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反思传媒的千禧年

　　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信息社会的来临，大众传媒由悄然兴起而大行其道，它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凭借现代化技术的巨大力量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生活进行报道、复现、渗透、蚕食、逐渐占据了当代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大众传媒也似乎成为现代社会里一种把不同的社会空间及生活经验整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有效的方式，传媒在今日中国翻手云覆手雨，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关于“成功人士”，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趣味，大批量地生产及消费着“后工业社会”的偶像——各类明星及他(她)们的绯闻秘事，在大小媒体上炒作某部肥皂剧，可以说，传媒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和魔法已构成一种传媒意识形态。此种传媒意识形态在二○○○年到来之际进行了“自我”大曝光和集中化“写真集”，全世界全中国的传媒为之激动不已，它们手拉手，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传媒神话：喜迎“千禧之年”，“全球大联播”，而中国的传媒也不失时机地打出自己的旗帜：“龙腾盛世”。对新千年神话叙事的解读，可看出大众传媒、现代性与民族国家话语、全球化的种种并置、缠绕、吊诡处。
　　笔者身处荒郊僻野，没能看到详细的统计数字，至少数十个国家的数千名传媒人士参与了“全球大联播”活动，全球各地域、各种族、各民族的人为了同一个主题被整编到一起，先后出现在无数个私人家庭的闪烁的小小屏幕上，这是一场以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为起点的时间接力赛，我们看到人类自己在“时光驿站”中追逐着时间，跟时间赛跑，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失败者的比赛，这是一次“全球大联欢”，太平洋岛国原始风情的歌舞、悉尼大型焰火表演、埃及金字塔前的晚会、纽约时代广场二百万人的“全球最大Party”……你方唱罢我登场，原始民族风情和高科技手段各显神通，我们看到各种隔阂、对峙、冲突消失了，四海一家，人类大家庭其乐融融，人类提前进入“大同世界”，高科技的传媒“全球大联播”成为全球化社会的典型表征，这是传媒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传媒，全球化的活报剧表演者同时又是它不可或缺的背后的推动者，由此形成信息社会里怪异的表里如一的必然性，迅猛、发达的传媒信息就这样削平了历史深度感，令人类置身在一个可以长时间不断抓住的固定的时间点的幻觉中狂欢不已。
　　但是，这场人类大家庭的大联欢是传媒对人类各个生活实体、社群的真实再现吗？普天同庆是否是它虚拟的幻像？在貌似共同的欢颜下有没有掩盖着苦涩、伤痛、苦难？原始部落简朴的老人和小孩交接火把仪式及用土语祈祷和轻而易举耗去千万美元的疯狂派对及塞满西方大都市大街小巷的汽车难道不存在着强烈反差？人类半张脸的明亮的笑容难道没有遮蔽了另一半的晦暗、苦痛？比如黑非洲的灾民、科索沃的血腥、冤魂。这是基于文化多元的认识论前提下刻意精心的剪辑而成的丰富多彩的蒙太奇组合画面。但是，在喜迎千禧年的笑容下掩盖了众多的诸如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等历史事实和政治、经济、文化不平等及罪恶。“千禧之年”的“全球大联欢”是优势文化圈的强势传媒的一次超国界集体大煽情表演，它掩盖了这些国家在全球传媒权力分配上的垄断和霸权。有必要问一句，基里巴斯、汤加究竟能不能、有多少人能从电视上看到“人类大联欢”？他们只能“被人看”而无资格、无条件“看别人”，这其中蕴涵了一层传媒“殖民”的表意。
