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家笔下的早期清华

　　苏云峰教授二十余年心血结晶的前半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是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杰出专刊之一。此书不但对清华创校的中美外交档案、台湾、大陆及美国有关早期清华经费、体制、领导、政策、师资、图书、学生素质和生活片断等资料的搜集，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全书对早期清华理性平衡的总评价，应该是经得起今后史家的考验的。几乎可以另成专刊的第十章“清华国学研究院”，更是研究汉学的国际学人必读之作。从较狭的专业观点看，此书行将被举世公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部标准著作是可以预卜的。
　　从宏观看，此书更大的意义是供给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复杂过程的学人和广泛读者一个理想的“捷径”。虽然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大学以及中小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但是，诚如作者前言开头所说明：“清华学堂系由美国退还超收庚款所创办，是在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的一所新制留美预备学校。”这就使清华学堂的历史使命大大不同于其他最早近代型的高等学府。例如，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光绪乙未年(一八九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就在天津创办了“中西学堂”(后来演变成专重工、矿的北洋大学)；次年(一八九六)盛宣怀就从电报和招商两局拨款在上海创办中小学程度的“南洋公学”，经多次改组和扩充，到一九二一年才定名为交通大学；在戊戌(一八九八)百日维新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幸由慈禧所信任而又无政敌的孙家鼐主持，变法失败后名义上还继续存在，最后才改成北京大学。这些所谓的新型学校不可能立即对中国近代化发生作用的最好笑的例证是，由于当时平民称举人为老爷，而京师大学堂头几批学生中有不少举人，所以校役不得不称学生为老爷。
　　相反地，清华学堂最初虽曾部分参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本系美国教会一八七九年创建的书院，一九○六年始发展成为大学)的经验，但在采取美国学制的原则下，从未忽视国学基础的重要。尽管当时的呼声是工程实业救国，清华始终认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奠定通才教育的基础。这正说明何以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清华所栽培出的人才数目是相当平衡的，清华对中国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在全国高等学府中是首屈一指的。此外，“五四”以后，清华对国际及国内政治日益关切，以致清华在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中逐步取得领导的地位。正如一九四九年以前清华大礼堂二楼“寿与国同”这横匾所象征，清华和整个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自始即是牢不可分的。事实上，从清华学堂这小小的一隅，最能看出一个内外积弱的古老国家，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线曙光。这正是《清华学堂》这一个案的宏观历史意义。
　　谨以这部可读性极高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向专家学人和广大读者郑重推介。
　　一九九六年八月，南加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