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台独运动的终结？

　　所有亲历了这次选战氛围的台湾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次选举不只是历史性的一战，同时是最精彩刺激的一次选举。其间拉锯不断产生，地震、新票案、李远哲等事件都使民意调查所显示各候选人的得票率产生关键性变化。它不仅是一次政治选举，也介入了所有人的生活世界，媒体报道中不断看到因为支持不同候选人而造成家庭失和，朋友吵架，情人翻脸，乃至于最后关键的投票日前后许多人求助于精神科医生。简单地说，大部分的人都被卷到选举的风潮当中，也因此很难置身事外地来看待这次选举。
　　相比一九九六年选举，早在选前所有人都知道大势已定，李登辉必定会当选，只是选票多寡之分；这次，没有人在事前可以大胆地说谁一定会赢。直到选前三四天，李远哲与企业家们的临门一脚，气势差距开始拉开，几场有史以来超大型的群众大会，节奏清脆，旗帜鲜明，让人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民进党要准备接掌政权了。选举的结果国民党惨败，差距之大也不是所有人能预测的。扁宋得票数也都比扁宋幕僚所估计的多出很多，三人相争中所谓的弃保效应确实产生。选举结果往往像大黑洞，难以有精准的解释，但是许多浮现在外的变动走向却是相当清楚的。
　　三月中旬，正当选战步入高潮热滚之际，一位长期参与韩国民主运动及社会运动的好友从汉城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对于台湾选情表示忧心。他说根据一九八七年韩国经验，当初金大中认为在四人竞争中他所代表的反对运动传统很有可能夺权，而事实证明那是乐观的评估，最后执政党胜选继续执政，导致韩国民主运动倒退，十年后才再一次在妥协中取得政权。他认为，如果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水扁在此时能够与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合作还有可能击败国民党，使台湾民主运动向前推展，否则，代表国民党的连战很有可能会赢得大选。我花了一番口舌向他解释为什么扁宋合作的可能甚小，宋所代表的是老国民党也是新国民党其实是相当保守的、台湾族群民族主义中长期召唤的省籍矛盾不容阿扁妄动等等……他的预测没有成真，陈水扁赢了选战，终结了台湾一党独大的局面，台湾地区民主运动至少在象征的层次上继续向前走。在反对派阵营内部的互相庆贺声中，这种表面上的“前进”到底可以如何批判地来看待，新情势中又暗示了什么样的危机？
　　把台湾选举结果放在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及亚洲各地民主发展中来看，民进党的胜选是后冷战大趋势中的一个环节。亚洲各地在五年之内，先后在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快速变化，这些地方一党专政或独大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历史的过去；虽然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及马哈蒂尔的巫统党依然看似稳当(近期去过吉隆坡的人大概都会感到安华事件的群众效应正在热烧)，如此快速的变化似乎意味着历史性、区域性、结构性力量运转的结果，不是各地“内部”关起门来可以解释的，台湾的选举结果反应了这些多元力量内外交错的作用力。
　　这些地区所具有的共通性在于：“二战”后原本想像中可以在反殖民运动后快速走向自主性的民主化道路，事实上被世界性的冷战结构拦截了。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二战”后全球性独立运动与冷战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上述地区与国家，长期一党独大，都在冷战的结构中向美国所主控的资本主义阵营靠拢，在美国的庇护下以极权式的权威统治来维持长期执政，韩国与台湾战后的军人政府是通则不是特例。冷战结束的骨牌效应之一就是接踵而来的所谓全球化时代在这样的思考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冷战结束”是“全球化”作为主客观状态的先决条件，冷战没有结束就没有条件来发明“全球化”的语汇。全球化的新构造所指陈兴暗示的是美国国家机器/资本已经安稳地取得全球性的霸权位置，所有问题都重新定位成“内部”问题，不再是过去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及地盘瓜分，在上述地区谁执政似乎都不太可能大幅度左转(最多也只是走向意义不明的所谓新中间路线)，也必须取得盟主的信任才能赢得“国际上”的认可与支持；同时，这些地区内部民主反对运动的资本/能量的累积也到了“当家做主”的时刻，在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即使仍然缺乏在中央掌控国家机器的操作经验，也慢慢地开始跳上新政权的舞台。
