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传薪美利坚

　　一八七九年七月二日，戈鲲化搭乘英国“格仑菲纳斯(Glenfinlas)”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大约经过五十天的航行，抵达美国纽约，随后转往波士顿，开始了这位四十一岁的中国学者预计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的大学派出教师，去教授中国文化，也是一件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一百多年来，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戈鲲化，字砚畇，一字彦员，生于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里悬挂的戈鲲化照片，下面说明指其为宁波人，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宁波赴美而作的误推。他其实是安徽休宁人，长期流寓宁波。到宁波之前的若干年，他曾考中秀才。二十一二岁时，到黄开榜军中做幕僚。黄开榜是湖北施南人，加入湘军，以剿灭捻军起家，官至总兵，为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立下大功。戈鲲化在黄幕中五六年，也亲身经历了战事。咸丰十年(一八六○)闰三月，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等会援天京，大破清江南大营，四月，攻占常州、苏州、嘉兴等地。在太平军攻陷常州时，他正随黄开榜驻扎在那里，颇经历了兵燹流离之苦，逃亡时甚至连诗稿都来不及带。大约在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前后，他来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直到两年期满。移居宁波后，他一直在英国领事馆任职。
　　汉学研究在西方很早就起步了。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这一学科突飞猛进。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和东方现代语言学院、英国的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俄罗斯的喀山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等，都先后设立了汉学讲座。相比之下，美国的汉学研究就开始得比较晚，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所酝酿。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以其特有的气魄走在了前面，而鼐德则是促成这一计划得以实施的最重要的人物。
　　鼐德(Francis P.Knight)，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早年来中国营口经商，创办了旗昌洋行。自一八六四年起，除担任美国驻营口领事外，还兼任瑞典、挪威、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国驻营口的领事或副领事。一八七七年二月，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五年的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体会，针对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提出了募集一笔钱在该大学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一些年轻人，为他们将来在中国为政府供职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使他们具有促进两国贸易往来的眼光。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则是从中国聘请一两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哈佛大学担任中文教师，使得那些愿意到中国来发展的人在动身之前，就能够掌握必要的知识，具有一定的能力。接到鼐德的信之后，埃利奥特非常重视，他以一个教育家的远见，敏锐地认识到，这一计划将为那些到中国从事领事、律师、工程以及商贸等工作的青年人提供良好的机会，因而立即召开了校董会，达成共识后，随即给鼐德复信，表示了最热烈的支持。
　　哈佛大学的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发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哈佛的系科更加齐全，实力更加雄厚。中文教学在美国的高等教学中还很罕见，探讨到底在美国开设这一教学的余地有多大，无疑极具挑战性，也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空间。所以，当时的校长埃利奥特多次同鼐德讨论人选问题，并委托鼐德全权代为物色。然而，当这一方案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鼐德却发现，要想在中国找一位符合要求而又愿意远渡重洋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那是一个太遥远的国度，不仅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不合，而且去和西洋人打交道也使人心存疑惧。鼐德虽然极为热心，可一方面他的中文说得不够好，另一方面他与中国各方面的联系也还不够广泛，因此，他想办法求得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帮助。税务司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诸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产物。随着最早通商的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设立税务司，其后通商的各个口岸也陆续跟进，都受总税务司领导。由于有这层便利关系，赫德就把这件事全权委托给宁波税务司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1843—1924)。
　　杜德维最终能够找到戈鲲化，和他的经历有关。一八七七年末，杜德维从福州改任宁波税务司。一八七八年上半年，他即接受赫德的委托，代为寻找合适人选，但进展并不顺利。显然，他初来乍到，还不熟悉情况。所以，一八七八年七月，尽管埃利奥特校长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又一次给哈佛的这位校友直接写信，催促此事，但仍然没有结果。直到九个月以后，即一八七九年的四月，杜德维才高兴地给埃利奥特回信，声称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这就是戈鲲化，杜德维在宁波的中文老师。
　　戈鲲化当时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限于材料，我们只知道他的官话说得比较好，尽管带有一点类似南京方言的腔调；我们知道他以前曾在美国领事馆任职，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任职宁波期间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我们知道他在领事馆中，善于同西方人打交道，深得中外双方人士的好评；我们知道他对西方的新事物和新观念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不守旧。这四点可能是杜德维选中戈鲲化而戈鲲化亦愿意接受的重要原因。
　　对于戈鲲化来说，美国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来到美国后，主动接受新事物，努力学习英文，很快就由原来的基本上不会英文，发展到能比较随意地和人们交谈，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
