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

　　把周扬当作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官员、政治人物来看待，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当然是因为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提炼出许多人文学者所应具有的学术品质，如陈寅恪为王国维题写的碑铭中所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作为一种评价人文学者的标准，但当我们拿这种浓缩精华型的标准来比照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能够纳入这一尺度的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况且我们也不能说从事政治的人就无法达到或不能达到这一标准。
　　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官政治也是现代政治的一种体现，军人当政已普遍被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阻碍，所以，知识分子同政治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鸿沟。从战国时代“士”阶层开始出现，到隋唐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这一制度的确立，及至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并形成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的士大夫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理想。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一直具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而这双重身份是在承担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合二为一的。在传统中国，政治的运行和思想的教化处于同等的地位，二者互为依存、相互制约，这是其统一的一面。同时，知识分子与文化官员这双重身份双重责任之间，又常常出现紧张的冲突与矛盾，例如“道”与“势”的冲突，“礼”与“法”的矛盾，“学”与“用”的对立，“仕”与“隐”的两难，“士”与“民”的隔阂等，其中，“道”与“势”的冲突是所有冲突矛盾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通常区分一个政治人最终究竟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官僚政客的最主要的评价依据。
　　所谓“道”与“势”的冲突，简单地说即是道义与权势之间的冲突。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卜身殉道。”在儒家思想那里，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而非“势”的责任者。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却非常的困难。战国时，李斯将入秦游说时沉痛地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并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坚守道统而与统治对抗是不可能的。余英时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这不仅中国知识分子为然，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士与中国文化》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知识分子自然希望能够担负起批判政治、引导舆论的任务，而统治者则要知识分子通过手中掌握的“道”来为维护其统治服务，而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自由知识分子当然站在维护“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政治，但是，对于一个具有文化人和政治人双重身份的政府官员兼思想者来说，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一九八四年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这篇文章写于周扬的晚年，它是周扬的为数极少的能够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的文章中的一篇，虽然同样的曲折、隐晦、委婉，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他回首往事时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在历次文艺运动、政治运动中，周扬常常是作为直接执行者而出现的，在他对革命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批判时，当然包含有借机报复私人恩怨的因素，但从当时的政治体制的运作来看，周扬的权力也只能是运用在借某种机会上面，他是无法做出最高决策的。而当他看到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朋友、战友都纷纷落马，文艺界过去的老将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只剩下自己一人形单影只时，自然会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感觉，而且这些反党分子都出在自己主管的部门，这样整下去，早晚会整到自己头上，这当然是周扬不愿看到的。据回忆，周扬在“文革”后多次说：如果五七年我不打那么多右派的话，那我第一个就是右派。
　　从五十年代开始，毛就多次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展开，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于手软。而周扬本人也感到随着运动的深入，自己慢慢地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从每次批判中周扬所做的总结发言中都可以体会到，因为它常常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在一九五一年文艺界整风时，周扬在谈到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时说：“即使不是在全部的问题上，而是在部分问题上犯了这种错误，都是严重的。我，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周扬文集》第二卷)在批胡适、俞平伯以及《文艺报》时，周扬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二卷)一直到“文革”前在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讲话稿中，周扬还是在做着自我批判和反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还这样说：“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们觉察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向我们敲起了警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这些话实际上所包含的意思远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周扬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由于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没有高度的警惕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痛苦自责，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扬同样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同这些运动摆脱干系的想法，他是在曲折地表达，所有这些运动并非自己所希望，也并非是自己的意愿，当然也并非自己所能支配得了的。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表白，更不会检讨一次后，不吸取教训，重犯第二次错误，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像姚文元那样，挥舞大棒，只管打人就是了，检查什么。这也就是周扬的知识分子性格在起作用的原因。目光敏锐的毛是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要有合适的人选，周扬被取代是必然的。正像传统士大夫所遇到的“道”与“势”的冲突一样，在每次运动中，周扬都会陷入究竟是牺牲自己保全别人，还是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的两难选择之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时，毛对周扬说：恐怕你下不了手吧。这对周扬无疑是最痛苦的选择，如果说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对周扬无关痛痒的话，如果说批胡风、批丁玲，周扬倒正好借机报复的话，那么批三条汉子倒真是让他兔死狐悲了，他完全可以预感到，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在这两难选择中，周扬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全自己。