　　在喜迎新千年的“全球大联欢”中，“时间”无疑是这场联欢会的主角、指挥棒，人类成了时间的奴隶、玩偶。为了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第一天，更具体说是二○○○年第一天的零时零分零秒，人们如醉如痴、欣喜若狂，以历时性的时间接力赛表达着、体验着共时性的快乐，这一瞬间时间是转瞬即逝的，但似乎又是可不断停滞、复制，可反复体验的，可是，时间毕竟是标准的、有刻度的、分割成段的，又是自动的、线性的、向前推进的、不可逆转的，这种深植于基督教文化中的线性时间观，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识，所谓现代性首先在此表现为对时间的一种历史意识，担心停滞、落后，被时间甩到后面，这种现代性焦虑催生出自求发展的不懈动力。因此，“发展”在西方文化中同样是一个伴随线性时间观而生的举足轻重的观念，进取、扩张、无止境发展，其可能性、价值与文化目标早已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的结构原则，归根到底，“发展”是西方的社会想像的表达，在不可终止漫无边际的发展加速度中，有个美丽新世界在遥远的地平线等待着人类的抵达，在喜迎第二个千年之际，这种想像和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此处的“人类”也许应特指西方人，在文化多元、相对独立自足的传统社会，不同文化族群对时间的感知、体验多种多样，在古希腊及一些古代文明中，时间是静止的、循环的、永恒轮回的，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就混杂着循环论、直线观、偶然因果论，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中医针灸、子午流注、历代骚客文人吟咏的风花雪月的诗句，传达出中国人对时间感知的诗意和美感，但欧洲基督教文化圈的迅速的社会进化速度最终使线性时间观支配了循环时间观。同样，古希腊人认为，发展是个有其限制和定量的过程，但西方世界漫无限制不可阻挡的自求发展的动力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在工具理性主导下，建立了资本主义一整套生产及消费体制、政治经济结构，现代化成了单向度的旅途和不归路，改变了人类对自身认知的角度和方法。社会理论家柏曼指出，一整套的现代化情景推演、催生出新的关于时空、社会、人生的经验，这整个经验体，他称之为现代性，社会结构、制度或许能够变更，但个人自求发展的意志却万劫不复，这样，现代化成为全球的宿命，现代性也具有文化宿命的本质(《文化帝国主义》276—285页)。永不衰竭的自求发展的意志作内在动力和有了自己的惯性、逻辑的“自由化”制度里应外合，使现代社会像加速旋转的陀螺，正如柏曼出自《共产党宣言》中的语句作为书名所表达的，《所有坚定不移者，转瞬消融于尘埃》，柏曼据此认为《共产党宣言》可以视为文化现代主义的宣言(《文化帝国主义》287页)。现代性启动的人类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旅程似乎开启了新的种种可能性(新的选择、欲望、自由)，但我们又无法自主地进行“文化选择”，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现代性的车轮并不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构体系、工业化过程导致的结果，它更是人类“自求发展”的心理、意识过程，或者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把自己与时代、未来联结起来的态度。它明白无误地召唤着人们，抛开凝固的历史和怀古乡愁，在变动中欢乐，在更新中兴旺，让更新、更好的一切在未来时空中降临。至此，“发展”这个概念已经变得贫乏空洞，似乎除了迎新贺喜之外，什么都不是。但在喜迎千禧年活动的背后分明有西方传媒话语的垄断和霸权，在传媒话语霸权背后又存在着现代性大叙事的专横。
　　“发展”、“扩张”并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他们只不过是西方特有的价值观，但西方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的、完美的价值观向全人类推广，西方的经济支配地位与其文化扩散相互促进，西方社会在炫耀着、享受着现代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把它的发展的观念规约为全球的文化目标，这样，它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强制性文化支配的主奴关系。“全球大联播”中，太平洋原始部落作为人类童年而存在，对比出不发展的后果及先发展民族国家的优越感。因此，从这层意义上看，“现代性是由西方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文化现象”；“西方国家的‘发展’观投射于第三世界，可以看成是第三世界社会之社会想像力被殖民的实例”(《文化帝国主义》306页)。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更不用说也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