　　哈佛大学中文班预定于一八七九年秋季正式开班，计划每周上课五天，每天教师授课一小时，学生自学二至三小时，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但那些对中国文史哲感兴趣的人，希望到中国任职的人、希望到中国经商的人、希望到中国传教的人更受到特别欢迎。校内学生免费，校外学生则每学年收学费四百五十美元。可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所以尽管鼐德的愿望非常好，尽管哈佛对开设中文班很热心，却没有什么人愿意学习中文。戈鲲化来到哈佛以后，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班里只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其实是一位教授，名叫George Martin Lane，戈鲲化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刘恩。刘恩一八二三年出生于波士顿的查尔斯城(Charlestown)，幼年时移居剑桥。他一八四六年毕业于哈佛，一八五一年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即被聘为哈佛大学的拉丁语教授，一八六九年任“波普”讲座教授(Pope Professor)，一八九四年被哈佛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和荣誉“波普”讲座教授(Pope Professor Emeritus)，随即在这一年退休，三年后逝世。刘恩任哈佛大学的拉丁文教授达四十三年之久，逝世之后，《美国语言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XVIII，No.3)称他为“美国最伟大的拉丁语学家”。出于对语言的敏感，也出于对新事物的追求，这位当时已经颇负盛名的拉丁语教授找到戈鲲化，愿意随他学中文。这件事一定极大地鼓舞了戈鲲化，不仅二人之间有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两个家庭也来往频繁。当然，刘恩来学中文也帮助了戈鲲化，因为他来美国时，几乎一点儿也不懂英文，现在正好趁此机会向对方学习。事实也正是如此，戈和刘恩一直在互相学习，他们可能是较早的具有换学性质的一对。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戈鲲化专门写诗赠给刘恩：“未习殊方语，师资第一功。德邻成德友，全始贵全终。”感谢刘恩使自己这个异国人能够掌握了英文。
　　戈鲲化在哈佛的学生最多时曾达到五个，据说他授课时总是穿着清朝官服，以表示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深受好评。两年多下来，至少已有一名学生能够流利地说中国官话了，这无疑使他很有成就感。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在美国完成自己的学业以后，深感现代教育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使得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分批向美国派遣了十二至十四岁的幼童一百二十名，去学习现代科学文化。在戈鲲化居住的新英格兰地区，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幼童，甚至他的班上也有一个中国学生。这个中国学生当然是学习自己的母语，大约是监管官员由于该生正好在当地读书所作的安排，希望幼童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不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产生隔膜。戈鲲化当然很赞成清政府的这种开放精神，可是到了一八八一年，所有的幼童和官员全部被召回国，这使一直努力学习新事物，而且认为这种学习对中国深有裨益的戈鲲化很受刺激，因而心中对政府的这种行为深感遗憾。但是，他始终把这种感情埋在心里。这又反映出他思想中传统的一面。事实上，他来到美国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思想基本定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曾编写了一本《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简史》，其中记载了戈鲲化刚到美国时的轶事。一八七九年秋，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以及一个仆人，住进了剑桥路的七一七号。不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仆人住在二楼，而他们全家竟住在阁楼上。对此，他解释道：尊卑有别，怎么能让仆人住在自己的头上呢？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之深。
　　戈鲲化是作为语言教师被聘任的，但他显然并不完全满足于这个角色。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教师。他选择的载体是诗，因为在中国，诗的地位一直很高，诗的形式是非常民族的，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因此，他在任何场合，几乎都忘不了吟诵、讲解诗。在当地，不少人都对他的这一特点印象深刻。戈鲲化逝世后，他在美国结识的朋友卡迪斯(Benjamin R.Curtis)回忆自己曾有一次邀请他参加“纸莎草(Papyrus)”俱乐部的聚会，在起立致意并用英文做了自我介绍后，他随即拿出一份手稿，用中文抑扬顿挫地吟诵了上面的一首诗。这种风度，倾倒了其他与会者。一八八二年一月到二月，在戈鲲化逝世前的几个星期，卸任回国后的杜德维应邀在波士顿连续六天做关于中国的专题讲演，戈鲲化出席了第四场即二月一日晚举行的那一场。他很愿意以中国人的身份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于是他先后吟诵了孔子的一段话、宋人的一首描写家庭的诗，以及他自己写的一首赞美春天的诗。由此看来，戈鲲化不仅自己喜欢诗，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诗的价值，他是有意识地在美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要把诗的精神带到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教学中所编的一本教材《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戈鲲化在序言里介绍自己的编写目的时说：“前年余膺哈佛特书院之聘，航海而西，以华文掌教之余，学英语，习英文。娵隅右梵，庶几似之。继与诸博雅讨论有韵之文，彼亦慕中国藻词之妙。只因书不同文，方心圆智，未能遽凿破浑沌。屡索余诗，爰取《人寿堂》旧作四首，又至美后所作十一首译示之，并附诗余尺牍各一。译竣，墨诸版，用副诸博雅殷殷切问之意云尔。”在《华质英文》的例言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中国诗歌(包括词和尺牍，二者选得不多，仅各一篇，但尺牍多用骈文，所以他所讨论的仍然是韵文)的特殊形式，尽管所涉及的只是形式，但注重节奏、韵律和音乐性，这对于很难体会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美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适当的选择。因为，英文诗也自有其特殊的声律传统，从形式方面入手，有利于在比较的基础上了解中国诗的特殊性，这比空洞地谈“立意”要现实得多。他所选的每一首诗都注出了平仄，说明他特别注意让读者了解作品的音乐性。我们现在还无法估计这本教材对美国人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多大的作用，但即使是从中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国人编的第一本诗词教材，它也有极大的意义。