　　在这样的时代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似乎倾向于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化约成“新经济”，甚至许多人把全球化完全等同于资本全球化，在新经济决定论的感觉结构下，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抽象的国家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与独立。去掉“民族”外衣(及包袱)的国家/机器，其首要任务变成是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占位，对内重新统合人力物力资源，来取得最有利益的竞争位置。在这个环境中，“激进多元投机主义”是基本逻辑(也就是台湾人常说的西瓜靠大边)，一切以利益为依归，不必谈啥主权问题或是独立问题，也更不需要谈啥宪政体制与政党政治的制度性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体积很小、国际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为了有效率、把握时机，也就会相当有“弹性”地来改变长期建立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像台湾这样反对传统很浅、批判厚度很弱的地方，“弹性”也就变得出奇的大，没有太多原则好讲。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陈水扁的当选不仅意味着反殖民运动传统中台湾民族主义独立运动达到了临界点，也意味着后冷战时期的新情势，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共“内战”的国民党不只是败选，连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结构性战斗位置都得拱手交出；取而代之的是从未在历史上与中国共产党交手过的民进党(虽然民进党的世代也是受国民党长期反共教育长大的)，也因此不仅民进党、中国共产党乃至于国际上都很难把两者间的互动当成是内战的继续(当然，陈水扁用国民党籍的唐飞为行政院长的意义该不会是企图延续内战吧)。同样类似这个后冷战的大势明显地出现在朝韩关系出奇的快速变化，二金(金大中与金正日)的六月高峰会谈正是结构性力量的结果。所以在一个层次上，内战的结束宣示的是冷战的正在结束，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当民进党与共产党相互对抗的结构性条件消失的同时，要用何种方式来相互对待，其实双方的反应中表现出非常的不清楚，民进党更没有准备好来面对新情势；特别是在选后陈水扁已经有脱离/凌驾民进党之上的趋势，为了面对自身政治力量不足的现实状况，而提出所谓全民政府的口号与实践带动了政党/政治势力重组，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是不是(民进)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都不是很清楚。
　　其实，陈水扁所代表的比较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世代，所拥有反对运动的政治资本与族群民族主义下以“台湾之子”之名当选的正当性，很可能比金大中更具“激进”推动两岸关系的可能性。对他这样出生于战后的无产阶级(陈水扁生于一九五○年，是出身台南乡下的贫农)台湾人而言，他没有什么中国情结，甚至没有什么统不统一、独不独立的问题，年轻的选民不用讲，对于很多他的中年与老一代支持者而言，一旦他当选，就代表了长期被压抑、压迫的台湾人的出头之日，台湾人的当家做主，百年来的怨气与压抑终于得以纾解，拨云见日的心境确实存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夺取政权、能够当家做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现在一旦取得政权，总体的思考架构与情绪路向都在快速调整，从台湾内部的主流逻辑来看，在这样的新感觉结构中，统独问题不再是什么民族统一或是独立问题，更不再是国共内战问题的延续，而是“台湾”的利益问题。陈水扁要问的是台湾是不是要依靠中国大陆市场才能继续经济成长？在这个问题下，“一个中国”是他谈判的筹码，所以他坚持是谈判的议题而不是前提，他担心丢掉了“台独”就等于缴械，会丧失所有谈判的筹码。他主要考量的问题不再是过去历史性的问题，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突然变成是主要的“台湾”内部问题，因为中国大陆往往会是扁压制台湾内部差异所指向的借口与工具。但是，陈水扁的上台似乎意味着台海两岸关系发展有走向更为以经济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新时期，同时也意味着东亚地区冷战结束过程中走向去除军事竞争的新可能。
　　在这样的新情势中，容我大胆地来说，阿扁的上台正意味着台湾独立运动的终结；或是退一步说，台湾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激情已经随着阿扁的当选开始快速降温(但这绝不意味着统运的升温与胜利，内战结束论同时将迫使统派寻求新的论述基础)。为了确保继续执政、取得“台湾”最大(经济)利益，新政权必须要调整步伐，按照激进多元投机主义的逻辑来操作，把台湾镶入东亚区域经济体系，特别是中国大陆市场，而不可能再一厢情愿的持续冷战思维，期待美国大哥还会用反共抗俄的“理念”来固守台海据点。在选战过程中，“台湾运动终结”的走向是相当明显的。
　　大概所有政治评论者都没法在选前预估的变化是：台湾过去主流的统独论争在选战中快速转向，“台独”的主导性论述被翻转，原来“如何独立”的论述完全失音，“如何与大陆友好”成为选举的主调。所浮现的主流选民共识是：“我们不希望受中共统治，但是更不希望发生战争”，因此，整个讨论架构把独立与战争划上等号。在这样的不要战争的氛围下，谁能维护台海安全与社会安定成为候选人之间竞争的焦点，谁有能力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变成核心问题。期间，独立参选人许信良(前民进党主席，也是最早提出“大胆西进”与三通的政治人物)发挥一定的牵制作用，迫使三个主要候选人直接面对战争问题，而不只是掩盖真实的危机状况；确实选前的台湾让许多人感到空前的危险，两岸关系的紧张比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水扁为了扩大当选的可能性，走出台独的局限，首先提出两岸三通的诉求，同时喊出口号保证不让战争发生(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也马上要服兵役)，而且一再提出在当选后不会也不必要宣布独立等，将过去台独作为目的的战略变成只是走向执政的一种手段。