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超越一种两分法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迅速兴起的全球化研究，大部分未能说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多维度的过程，特别是未能充分揭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推进因素的相互作用方式。而且，在这方面的研究当中，存在着强烈的“经济主义”形态，即将全球化化约为具体经济因素的倾向，从工商学视角研究全球化的取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强烈取向作用的结果，是导致许多人谈论全球化时，仅仅以为它指的是全球经济体(世界经济或者说世界体系)的成长，全球网络系统的形成和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或者说是指跨国公司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一种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然而，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森的著作《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推进并非仅仅沿着一两个维度。相反，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需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来解释和分析；由于人类集团之间最深刻的分野是文化领域的分野，因此从文化视角分析全球化过程及其在当代的进展程度，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一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罗伯森研究全球化的模式，核心是他提出的“全球场”概念。他为全球化提出了一个包含两个部分的定义：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该定义的第一部分即“世界的压缩”，罗伯森承认并非由其首先提出。这一提法早在六十年代即由研究交往媒介的学者如M.麦克卢汉等人提倡，随后这一概念在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家当中相当流行。七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I.沃勒斯坦(一译“华勒斯坦”)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曾指出，全球自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发生着社会压缩，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通过贸易，军事同盟和支配而发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罗伯森则认为，这种社会压缩的历史事实上要久远得多，而他本人的全球化定义中更重要的部分是人类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即“全球意识的增强”，这是一种最近发生的现象。这种增强的突出表现，是人们对于单个的、看上去孤立的现象，不再根据某种地方性或民族性来说明，而是根据整个世界来说明。当代世界加快压缩和全球意识迅速增强，促使世界形成单一的“全球场”。罗伯森研究全球化的模式的出发点，是对这一全球场做出经验上的概括，即对“全球人类状况”进行描绘。
　　在“从经验上概括全球场”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体现为“全球场”中的四种因素之间形成“现象学意义上的联系”，或者说人们意识中的四个参照点发生“相对化”。这四种因素或者说参照点是：(a)个人，或者说自我；(b)国族(national)社会；(c)国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d)总体意义上的人类。它们是我们分析全球化时需要考虑的对象。四个参照点相互之间发生联系或者说“相对化”表现为：1.个人的自我(a)被定义为某个国族社会的公民(b)，并通过与其他社会的比较(c)，被定义为人的一个实例(d)；2.一个国族社会(b)，从自由和控制方面看，与其公民处于某种有问题的关系之中(a)，它自认为某种国家共同体的一员(c)，而且必须提供以普遍人权为参照的公民权(d)；3.国际系统(c)依存于各国族社会对主权的让渡(b)，它为个人的行为确定标准(a)，并对人的欲望做出“现实性约束”(d)；4.人(d)被从个人权利的意义上定义(a)，这些权利表现为国族社会关于公民权的规定(b)，它们通过诸社会构成的国际系统被合法化和实施(c)。这种相对化或者说互动促使a、b、c、d每个点形成以下渐进的发展过程；个体化，对每个人重新做出全球性的定义，定义为一个完全的整体，而不是任何地方化的集体的一个从属部分；国际化，国家间相互依赖性增强和制度安排增多；泛社会化，即“现代”民族国家被确立为惟一可能的社会形式；人性化，即所有人都被作为人类的一个具体个体来看待，不能将他们按种族、阶级和性别来区分。这些渐进的发展过程汇集到一起，形成全球化的种种社会过程。
　　罗伯森强调“全球场”这一研究全球化的模式是一种弹性的模式。尽管全球化过程独立于单个社会的动态，世界走向统一性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但全球化包含着不同生活形式的比较性互动，世界秩序的构成存在种种方式，人们对全球状况有种种不同的取向，对世界秩序有着种种不同的形象。在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运动、个人和其他行动者以许多不同方式思考和构筑世界的秩序。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各种文明的、社会的、区域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尽管对这些社会实体自身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前景中的定位存在种种制约因素，但全球化包含着这些实体对认同诉求的种种预期不断扩散。“全球场”模式充分考虑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性。
