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陵王气与江南士风

　　可以用这样一些字眼来形容江南士风：清新、俊逸、隽秀、通脱、灵动、超然……它不是指一代江南士子为人为文所表现出的气度，而是指若干代人的品性才情相互摩荡蔚成的整体风范，其中包括文治武功的君王，名位隆显的重臣，落魄江湖的世族，孤独寂寞的太子，长歌当哭的后主，历经世变的遗民，告老还乡的罢相，钻营仕途的考生，寄情青楼的名士，息影林泉的隐士，怀古伤今的吟者等，可以开出一长串鼎鼎大名：萧衍、沈约、萧统、王羲之、谢灵运、谢眺、庾信、江淹、李煜、王安石、侯方域、钱谦益、龚贤、李渔、袁枚以及唐宋以来一大批诗人词人，其中每一个人在石头城下、秦淮河畔消磨的生涯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他们所留下的诗词歌赋都是负载着大量隐秘信息的文化密码，而这一切都超出了个人和地域的范围，对于理解文人之命运、文章之命运、文学之命运具有一般意义，因此对于江南士风所做的重新破译和现代诠解当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庄锡华君的《斜阳旧影》做了这样一件工作。
　　魏文帝曹丕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自此文章被赋予经邦治国的使命，肩负起强国兴邦的重任。但是六朝故都的风云际会却无法为这一书生气十足的论断提供历史的印证，在群雄并起、王业嬗递的年头，文章不仅不是兴邦之物，甚至可能成为丧邦之物。《晋书》记载了魏文帝曹丕与东吴使臣赵咨之间关于吴王孙权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一段问答：
　　帝曰：“吴王颇知学乎？”
　　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等寻章摘句而已。”
这里东吴使者赵咨所言可以代表孙权的意见。作为一个清醒的统治者，他不能置江山社稷之大业于不顾，在于事无补的寻章摘句、吟风弄月之中消磨时光。正因为孙权以大业为重而不暇旁骛，才成就了令政治对手曹、刘刮目相看的江东霸业。与之恰成对照的是梁武帝萧衍，这位文缘甚深的帝王在到达事业的巅峰之时，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竟捡起在戎马倥偬中疏淡了的书箧，重新做起文学梦来，并一度成为勤勉有加的高产作家。于是一时萧梁国中，上行下效，斯文蔚然成风，太子萧统编撰了《昭明文选》，沈约创诗歌声律论，刘勰提交了最早的文论体系《文心雕龙》，真是洋洋大观，郁郁乎文哉！但是还不容梁武帝从文学梦中醒来，叛臣侯景的兵戈就已经杀到了他的御座之下，梁朝气象万千的基业竟因萧衍的玩忽权柄而毁于一旦。孙权和萧衍这两位王者的命运对文学“兴邦丧邦”的功能做了别样的解释。但是不能据此就断言文人百无一用。当初无论是孙权还是萧衍，辅佐他们成就霸业的恰恰有一大批文人，如孙权重用的陆逊，原是一介书生，但当他获得君王的知遇，竟演出了火烧西蜀连营七百里的壮观一幕，遂使东吴王业转危为安。又如萧衍，假如不是文友沈约、范云的襄助，他也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可见读书人被机遇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施展其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时，也不是不能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不朽业绩。
　　在中国文艺史上，六朝乃是不可多得的辉煌时期，一批可以称圣作仙的诗人、作家、书家、画家、乐师并出于世。王羲之世称“书圣”，一篇《兰亭集序》，文采、书艺堪称“双绝”。而“大小谢”游心天地、崇尚自然，开启了一代诗风。但是这些世家子弟已与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事业无缘，不得不从政治中心淡出，而寻觅别样的人生。王谢家族为东晋王朝立下不朽功勋，但同时也犯了声高盖主的忌讳，于是就注定了王谢子弟“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的命运；王羲之去了会稽，谢灵运去了永嘉，谢眺去了宣城，踏上了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远离尘嚣的山川风光给他们以抚慰，但是强健血液的涌动却常常使他们的灵魂不得安宁，他们桀骜不驯、直率峻急，王羲之因受不了上司的挟制挂冠而去，谢灵运因牢骚太盛而终于获罪弃市。他们酗酒使性、放浪形骸，华车丽服、招摇过市，视世俗规习如粪土。正是这样的心情和生活态度，使得王羲之的书艺在宁静淡远、潇洒自如中总是包藏着锋芒和棱角，在二谢清新秀杰、逸兴遄飞的诗作中往往透出一种磊落不平之气，这就比一般的娱情遣兴之作更多了一层蕴藉和韵味。