最后决战时刻搬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李表示他在中国大陆关系良好，如陈当选可以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同时在李的推动下，陈组成所谓国政顾问团，由资本家与学者共同为陈支撑，这两股力量象征性的结合使得陈的选情快速上涨。当选后，陈氏一再公开强调，他当选的是第十届“中华民国”总统来化解中共的疑虑。选举后他的阵营在民进党内部推动删除民进党党纲中的台独条款，不只是向大陆示好，也为扩大继续执政扫除多余的包袱，使民进党可以脱胎换骨，脱离台独政党的限制(这些动作是否能真正让民进党转型还言之过早)。
　　特别有趣的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李氏公开表态他从来不支持台独，这代表新形势的出现：过去像李远哲这样的人在政治正确的感觉结构牵制下不可能表态反对台独，他公开表态支持陈水扁正意味着打破这个以台湾独立为“霸权”论述结构的契机已经出现。另外，重要的或许不在于陈水扁这些选举前后的政治宣示，而是政治社会中的反应显现出民间力量的转向与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代表政治中最为激进台独的建国党及建国阵线，在选战主轴转向与台独反方向时，并没有发声反击
　　以凸显陈水扁背离台独路线；选后，包括建党主席、两任主席、党秘书长，以团结台湾内部对抗中国大陆为理由，在解散建国党不成的状况下，集体宣布退党，并且愿意接受陈水扁所分配的新职位。这种快速的动作所反应的是激进台独运动已经不再可能，陈水扁的当选在一定的意义下可以被读成台湾人(之子)通过选举的手段成功取得政权，除了更换国号国旗以及加入联合国外，以“台湾人”当家做主的政权已经形成。
　　我个人对于最近东亚政治情势的结构性变化感到乐观，而对台湾的内部状况却是相当悲观的。陈水扁的当选与他善搞民粹主义有关，他法西斯的人格倾向是相当危险的；他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八年任台北市长期间，曾经被称为是民意测验市长，以民意调查数字多寡来决定政策方向，如此一来，他有几次的记录，在中产阶级支持下，牺牲弱势群体(公娼与贫穷违建户)。在韩国和台湾这样的社会中，支撑选举式民主的主要社会力量来自于八十年代兴起的所谓消费社会主力的新富阶层(用传统的中产阶级很难描述这股力量，他们的共同性除了相当强大的消费力，大部分时间花在赚钱付债(车子，房子)之外，他们并没有较为一致的意识形态体系)，他们相当务实，也相当自利，往往为了自身利益来支持甚至迫使当权者以现代化或是国家形象之名，打击清除社会的弱势者及边缘分子；对于这些无法集结、无法找到代言人，就连所谓民间社会的团体都意图清除的分子，她/他们甚至是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民主”的受害者，他/她们的不断出现其实透露出这些社会中民主的限制。同时，选后我们也感受到民间社会空间狭小的危机，例如，原来号称自由派的团体原形毕露，演出官场现形记；许多从前自许为社会运动的团体，为了抢夺资源，公开表态支持新政府。这些现象显示出台湾社会批判力量的薄弱。如何在代表反对传统的新政权形成时，继续保持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其实是批判圈所要面临的新情势。
　　在总体感觉上，陈水扁的胜选从三月的一个月中，让台湾社会仍然处于某种空窗期的感觉，所有人似乎都感受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旧有的政治语言、长期反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治游戏规则(如用“宪政体制”的自由主义语汇来挑战国民党的不公等等)都不再适用于这个新的状态，但是相对应的新语言与思考方式又不能快速地出现，造成许多新现象浮现却无法分析的“失语症”。特别是，相对于金大中，或是连战与宋楚瑜，陈水扁比他们又年轻了两到三个年代，他的选战幕僚有很多是三十岁上下的“毛孩子”(有评论者称为童子军)，现在又跟着快速进入他的新政府，盘据重要战略位置，可能需要更新的思维与语言才能更具体地捕捉到这一个近乎断裂性的新情势。
　　最后，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战后在东亚资本主义阵营的地区中，美国式的两党议会民主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民主想像与参考点；主导这些社会的上层阶级精英分子，执政的或是反对的，不是直接受英美的教育，就是以英美为模仿学习的对象。无一例外，各地的反对阵营完全是通过选举路线取得政权，但是有趣的是这些地方没有任何迹象会形成英美式的两党政治，反倒是派阀林立，通过建立联合来进行政治运作，而这些派系之间也没有清楚的意识形态差异，就连日本正在复苏的共产党也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原义。这样的现象不同于所谓的多党政治，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怎样来解释？难道这只是再一次殖民现代性的体现？还是东方主义想像中所谓具有东亚特色的民主形式？激进的民主除了选举式民主，在战后东亚的实践中留下了哪些另类思考的资源？我不以为可以用什么肤浅的概念像“儒家传统”、“儒家资本主义”之类的语汇来解释东亚主流民主运作的模式，也不认为可以闭门造车空想发明。或许这是东亚的批判圈该彼此注视的时候了，得开始跨出民族国家的疆界与民族主义的沉重历史包袱，共同通过深度的互动与细密的比较研究，才能开始连结到在地史与区域史中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