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最初的日本文学审美情趣

　　八九四年，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决定停派遣唐使。
　　从七世纪初，日本就开始派人到中国大陆学习，因为当时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已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而日本刚刚脱离氏族阶段，这样巨大的落差，使日本能够直接吸收较高的文明成果，在短时间内得以飞速发展。而八九四年以及之后的唐王朝却正处于藩镇割据、战乱纷争之中，并开始走向衰败。对于日本来说，继续派遣唐使已是弊大于利。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双方的官方交往基本中止，虽然还有民间贸易，但大陆文化的传播不能像以往那样畅行无阻了。单从文化上来说，日本文化进入了反刍时期。在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对大陆文化进行吸收、利用和融合，不断发展丰富，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体系，这一时期一般称之为“国风文化”时期。
　　在“国风文化”时期，日本文化中最大的一件事可以说是日本文字——假名的出现。虽然在这之前，已存在用汉字作为标音符号即万叶假名来记述，但不能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受一定的限制。假名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说假名是在借鉴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但其发音、语法等与汉语迥异，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体系。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至今仍有人误认为日语是汉语言的派生语。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假名的出现，无疑是日本文化的一支催化剂，它使日本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正是因为有了文字，人们能够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和进行创作，日本文学出现了灿烂的景象，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文学成就。在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都创作出了大量优秀辉煌的作品。
　　独特的美学观点也相继在这一时期出现，像“可笑”、“もののめわれ”、“えん”、“よせい”、“幽玄”等等，并趋于成熟。上述各种审美理念，代表了日本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审美情趣。后来的审美情趣与指向不论怎样变化发展，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它的雏形。也可以说，日本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民族性，都是在“国风文化”时期开始形成的。
　　这一时期，和歌占据重要的地位。和歌是日本特有的一种诗歌体，为五七调。短歌一般为五七五·七七，三十一个音节。在这么短的诗中，很难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或者某个思想。其实和歌的作者也力图避免这种创作倾向，而是表达爱情和对四季花鸟和山川风月世界的感受，虽然个别诗歌也咏叹了自己的失意、忧患与感慨等，但总体来看则是完善的抒情诗，其中最明显地体现了“幽玄”这一日本美学思想。
　　“幽玄”这个词语源于佛教经典，到日本具有了“奥秘”之意，但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词。在《古今和歌集》中已往往与“余情”、“よせい”等一起体现在诗歌中。在具体的诗歌中，不仅有神秘、奇异的意义，而且还有艳丽华贵的浪漫气息。“幽玄”在和歌中并不以清晰的意象出现，而是以玄妙的感觉来体现，在这幽高深邃的境界中去体会那朦胧的美，并给人留下广阔的想像余地。和歌及其后来由此变化而来的连歌、俳谐、川柳与狂歌等构成了日本独特的诗歌体裁。
　　到了平安时期，作为贵族社会的文化而达到最高水平的不是和歌，而是物语。物语作为一种文艺体裁，它是日本民族独特的创作形式，如果勉强划入现代的文艺体裁，可视为小说。被誉为平安物语最高峰的《源氏物语》，比中国的《红楼梦》和西方的《十日谈》都要早几个世纪，可视为世界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刚刚起步的日本文学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不能不令世界吃惊。
　　从《源氏物语》前的《竹取物语》《落洼物语》等来看，物语是萌芽于民间传说。但到了《源氏物语》，它基本上割断了与民间传说的联系，而盘旋于贵族上层社会，表现出与“国风文化”时期同一指向的审美情趣。要想了解平安文学，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平安贵族阶级。平安时期，能够识字读书进行创作的大都是贵族阶级，他们的作品以及作品中所蕴涵的审美情趣作为文化财富流传下来，并影响后世人的创作，而下层民众的作品，因无文字记载，所以对后世的文学并无多大影响。日本由律令制社会进入摄关政治，贵族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官僚的参政机会，也失去与平民大众的联系，而成为一个远离现实社会的特殊的集团。只有平安京及周围的山水和他们自己封闭的生活才是他们意识中的整个世界。摄关政治使他们从政务中解脱出来，诸多闲暇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从事于自己的爱好，生活范围的局限，又使他们纤细的神经变得更加敏锐。此时佛教已从巫术仪式开始回归到自己的本义，在贵族面前适时地展出一个虚幻的来生世界，“末法”之说，又使贵族们感到惶恐不安。这样特殊的处境，使贵族文学在创作中更趋于追求表现纤细的感情、自我的内省以及朦胧的美。
