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个人、群体及其他

　　在将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先生著《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的译稿交付香港商务印书馆之前，还有一些话想说。
　　这些年我一直担任原侵华士兵东史郎先生的义务翻译，陪他去香港、北京、南京、沈阳，支持他为南京大屠杀作证。除了多次随同各种新闻媒体去京都北部的丹后半岛东史郎的家采访之外，去年夏天我受他和他太太的邀请去他家住了一星期。事先我打电话问他，有一位大报的记者也想同去，行不？东史郎以大手术之后身体尚未恢复为由拒绝了。这是我们第一次避开媒体的喧哗，长时间单独对话。在东史郎家，我们讨论《东史郎日记》中的一段话。
　　八月二十六日早晨七点，收到征召令。
　　三十一日，我若无其事地出发了。父亲尚在病中。我一面祈祷年老的父亲能健康地活下去，一面与父亲告别。九月一日，母亲和重一来与我告别。我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地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国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里坚定地发誓：要欣然赴死！
　　我的养母却是哭着和我分手。她希望我活着回来，她要求我活着回来。
　　我的生母笑着和我告别，谈话冷静，并激励我毅然赴死。
　　养母住在农村，生母住在都市。我觉得两个女人的感情多少有些不同。
　　都市人见多识广，农村人孤陋寡闻。不仅如此，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对这两位母亲该如何评价。
　　时隔六十二年后，我仍然固执地要求东史郎“对这两位母亲该如何评价”，谁说这两位母亲不是“日本人民”呢？东史郎解释道：“养母是自己本家亲戚，自己家由于兄弟多，从小被过继给养母家，由养母一手抚养长大，相比而言，自己对养母的感情要超过对生母的感情，但是，全国人民都在为某种共同信奉的至高无上的最热烈、最辉煌的信仰价值而发高烧、颤栗不已时，养母的母性与眼泪成为卑琐、无知、愚昧的代名词。养母应被排斥于当时的‘人民’范围之外。”还有被称为“肉弹三勇士”的“军国美谈”的母亲们，以及《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精神构造》书中提及的以儿子战死为光荣的妈妈们——村井、中村、高井等。她们不是善良的“日本人民”吗？在此，笔者无意在深负丧子悲痛的母亲们的心灵伤痛上再撒一把盐，只是想提醒一厢情愿的国人们，我们从来的宣传是将“罪恶的军国主义”与“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人民”分开，将战争的根源归于天皇制的日本军国主义，“割去了军国主义的大毒瘤，日本人民就不会再次被绑上侵略的战车”。既往不咎宽为怀，谦谦君子慕团结。
　　无疑，人民是一个群体概念。日本人最爱使用的口头禅是：“红灯，大家一起闯，不用怕。”有点类似我们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把筷子不易断”。这里我要说两件事。一件是，一次在阪急电车中，一位“新视觉族”的女孩在打手提电话，声音并不大，一位长者模样的人指着女孩说：“赶紧关掉手机，难道你连在公共场合不能使用手机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吗！”马上又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出来发难：“你长了耳朵没有，别人的忠告你听不进去吗？”旁边站着的乘客、坐着看报的乘客纷纷向长者与“戴眼镜妇女”说：“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这帮年轻人真该好好教育教育。”女孩在众人的一片声讨中，电车一停站就飞也似地逃了出去。我反对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地使用手机这种不讲公德的自私行为，但我同时也害怕日本人这种丧失个性的群体作风。另一件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我为香港电视台在日本采访做翻译，我们在新宿车站及街头采访日本青年对漫画家小林的《战争论》的认识。采访很难，没有人愿意谈及“战争”这一话题。大多数青年故意避开，或匆匆扔下一句“不知道”。三位大学生模样的人说读过，阅读的动机竟完全一致——假如没有读过，朋友们谈论这个话题时会被耻笑，日语叫“村八分(仲间离)”，即会被所在的群体疏离。问及内容时，两名学生说：“与我们以前教科书上写的不一样，真有趣，太吸引我了。我们的祖辈打仗时没做缩头乌龟，真勇敢。”另一名学生说：“那家出版社反正不出什么好书，他们出的书我都是反过来看。”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预言：“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地讲是一个群体的时代。”进入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低能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理智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勒庞勾勒出人性的丑恶：“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在研究群体心理的规律时，勒庞说：“群体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能力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即屈从于这种诱惑。”“法不责众”的心理特征使个人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嫉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一种残忍的、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因此，我们是否可以为“南京大屠杀”，为放火、抢劫、强奸等暴行开脱呢？为“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于日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找到一条出路了呢？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日本人民的大多数都被卷入了国家战争机器，在集团心理中，个人的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野蛮的、残忍的、原始的品质占了上风。勒庞说，“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与群体狩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这里可以改成，侵华日军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发泄在连猪狗都不如的中国人身上。勒庞在此所举的巴士底监狱遇害的例子与《东史郎日记》中所记载的西本将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焚烧，再扔入池塘炸死的“邮袋杀人游戏”的同质是“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笔者在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判东史郎诉讼案时看到了西本——桥本，一个貌似和善敦厚、老实本分的在浅草开杂货店的小业主。桥本用生硬的汉语同我打招呼，据说他在战后也去过中国旅游，强调自己也盼望中日友好。桥本在战后也是“善良的、勤劳的日本人民”，我甚至无法将他与杀人魔鬼这样的名词联系在一起。