　　正是通过这一弹性的“全球场”模式，罗伯森得以说明全球化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并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悖论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场”，是一个因各种文明的文化、国族社会、国内和跨国的运动和组织、亚社会(sub－societies)和少数种族集团、个人等的压缩而形成的社会文化系统，这种压缩对他(它)们施加种种制约，同时又赋予他们不同的权力。全球化过程推进中产生的制约因素，迫使这些实体联系“全球人类状况”来重新形成自己的认同。在此过程中，不断变动的世界体系并不是已经成型的结构，人们围绕全球化的种种过程和全球秩序存在持续不断的争论，而对全球化的不同反应影响着这一总的过程本身，以至于其方向、结局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全球场”的形态仍然在“供人们竞购”。因此，用现象学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反身性”过程。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曾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为研究社会行动的取向而提出的五对模式变量之一。长期以来，一些研究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家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家在分析现代社会变迁时往往认为，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普遍主义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而特殊主义的东西则越来越少。一些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往往也只强调全球化导致普遍性在世界上扩散的一面。在罗伯森的弹性“全球场”模式中，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理解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而言，也具有关键意义。但他强调，全球化的主要动态是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与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互相渗透。普遍性的特殊化，是指普遍性的东西在全球的具体化，而特殊性的普遍化，是指人们对特殊的东西的寻求具有全球普遍性。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这一两重性过程的强化，是民族主义和广义上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人们普遍“在寻求原教旨”)在世界上蔓延的深刻原因。全球化的加速即世界的压缩，普遍性在全球的具体化，一方面促使人们寻求表面上越来越精致的认同展示方式，增强了人们“发明”传统和认同的愿望，另一方面促使关注世界的“真正意义”(寻求“本真性”)的运动和寻求整体世界之意义的运动(和个人)的兴起。当今世界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泛滥和“种族复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世界压缩导致各社会(和各区域、文明以及“亚民族集团”)感到，为了达到内外目标，有必要伸张它们的认同。“认同就是权力”。对于因全球化而产生失落感、无家可归感和感受到威胁的人们来说，对认同的寻求，对共同体感和稳定的价值、信念的寻求，进行“争取承认的斗争”，是自然的选择。与此同时，乡愁也会在人们当中广为传播。对于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种种“寻求原教旨”倾向，也应当看作全球化的一个方面。许多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是一些集团和运动因社会间系统压缩而导致他(它)们在全球舞台上伸张“深层特殊性”的尝试，是它们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中找到位置的方式。因此，对认同诉求的期望，为全球化这一总过程所固有。只是在全球化加速的阶段(如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和当代)，这种诉求尤其明显。
　　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在谈到全球性和地方性这一主题时，几乎总是认为二者是矛盾的。而罗伯森则强调，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全球性的东西和地方性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复杂并出现很多问题。长期以来，“从全球着想，从本地着手”(thinking globally，acting locally)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和部分后现代主义者等等怀有全球意识的人士所尊奉的格言，它也是当代人类正在形成全球意识的一种表现。这一格言将地方性的东西与全球性的东西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对于地方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承认它们嵌置在大得多的背景之中才能有效地应付，而全球性问题也只有在地方层面上才能得到适当处理。罗伯森指出，这种按照宏观-微观思路或者说大-小思路简单地思考地方性与全球性关系的做法，存在着分析上的危险性。在形成关于整体的世界的观点时，将地方性的东西排除在外，或者由于将地方性的东西和全球性的东西加以对比而在全球性中忽略掉地方性，都是给人误导的思维方式。世界通过多个维度而越来越具有统一性，因此应当将世界中的所有地方性看作世界的部分。为了使人们更全面把握全球化过程，罗伯森还建议采用“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这一术语来认识这一过程。他特地联系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成功经验，认为不仅文化生产的全球化在趋异，而且物质产品生产的全球化也需要采取“微型营销”(micro－marketing)战略，即根据世界各地各种人群千差万别的需求，及时生产和销售具有各地方特色和符合各种消费群体需要的产品。
　　正如西方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罗伯森的模式没有给予国家力量和全球不平等问题以足够的注意。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对曾在全球化过程中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资本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这些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和“因果机制”，人们(如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理论家)已经做过长篇大论的探讨，而更加复杂的文化全球化过程和对全球化发生的条件的讨论则受到了极大的忽视。罗伯森的模式采用一个文化聚焦点，分析了一些极其复杂的维度或者说过程。同时，他试图提供一种非常长期的全球化历史形象，指出那些如今不属于最强大和最有影响民族国家之列的国度和区域对缔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曾做出的许多贡献。换言之，按照罗伯森关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设想，它在不同时代曾含有许多目前已被边缘化的区域对世界做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他指出，“将全球化作为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过程来谈论，是犯严重的历史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