　　对于个人来说，文运的兴衰似乎是难以捉摸也难以左右的，其中充满了变数，但是仔细寻绎，主要有两个变数，一是个人的命运，一是个人的人品，往往是两者叠加的合力起着决定作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得到梁武帝的信任，在侯景攻陷建康后逃奔江陵，受在江陵撑持残破社稷的梁元帝的委派出使西魏，不料期间梁即为西魏所灭，从此他淹留西北，先仕西魏，后仕北周，直至终老。家国沦丧、身世漂泊，在客居他乡的漫长岁月中，江南温润的家山是他永远的梦，他对梁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表示愤懑，对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表示忧心，同时也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和忏悔，正是这种种发自心底的复杂情感，铸成了千古佳作《哀江南赋》，一改早年绮靡新艳的风格，转向了苍凉、沉着和凝重，从剪红刻翠、香艳轻薄转向遣怀兴寄、言之有物，仍如杜甫所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在创作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与之相反的是一度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江淹，他历仕南朝宋、齐、梁三朝，而且官越做越大，越活越滋润，按说在“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动乱年头，这种一仆多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风派”，当投机分子，就显出鲜廉寡耻了。江淹先在刘宋王朝做官，刘宋王朝对他并不薄，但是当萧道成起兵讨宋时，他觉察刘宋大势已去，便弃刘投萧，改换门庭，成了萧齐的宠臣。但是萧齐王祚短促，没过几年安生日子，萧衍就麾师打到了建康城下，江淹审时度势，见机而作，洞开城门，迎迓新主，以此为代价，又换取了在萧梁的亨通官运、无限风光。这位三朝元老、一生“不倒翁”，虽然屡经变更，但始终得到重用，有一份养尊处优的生活，整天锦衣玉食、声色犬马，懈怠了创作热情和进取精神。更为深层次的是在宦海沉浮中一再扮演见风使舵、卖身求荣的“识时务者”，丧失了真诚，泯灭了良知，于是创作所需要的激情和才思便统统失去了根基，从此才思枯竭，再也写不出像样的文章。
　　金陵一地，既是政坛弄潮儿的舞台，又是仕途落魄者的归宿，既上演着当政者纵横捭阖的权力角逐，又惺惺相惜的千古佳话。苏东坡遭贬复出后曾赴江宁造访辞官归隐卜居于半山园的王安石，可以从这一旧事引出的话题并不算小，它提出了文人交游的规则问题。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持有不同政见，在分歧甚深时，他曾上疏皇帝历数变法之弊端，字里行间也不无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但是政治歧见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个人私交，苏东坡对于文学家王安石仍然抱有不变的尊重，苏东坡复出后特地绕道金陵，拜访此时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的王安石，从期间留下的文字看，二人在历经宦海沉浮、搁置政治歧见之后，在谈论人生文学时十分投契，对于双方曾有过的龃龉表现出充分的宽容和大度，这在人情浇薄的年头让人备感温暖和慰藉。在推行变法之时几乎是孤军奋战的王安石特别的不容易，虽然他位极人臣，大权在握，但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来弹压政敌、清洗异端，并没有借助非学理非精神的政治性、制度性的外力来清除文人之间的芥蒂，而是以其节义可风的雅量维护了文学领地的一片明净天空，使得后人所传诵的旧事中少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怨恨和敌视，而多一些对别人的大度、豁达和宽容。这不啻是对于千古之下那种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排斥异己、剿灭分歧之类秽行所造成的精神污染的一次净化！