　　在现代化过程扩散全球之时，“‘现代性’指涉的是全球发展过程中文化延展的主轴”(《文化帝国主义》54页)。其间涉及一个文化支配的问题。中国自然难逃现代性的席卷、裹挟，在落后挨打之后，国人认识到不发展即灭亡，产生了现代性的焦虑，中国的现代性错综复杂，不管是被动的臣服式还是反征服式，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还是另类现代性，有一种认识是可以得到认可的：“中国的现代性起于二十世纪初期，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像，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像”(李欧梵，一九九九)。这种焦虑和想像在新世纪第一年的开端表现的愈发强烈，新世纪的来临被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来临的意义，特别是在农历龙年春节期间，中国的文化图腾“龙”，腾云驾雾，莅临神州，经由文化符码“龙”到电视晚会和广告上的“龙腾盛世”、再到“巨龙腾飞”，中国人构想了一条过去——现在——将来的美好发展图景和进行曲。特别是电视上现场直播的“龙舞长城”活动将这一想像发挥到极致，龙长一万英尺，跨越十二座烽火台，重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公斤，由三千二百名海内外中华青年共同舞动，静态的龙和动感的龙蜿蜒交叠在一起，壮观的场面、恢宏的气势、长城、龙，都在言说、演绎着龙腾盛世的宏大寓意，但一位香港高级官员宣布它打破的是消遣、娱乐、聊作茶余饭后谈资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家大报在报道的末尾写道：“今天在长城上舞动的巨龙，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为中华民族在世界纪录史上写下了新篇章。”但是，“世界纪录史”是个什么概念？宏大、严肃的主题被涂抹上戏剧化色彩的反讽意蕴及两者背后透露出的深层心理意念都反映出现代性的焦虑及社会想像力被纳入西方逻辑之实。换个角度说，古人臆想出的不伦不类、四不像的怪物为什么及如何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主体的代码、象征物，数千年来它是封建帝王的象征倒是货真价实。一家报纸报道：一群绣工花了四季九个月时间绣出各有九十九条龙、凤的龙袍、凤袍也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无疑又为有关龙的言说添上了滑稽色彩，凡此种种，显露出社会想像力贫乏空洞下的驳杂。
　　而“龙腾盛世”无疑是传媒制造的一个神话，“盛世”从何言起？一九九九年降临在中国土地上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很难让人把它们和盛世联系在一起。传媒高高在上，对受众的真实感受视而不见地“超现实主义”。(同样，对新世纪产生激动的毕竟占人类的很少比例，二十一世纪第一年、第一天与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最后一天究竟有什么不同？)有必要问：谁对于生活的感觉被谁知晓、描述？或者，谁在说话？说给谁听？在此，传媒与受众的亲身体验是脱节的，它再现不出真实的体验，而是扭曲地重塑，但传媒作为“现代性”的携带者在表达中国人的现代性想像方面，它的扭曲的重塑和生活实体的心理期待倒是一致的，或者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共同创制的传媒话语呼应了中国现代性方案、过程，在经济发展、富强的理念上构成高度统一性，在赞美诗中传达美丽梦想提前降临的讯息而回避了更真实的处境。中国的现代性以马克思理论为圭臬，而马克思的著作都执迷于“发展”这个概念，它同样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此种发展主义在深层次上内含了西方文化逻辑同时又是民族国家诉求和现代性表征。我们在“发展”的执念中，是否有意无意地对它进行了狭隘化理解，为发展而发展？或者说，经济发展优先，而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滞后，这已成为一种暧昧的社会共识。这样的发展理念导致的社会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罗兰·巴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序言的末尾说：“我的宣言是：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任何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我的看法是，戳破神话比讽刺、挖苦更重要，神话从来不会不攻自破，它只会以真实的谎言蒙蔽着人们。在巴特看来，神话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传媒体系、一个讯息、一个话语，更是一种意义构成的程序及运作方式。以批评的姿态解构各种神话话语和意义运作程序，揭示主体的真实处境和切实体验，也许是全球化时代、纷繁扰攘的艰难时世里，知识分子的一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