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热闹中的冷想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的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些热点，像“人文意识”的讨论，学术规范的讨论以及“市民社会”的研究等等，但是由于圈子不大，阵地太少，加上“主管部门”的装聋作哑和正统学界的巍然不动，所以，热来热去，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在吞烟吐火，台下的观众虽然比台上的人多了许多，但比起中国整体的读书人而言还是显得少得可怜，所以实际上只能算是些小热闹。
　　然而，这几年出现村级民主选举，却让海内外学者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不仅学者兴奋，连西方的记者和政客再加上国内的“有关方面”都兴奋。一时间，关于中国农村政权建设的研究成了最大的热门，举国上下，不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拥而上，背靠体制的领到了国家的课题费，边缘化的拿来了国外的资助金，连各级党校系统，也纷纷派出人马直扑农村，大规模做起“田野考察”来了。中国的“学界”一时间一窝蜂挤进了“草根时代”。
　　学界的“草根热”源于政界的“大举措”。大规模自上而下推行的村民选举，从南到北递次热闹起来，在中国非常稀缺的“民主”似乎就这样落到了农民头上。如此“当家做主”的大动作，再加上如此多的海内外学者、记者和官员奔赴农村捧场凑趣，按理无论如何农村都要发生些变化才是，有的人甚至在赶赴农村之前，就预言这将是“大包干”以后农村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将要超过大包干。然而，好像故意跟乐观的人们过不去似的，从农村传来的消息却并不那么乐观，与当年大包干时中央一纸政策就让农村热气腾腾大变模样的局面相比，即使少数村民选举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面貌也说不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村民们对于上面赏下来的民主，显然没有当年发给的土地承包权那么大的兴趣。在那些境况很差的农村，对于上面来的干部和前来做“田野考察”的学者，村民们最想跟他们说的只是发生在周围的不平事，甚至递上一份份状子，哀求这些在农民眼中吃公家饭的人代为转达；而那些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地方，几乎所有的男性青壮年和一部分女青年都出去打工了，相当多的人常年不在家，选举只好在那些似乎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妇孺中间进行。看来跟那些听闻民主则三月不知肉味的精英们相比，农民对于落到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并不那么在意，他们更希望的是少一点摊派和提留，少一点上面指令的逼民致富的大动作。
　　农民之所以对村民选举兴趣不大(至少在相当部分的农村如此)，主要是因为依选举改造的村制，对于解决农民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处并不太大。与那些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所想的不太一样，现时期村民自治改革的推行，并不意味是谁对农民的民主权利突然间有了特别的关心，显然是由于农村出了某些相当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危机)，村制改造只是被筛选出来看起来比较好的应急方案之一。
　　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在乡村实行的是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体制。虽然从清末民初以降，不断的政权下移和由军阀统治带动的乡村精英劣化，已经严重破坏了乡村自治的结构，但自治的框框并没有完全从历史舞台上淡出。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将中国农村的政治格局翻了过来，农村中至少有相当多的原来最穷的人翻到了政治结构的顶上。这些人没有原来乡绅所拥有的文化威权，其权力来源基本上是新中国的党和行政体系，以及由这个体系倡导的新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些新的农村领导人只能更多地将自己捆在政权的战车上，由这个战车赋予他们权力合法性。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全国分散的农户的产品基本上只有一个买主，那就是国家。在国家很难适应与一家一户农民进行交易与核算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被飞速地提上了议程。在很高层次的合作化实现以后，原来的个体农民被拖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国家的行政列车沿着这个轨道自上而下一直通到农民家门口。不仅乡村原有的组织诸如香会、赛会、花会和看青会等自觉知趣地自然消散，连一向根深蒂固的宗族组织也土崩瓦解。像“国家干部”和“国家职工”一样，农民也成了顶着“公社社员”招牌的“国家农民”。国家不仅决定着农民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甚至还管理着农民的生产过程甚至控制着农民的生活。原来农村的公益、教育、娱乐等项活动也均由国家政权出面组织。农村干部虽然并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行政人员，但其行为的出发点却是国家政权的。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为了贯彻国家的意志他们顾及不了多少农民的利益，而由上面发起的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却要由他们来承担，原本就缺乏文化权威的农村干部的威信只能随着一次次运动而下滑。如果不是国家“专政机器”的后援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灌输造成的国家崇拜的支撑，很难想像这些人还能不能支配得了农民。
　　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使得农村回到了跟合作化以前相类似的状态。大包干一举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拉动了以后城乡的一系列改革。但大包干的确使得农村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土地承包之后，原来公社系统的干部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管事，原先习惯了的一套领导方式突然之间没了用武之地，农民从事事有人管一下子变成了凡事没人问。在改革初农民兼顾集体事业的热情，随着对于担心政策变回去的忧虑渐渐消退，一些农村的公益事业处于荒怠的境地。在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农村里的新房如雨后春笋，但桥梁道路和村里的卫生状况却差了许多。当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的某些忧虑，实际上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这种道理是建立在根本无视“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吃饭(毛泽东语)上面的。然而，对于国家政权而言，最大麻烦在于，农村经过几十年的集体化，等于又逐渐地回到了解放初的状况，国家不得不再度面临与分散的农户进行交易的局面。一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国家在农村粮税的征收、土地以及河渠山地的管理、教育和社会公益的延续等等方面，都只能依靠行政体系来实现。随着这种“国家事务”日益繁多，在大包干初期门可罗雀的农村干部不旋踵就忙了起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权力机构有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含金量，而原来的一套意识形态和道德控制的失效，使得最后一点阻止干部利用手中权力牟利的约束也消散了。