　　王安石不仅对苏东坡如此，对司马光、欧阳修亦然。司马光可谓反对变法的死硬派，自王安石推行变法始，他便屡屡上疏，状告王安石乱先王之法，罪不容诛，并给王套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态度之偏激、言辞之尖刻，实令人忍无可忍。但是王安石并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问罪和报复，而是修书作复、具道所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实在无法弥合时，也能与司马光尽量保持正常的私交，在超越政见的思想文化领域保持交流的渠道。欧阳修也曾加盟于反对派的阵营，但在其生前，王安石一直与之保持私谊，在其身后，王安石还写下了寄慨遥深、脍炙人口的祭文，对这位师长的道德文章致以崇高的敬意。王安石在与文友交游时表现出的这种阔大的气量和胸襟，在当时甚至赢得了他的政治对手的尊崇。我觉得王安石的这点精神如今尤其值得发扬。我们缺少人际交往的规则太久了，人们往往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声音，总是缺少一点五湖四海的精神、缺少一点兼收并蓄的雅量，甚至在无法说服对方时，便驾轻就熟地越过文学的边界，做某种政治的引申，使用上纲上线的惯技来压服对方，而这种仗势欺人、借势整人的劣行乃是败坏人间真情的最致命的腐蚀剂。用古人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人格风范来衡之，能不令人汗颜！
　　自从秦始皇开凿秦淮河，以泄金陵之王气，秦淮河中的胭脂水便似乎成了祸水，历朝历代的王公贵族们在这温柔乡里消磨尽了意志和骨气。像中了邪一样，建都金陵的王朝大多王祚促迫，历来帝王朝臣们往往把昏庸误国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身上，但是明季“秦淮八艳”中偏偏出了像李香君、柳如是这等刚烈女子，她们在家国沦丧、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凛然正气，恰恰映照出了那些大人君子的虚伪和卑怯。正是这些浩气长存、忠贞不贰的青楼女子，比照出了一班名士才子并不光彩的双重人格。这些自命不凡的衣冠人物在灯红酒绿的秦淮河房中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时，个个都表现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也大有以身报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似乎国祚民运系于己之一身。但是一旦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这班惯于作秀的须眉男子便狼奔豕突、作鸟兽散，一时没了踪影。而当清朝收买人心时，又经不起功名利禄的引诱，忘却了往日信誓旦旦的诺言，纷纷出山，大言不惭地当起了贰臣，以民族气节和文人操守做了抵押，以换取项上的头颅和新主的恩宠。在家国倾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历史恰恰拷问出他们灵魂的苍白和人格的低下。在对于国家和民族肩负有道义和责任这一点上，上流人物与芸芸众生、贵胄士子与青楼商女是相等的，问题在于能否做到言信行果、表里如一，特别是在国家民族存亡继绝之际，自膺社会良心的士子，尤其需要以良知和操守为支撑，以坚硬的骨头去面对飘风骤雨、惊涛骇浪，做出符合其人格形象的抉择。但是这些在明王朝危殆之时淹留于秦淮的士子显然达不到这样的人格水准，竟需要几个弱女子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来演绎他们成天挂在嘴边的“忠贞”、“信义”、“节烈”之类伦理道德概念，岂不呜呼哀哉！
　　王业代变，世事沧桑，是一代又一代的火与剑、血与泪、欢笑与歌哭积淀成了这片龙蟠虎踞的大地的厚重底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潜伏隐跃的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历史是令人敬畏、令人肃穆的，它会使每一个瞻仰它、凭吊它的人获得精神的洗礼、灵魂的净化，在人格中拥有更多理性和良知。对于栖居于俗世的人们来说，惟有自然与历史，才能使其人格得到提升。这是人类的精神之母，是文学的底蕴和内涵。从这些金陵的吟咏者们深沉凝重的诗风中，我们不应该悟出一点什么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