　　对于《源氏物语》等作品，人们往往从现实性角度去评论，家永三郎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说这部物语具有“写实特点”，“在于准确地区别写出了在这部长篇中出场的众多人物的个性，细致地描绘出了内在的心理纠葛，在这方面发挥了毫不逊色于近代小说的描写能力”(《日本文化史》69—70页)。一般的评论也往往注重《源氏物语》所描绘的社会现实以及贵族阶层不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现实思想意义。我认为，真正令今人爱不释手的原因不仅仅是《源氏物语》的现实性，而主要在于这一作品散发出的独特的美学情趣。可以说《源氏物语》是体现与诠释日本美学中“もののあわれ”的典型作品。
　　对于“もののあわれ”的中译词，至今众说纷纭。以“物怜哀”、“感物兴叹”、“愍物宗情”这三个译法为代表。其实汉语中的任何一个词语都不能充分完全地表现出所具有的涵义和韵味。仅从词语本身来看，可分解成人们对“もの”(物)的“あわれ”(怜哀)。但在这里，物不仅仅指周围的客观事情，而且意识中联想到的事物与现象，甚至一种情绪，都可用“もの”来表示。“怜哀”是一种感觉，具有情感色彩，近似于“叹息”。
　　平安时期的日记文学更是趋向于内省与自我感觉，除纪贯之的《土佐日记》是出于男子手笔外，其余日记全是出自女性之手。女性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坛上可谓一统天下，这样的情况在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文学走向成熟独立的第一阶段，也是自由地使用本国的文字——假名进行创作的开始。所形成的格调、章法及意向，必然会影响后世文学。事实也确实如此，不管怎样发展，后世文学多少都带有一股纤细、敏感的情绪，充溢着淡淡的忧伤以及一种捉摸不定朦胧的美。我想，这一切，正如一支交响乐的主旋律，在这个时期已定下了基调。
　　与紫式部一样生活在宫中的清少纳言创作的随笔《枕草子》，并不像紫式部那样通过内省来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是捕捉事物刹那间的美，以精确简洁的笔触描绘自然与人生。面对社会的黑暗面和生活地位的不如意，清少纳言并不是从正面或侧面认识，而是以一种超脱的态度来看待，并企图在日趋衰落的境地中寻找一丝诙谐或滑稽，来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文中，她多次使用“おかし”这一词语，但文中所体现的“おかし”并不像字面这样明确，而有着朦胧的色彩。
　　这种随意而发，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四季自然敏锐的感觉以及轻松的超然态度，不仅对后世随笔创作，而且对其他文学体裁都有一定影响。虽然有许多人奇怪清少纳言生活于宫中，但对政治纷争及社会现实却视而不见，不做描绘，而强调《源氏物语》的求实态度。其实我们从两部作品总的反映情调与趋向上可以看出二者是异曲同工。《源氏物语》中也写了一点官场势力的消长，但对作者来说，也仅仅是为了说明主人公光源氏处境变化的条件而已，实在是不得已而写之。
　　同时站在更远一点，我们来看平安时期的文学，便会吃惊地发现，不论和歌、物语，还是日记、随笔，它们都涂着一层共同的色彩，追求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朦胧之美。这一点也许是日本文学中最能与其他民族文学区别的特征吧。虽然在平安时期，文学中出现许多美学理念，然而在这些美学理念中，我们也能不同程度地寻找到这一特征。
　　这一审美情趣贯穿了日本文学发展的历史，并且在言辞的翻译和解释方面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与相应的概念予以表述。在其他民族文学作品中也很难找出一部作品体现的风格与之相通，日本文学也就不为众多的读者所理解，愈是不理解，愈是似是而非，愈能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使人们对日本文学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是不理解、迷惑，另一方面是不屑一顾，准确地说是不愿也不敢一顾。
　　在日本这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这一独特的文学审美情趣能够一代代传下来，直至今天，不能不令人惊奇与赞叹。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学与世界文学》中说：“……孤立于世界文学之外的日本文学，不但同欧洲、美洲、非洲，而且同亚洲相孤立，甚至同韩国诗人金芝河所谓具有整体性和共性的亚洲北部相分离。这一流派的代表是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其中川端康成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为世界所承认。”这说明日本文学、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正在逐渐被世界承认和理解，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日本，研究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