　　还应该提到戈鲲化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关系。卫三畏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一八一二年出生，二十多岁就到中国，此后长期在中国传教或任职，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他曾为外国人写过好几本有关怎样学习汉语的书，如写于一八四四年的《英汉对话专用词韵府》(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等。一八七七年，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回到美国，随即受聘于耶鲁大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一八四六年，他参加了美国东方学会，一八八一年成为该会的会长。在美国，他是第一个由美国人出任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其出版于一八四八年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试图把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也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著作。戈鲲化来到美国以后，很快就结识了卫三畏。对于戈鲲化来说，他很高兴能在美国碰到一个洋人同行，而且这么精通中国学问。他也很感谢卫三畏，因为卫三畏送给他的英汉辞典，使得他在学习英文中少走了不少弯路。
　　尽管戈鲲化关于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有着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他在哈佛的任期还没有满，就于一八八二年二月由于感冒转为肺炎，虽经医生两次上门诊治，但终于不起，于当月十四日下午，在剑桥他自己的家中逝世。事情发展至此，恐怕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以及他本人都始料不及，因为他在二月二日还参加了杜德维的中国问题演讲会，生病期间还对校长一再表示对耽误课程的歉疚以及提出进一步搞好教学的设想。赴美前夕，好友陈兆赓赋诗相送，他曾写《答陈少白巡检(兆赓)》一诗道：“抟风偶尔到天涯，寄语休嫌去路赊。九万里程才一半，息肩三载便回华。”瞻念前程，是那样豪气万丈，可是三载回华的愿望竟然没有实现，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他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戈鲲化逝世后，当地的一些报纸特别是《波士顿每日广告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用了大量篇幅登载此事。以下是人们对他的一些感受和评价(大意)：
　　他确实承担了重要的工作，并取得了成就。他是一位教师，不仅教部分人说中文，而且使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获益匪浅。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和学者，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穿什么衣服，过什么生活，其素质都不会改变。他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有些事情，如人类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我们认为已经学会了，其实还早得很呢。他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从未感受到的东西，即，人性都是相同的。
　　他不仅带给我们的街道一抹东方色彩，甚至东方式的壮观，而且带来了东方式的和谐。他的脸上溢出高贵的尊严，他浑身都笼罩着安详，他看待事物从不带有过分的好奇心，他甚至对一个外国人有时会感到的尴尬也无动于衷。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我们在向他展示文明的同时，也应该向他学习。他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一个富有声望、内涵深刻的学者，何以他在中国享有如此的尊严。我们也明白了，他代表着一种历史和文明。当他和我们在一起时，彼此的关系比想像中的更为平等。
　　生活在美国社会，他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行事；而回到家中，他就能让客人感到是来到了中国。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他很愿意学习《圣经》，也很尊敬《圣经》，但他知道该接受什么，也知道怎样用自己本国的哲学和宗教语言加以表述。
　　在剑桥的三年中，他的优雅的风度、谦恭的举止，他的个性，给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年后的一八八九年，卫三畏的儿子为他的父亲写传记，也提到了戈鲲化，其中说：“至今剑桥人还总是提到他的优雅的性格和可贵的品质。”戈鲲化的口碑以及他留给当地的印象，使得他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中，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虽然戈鲲化在哈佛的使命令人遗憾的过早地结束了，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写在了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上，他在哈佛大学开设中文班的尝试，作为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起源，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现在的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以其丰富的中文(还有日文)藏书，成为西方世界中声名卓著的书林重镇，而戈鲲化在哈佛大学使用过的若干中文书籍，正提醒每一个造访之人去饮水思源。至于哈佛大学探讨东方文明的兴趣，则从那个时候就已孕育了可能性，并且或明或暗地延续下来。于是，在戈鲲化去世二十二年后的一九○四年，罗伯特·P.布莱克(Robert P.Blake)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第一门有关近代远东历史(中国史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的课程——“一八四二年以来的远东历史”。沿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佛的汉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先后有多人开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等课程。二十年代以后，著名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著名中国文学专家梅光迪先后应邀到哈佛教授中文，继续了他们的前辈戈鲲化所做的事业。发展到一九二八年，随着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以及后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成立，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日益发展，不仅傲视北美，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屈指可数。这一切的源头，都应该追溯到戈鲲化。
　　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作为第一个出国到西方任教的学者，戈鲲化的身后是寂寞的，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这有它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戈鲲化过早去世，他还未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所思所得带回来，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运动。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无疑应该给予充分的估价。
　　附记：本文的撰写，承樊书华女士提供有关资料，谨此致谢。
　　(《戈鲲化集》，张宏生编，江苏古籍出版社二○○○年十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