　　《我住在美丽的下新庄》是我一直想写的散文的标题。下新庄是阪急电铁的一个只有慢车才停的小站，静谧，安宁，和谐。小小的手工豆腐店，简朴的咖啡馆，永远微笑的洗衣店，服务周到的只有两三名职员的邮电局，干净整洁的宠物美容院，一个人早九晚五守时尽职的榻榻米店、荞麦店……今天东家送一块手工打的豆腐，明天西家还一尊筷子做的工艺品，后天南家悄悄地往门上挂一串糯米粽子，大后天北家在路上拣到我丢失的手绢……分明是桃花源的世界，小小的下新庄表里翕然，不焦不躁，蕴藏着一种人性美的境界，那份温暖柔情将我包裹、覆盖。我偶尔打个喷嚏，流点鼻涕，他们都要大惊小怪一场。我每次回中国都要带一些茶叶、糖果、腊肉、熏鱼，分给我的善良的左邻右舍。我还记得一九九三年一只野鸭背上中箭，日本新闻媒体都为这只野鸭受伤而痛苦了一番，这事件还被载入战后五十年的摄影集。如此善良、老实、温顺、柔情的人民，怎么会与屠杀、掠夺、放火、强奸的暴行重叠呢？这是我打算翻译津田先生著作《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精神构造》的动机，该书深入分析了当年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
　　津田先生与家永三郎先生一样，是具有忏悔精神的日本知识分子。家永先生时至今日仍在为自己未能阻止那场愚蠢的战争而“忏悔”，津田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时还只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却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攻陷南京的游行。为此，他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说：“在所有日本人加害中国人的罪行中有我的一份。”一九九八年四月，津田先生随东史郎访华团到了南京。他参观了南京城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屠杀纪念遗址，在遗址前津田先生放声大哭，长跪不起。因为他与东史郎一样白发苍苍，围观的群众以为他就是东史郎。在南京，他白天哭，晚上哭，他对采访他的记者发脾气，不愿回答那些“军国主义的罪恶”式的肤浅的提问，他宁愿有中国人踹他一脚，对他吐口水，那样他才会感觉更好一些。在南京大学，他的演讲稿全被泪水浸透，他站在话筒前只说了一句：“我作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识分子向中国人民谢罪！”
　　忏悔是人类走向正义与良知的开始，而日本却是一个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相当多的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向印第安人、英国没有向印度人、法国人没有向非洲人、西班牙人没有向墨西哥人道歉，却偏偏抓住我们日本人的辫子不放呢！”“美国朝我们扔了两颗原子弹，我们都没有要求美国道歉，可见中国人没有日本人宽宏大度。”还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吃中国饭的“中国通”更是振振有词：“南京大屠杀时，日军面对数以万计的中国俘虏，无法提供足够的食品，也没有足够的人进行有效的监控，因此不得已杀死部分俘虏，这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与德国有计划地屠杀犹太人的行径完全不同。”有人甚至在比较文化的幌子下，声称“日本人有鲜明的季节感，对于过去，就像逝去的流水，因此过去的罪孽，随着时光的飞逝，自然烟消云散”。“人生前的罪孽随着生命的终结而自然消失，人死后都变成了神——无论他在生前是丰功伟绩，还是臭名昭著……”
　　最近的《中文导报》与《留学生新闻》分别刊登了两条消息，一则是《案中案：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名誉又遭损害——李秀英名誉毁损裁判支援会正式成立》(三月四日)。这指的是日本一个叫松村俊夫的人在其《南京大屠杀质疑》(日本展转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一书中扬言：当年南京大屠杀受害人李秀英与现在指控日本政府的李秀英不是同一人，现在的指控者当年没有受过战争迫害云云。另一则是《静冈县立大学中国留学生抵制教授的不正当行为》。事情是这样的，自去年五月起，一名国际关系学部教授多次在课堂上美化日本当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行为，声称：慰安妇是一种纯粹商业行为，与日军无关，慰安妇政策保护了日军所征战地区的妇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并将《产经新闻》上刊载的《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文章分发给学生；说“侵略中国的不仅仅是日本，其他国家也侵略过中国，为什么中国不要求别的国家谢罪，老要求日本谢罪呢”；并且要求学生坚持“学问的中立”。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十分愤慨，共同写了抗议书送交给该教授。该教授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要求留学生们认错，并利用职权贴出公告，宣布八名中国留学生有抄袭行为(文中称，虽应给予八名留学生退学处分，但此次宽大处理)，禁其上课。但留学生们认为，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捏造，属报复行为。迫于舆论的强烈压力，大学方面虽然成立了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在校园内宣布为留学生恢复名誉，但是，至今该教授仍宣称，他不会服从校方的决定而给予留学生成绩。还有，美籍华人张纯如著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日文版在日本出版最终流产，等等，太多太多……光浏览一下“日本孩子与教科书全国网”事务局长俵义文先生每月制作的《历史修正派(要求删除教科书中记载日本侵略战争史实的右翼势力)书籍出版状况及出版目录》，便可知掀起恶浪的右翼只是“一小撮”、“极少数”的看法是多么地不准确。
　　写到这里，我还要“一个不放过”自己人。我的一名日本学生老问我，每次去中国参观访问，在南京的导游图上找不到大屠杀纪念馆与大屠杀遗址标记，上海的地图上也没有抗日战争遗址标记。中国旅行社的参观日程表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安排参观抗日战争遗址的日程。问导游，导游支支吾吾假装不知或避重就轻。抗战资料上的“血流成河”、“罄竹难书”、“不胜枚举”之类不具体的细节太多，“白发三千丈”似的立论方法不是实证主义历史学者研究方法。我们是否在刻意回避刺激日本人民呢？我们的研究是否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呢？
　　笔者有自知之明。既不是历史学家，又非哲学家、思想家，深知人微言轻，率尔操觚，无人领知。最后还是引用冰心的话作为结尾：“我不是强者，从不会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动。……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似乎不能忍受。”
　　(《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文版，香港商务印书馆二○○○年六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