传统文化史研究享誉学坛外，他在元史、明清史、唐代文学等领域也有精湛的研究，推出了让学术界歆羡的杰出成果。《<蒙古秘史>源流考》是洪业晚年寓居美国研究蒙元史的一部力作。该文从永乐大典原文、明刻原文、蒙文手稿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了《蒙古秘史》的撰写、传抄的渊源，洪业引用了钱大昕、鲍廷博、顾广圻、那珂通世、白鸟库吉、伯希和、王国维、陈垣等中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洪业认为，《蒙古秘史》最早的蒙古文底稿初题为《成吉思汗原著》，系根据一位上年纪的、文盲的讲述者于一二六四年的口述，抄录、翻译为蒙古文，刊印于一三六八至一四一八年间，改题为《元朝秘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洪业中西交通史、明史的代表著作，洪业在该文中运用了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表现出洪氏广博的语言天赋，他考证的结论与在日本发现的真本地图不差毫厘。杜甫研究是晚年洪业学术研究的一个成就颇大的领域。洪业儿童时代就能背诵一千四百多首杜甫的诗歌和三十多篇杜甫的文章，到了晚年，洪业记起他父亲洪曦说过的话：“读杜诗好像吃橄榄，嚼槟榔，时间愈长愈好，愈咀嚼愈有味。”于是撰写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一书。一九七九年，洪业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做了自己的批评，洪业说郭沫若把杜甫任职的河西尉的方位弄错了。
　　洪业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以及他与美国学术界的特殊背景，培养了很多著名学者。洪业的弟子刘子健回忆说：“他鼓励学生中的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代，聂崇歧研究宋代，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房兆楹、王钟翰研究清代。”(转引自陈毓贤《洪业传》120页)聂崇歧(一九○三——一九六二)是洪业在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的重要助手，河北蓟县人。燕京大学初建时，家庭困难的聂崇歧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燕大念书。洪业到哈佛大学讲学两年期间，聂崇歧考燕京研究院没有被录取。等洪业回国，聂崇歧已在中学教书。洪业即请聂崇歧回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处业务。聂为人耿直，博闻强记，沉默寡言，办事说一不二，有“铁面御史”之称。洪门弟子王钟翰说聂崇歧“过于精明能干，自视过高，不但对古书吹毛求疵，而且对今人喜欢求全责备”。(王钟翰《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第八集)聂崇歧建国后与燕大教授邓之诚住北大东门外蒋家胡同二号。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合并入北京大学，聂崇歧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的介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工作，史料编辑室由北大教授邵循正任主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范文澜很欣赏聂，称他先生，聂崇歧很是感激。聂崇歧整理、编辑的书计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宋史》、《资治通鉴》等。在聂崇歧逝世近二十年后，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宋史丛考》。齐思和(一九○七——一九八○)是山东济宁人，曾在南开中学读书，师从范文澜，二十岁时考入南开大学，旋转学燕京大学，攻读历史。一九三五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齐思和治学博古通今，对中国古代史有自己的体系，他的研究能从西方古代历史中做比证研究，极见功力。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辑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庄子》、《墨子》、《荀子》三书的引得及序文都出自齐思和笔下。齐思和的《战国制度考》、《魏源与晚清学风》、《晚清史学的发展》等是其重要的学术成果。燕大撤消后，齐思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攻世界史。蒙元史专家翁独健(一九○六——一九八六)是洪业重点培养的学生之一。他是福建福清人，自幼患小儿麻痹症，跛了一足。翁与洪业同出英华书院，后考入燕京大学，很得洪业赏识，被视为洪业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吴世昌一只眼失明，翁独健跛一足，两人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是拔尖的，校长陆志韦给他们戏作了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任崇岳、罗贤佑《自有芳扉留人间》，《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翁独健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蒙元史。一九三八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翁独健到法国巴黎师从伯希和学习蒙元史，从法国回国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平中国大学教书。解放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职，在主持标点《元史》，主持翻译《史集》、《世界征服者史》，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洪业和他的弟子们是百年史坛中的一支劲旅，是不该被忽略和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