人们突然发现，农村中的权力资源具有了空前的吸引力，村长、支书、会计甚至村民小组长都可以从日益增长的提留中分到一杯羹。农村中的乡镇政权也水涨船高，像吹气似的以十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膨胀起来，一些单靠吃农业饭的县城，机构膨胀的速度甚至比乡镇还快。上上下下，凡是有点门路的人，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关系“挤”进了基层政府机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镇的各种对口的“助理员”纷纷扩张成了“办公室”，由此多出了大批的“主任”和“副主任”。眼下还相当穷的地方，乡镇政府的办公处往往是最亮丽的所在，而稍微有点钱的地区，乡镇办公楼的规模几乎能赶上省政府。最糟的是基层机构的膨胀都属于编制外的扩张，越扩张农民需要交的提留也就越多，提留越多，农民方面的阻力就越大，因此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工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基层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固然是一些人“寻租”的结果，但起因毕竟是国家借助行政杠杆控制乡村社会的初衷，只要国家政权还习惯于利用过去的方式实现对农村的控制，那么无论有多少消肿的举措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都只不过是在演一出又一出肿胀和消肿的悲喜剧。
　　应该承认，现在推行的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本意也含有防止农村腐败，减轻农民负担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村民选举又叫村民自治。但是，现行的村民自治的法规，实际并没有提供处理村级政权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以及村政权与同级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的依据。而现在推行的村民自治体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与原先的县、乡(镇)、村行政结构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相抵触的，许许多多的乡镇干部对村民选举大不以为然。从目前的调查来看，一些乡镇政府对于村民选举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抵触不仅仅意味着闹情绪，还有动作，采用最为普遍的方式是控制选举，使他们想要当选的人当选，以方便工作的展开。然而，即使选举十分公正，选出的村干部真正能够代表民意，也未见得真的就可以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至多能减轻一点在村这个层次上的贪污和浪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与上级政府的交往中，选举出的村政权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对于不听话的村长，乡镇政府可以采用许多办法来对付，更可以借上级党组织的名义来压他，用同级党组织来牵制他。而村政权与之对抗的最有利武器，只是更上一级政府的支持(对村民自治法的凭借也主要看县以上政府的态度)。在类似于运动的村民选举高潮中，新选出的村干部自然有可能获得这种支持，可是一旦“运动”过去，可就难说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村民选举中，的确出现了某些能够保护村民利益的能人型的村干部(就像在合作化时代也有过这样的社队干部一样)，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势必要进入两头受气的境地。
　　在某些学者看来，村民选举无论有多少弊病，但毕竟是一件好事，通过选举，中国的农民可以学到民主，实践民主程序，作为实现民主的初步尝试，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应该受到赞许的。历史总是会出现某些相似，对现代史有些了解的人，也许不会忘记，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曾经大规模地推行过村民选举，那时叫“大选”(跟美国人选总统一样)，几乎每年都搞，每次选举都要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组织和动员，剧团演戏，宣传队上街，工作队深入农民家的炕头。为了适应比现在文化素质更低的农民，根据地创造出豆选法、画圈法、画点法、烧洞法、红绿票法、投纸团法和背箱子、乍胳臂等五花八门的投票方式。显然，当年主持根据地的共产党人搞选举并不是装样子，否则用不着费如此大的心思，年年投入非常大的人财物力。抗战八年，根据地选举至少进行了六七年，学习的时间应该说不算少了。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特别是史学传统的国度，每当路有些难走的时候，我们的先人总习惯于回顾历史以求鉴今。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眼睛向外、向前，其实有的时候，回过身来看看也不无益处。承认和尊重乡村自治，无疑是中国的古代制度的一种传统。为此，中央政府不仅将政权机构只设在县一级上，有时甚至还有意识对胥吏下乡做出种种限制(清代)。只要乡村能保有完整的自组织系统和能力，国家就可以以非常小的行政成本维持安定的局面。自秦汉以来，涉及农村的政治改革并不太多，从王莽的新政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无论动机如何，凡政剧事繁者则败，政宽事简者必成。原因就是在前现代的国度，行政手段和技术有限，官吏的专业化技能比较差，行政素质低下，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监察体系过于单薄，而且还受到各种牵制)，官员的贪婪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约束，而对于大量行政事务所赖的胥吏，由于身份的低下，道德约束往往并不起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行政程序越烦琐，官吏下乡的机会越多，只是会增添些中饱的可能，而于实际的行政目标反而越远。北宋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设计不可谓不精妙，但“青苗”、“保甲”诸法不幸有了太多的程序和烦琐的手续，因此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所以钱穆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虽然中国也有了大量的电脑和无所不在的网络，但县级特别是县以下的行政系统绝大多数依然技术落后，行政操作其实比老祖宗也强不了多少，在监督方面甚至比传统社会还要欠缺。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些似乎是想要将农村的事情办好的人，还是非得容忍如此庞大而且越来越见肿胀的行政队伍在中国的乡野上纵横行进？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了人们，仅仅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动中国农村这块巨石，不恢复起农村原有的自组织能力，农村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而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只能靠农民和农村社会自身的力量一点一滴的复原，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力量，外面和上面的人们，无论有多么着急，怀有多少恨铁不成钢的好心，所能做的其实只是引导和教育。农村的事情，归根结底只有农村的人和那些乐意将自己变成农村一份子的人才能办好，乡村的自治说到底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自己实现的自治的形式是民主还是别的什么，也只能随他们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