　　周扬的这种选择表面上看来还是在“道”与“势”的冲突中，放弃了“道”，屈服于了“势”，即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立场，放弃了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从这一点来看，周扬好像的确也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是仔细想来，问题却远非那么简单。因为如果这“势”是邪恶、荒谬、腐朽的势力或权势的话，那么周扬的屈服的确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如果这“势”是以正义、真理或革命的化身而出现的时候，那么周扬或其他知识分子该又如何面对呢？就像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里所说的，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的时候，特别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情绪”，从而“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的时候，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如何面对呢？难道要“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高明”吗？当然不行。所以，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立场是否坚持的问题了。别的知识分子坐在周扬的位子上会如何做，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事后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会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思考一下。就像邓拓，他身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知识分子的立场判断使他不愿随波逐流，但最高指示又不能不执行，党的纪律他也不能违背，但又无法领会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结果贯彻中央精神不得力，最终被毛指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对此他也是痛苦的。不久，周扬也变成了“阎王殿”里的“活阎王”。这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所难以抉择的矛盾，即使是历来被认为当代最具鲁迅精神的胡风也是如此。胡风的那种知识分子气节的确令人景仰，他的斗争精神更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但是，即使是他，面对这种冲突，也是非常痛苦、难以选择的。一九五四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递交党中央之后，对他的批判也随之而来，胡风有些不知所措了，但当党要他检讨时，他服从了。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写了《我的自我批判》，然而通不过；二月写出第二稿，最后第三稿才被领导勉强通过，决定在《文艺报》全文发表。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胡风是这样开头的：“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和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至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期待，以致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我的自我批判》，《胡风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胡风的这种“自我批判”，同样不能被看作是向“势”的低头，在当时他是把自己的这种低头看作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令人尊敬的贾植芳先生，虽然能够在上级派来的审讯者面前拍案而起，但在宣判时，依然是用一种为国家自我牺牲的心态来面对，“宣判会就要结束了，法官问我服不服，我不做任何思考，就大声说：‘服’！‘你若不服判决，十天内可以上诉。’‘我不上诉！’我的声音还是那么大。我看也不看拿来的判决书，就在上面签了字。事后我才得知，我是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狱里狱外》，191-19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当组织需要一个知识分子去做自我批判时，他们会坚决执行，那么，当组织需要他们向敌人猛烈开火时，他们又会如何做呢？
　　以往我们常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或应该努力的行为准则，但是，当一种思想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而且自己也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去做呢？理性的批判历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武器、立场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得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判断这一批判是否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评价依据又是什么呢？从四十年代开始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非每个人都是被迫进行的，无数的知识分子满怀豪情地自愿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就像“五四”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自愿地加入到反封建的队伍中去一样，现在我们后人反思时会理性地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可是如何去苛求处在历史洪流之中的人们呢？这就是个问题。
　　在西方，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当代的许多学者也愿意用这些西方的判断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于这句话，正如余英时所分析的那样，它“最能表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和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家之间的分歧所在”(《士与中国文化》，第5页)。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只有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存在，才能真正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但是，“社会的良心”这一行为准则，既是一个社会认可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的要求原则和自我的认同标准。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前者倒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关键在于后者，只有具有了这种自我要求，才能做到不为世俗所影响，保持自我的批判立场和清醒的认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人不认为自己是在行使自己“社会的良心”的责任呢？袁水拍写《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时候，未尝不认为自己是在为无产阶级负责，未尝不认为自己是在同世俗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舒芜交出胡风信件的时候，未尝不认为自己是在抛弃小我，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当所有人都在为批判胡风而欢呼呐喊的时候，又有几个人不认为自己是在维护人类的正义呢？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代言人自居，从“代圣贤立言”到代人民立言，从文以载道到文化启蒙，永远摆脱不了思想优势的自恋心态。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北大和清华是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摇篮，但“文革”时北大、清华的红卫兵同样闻名全国，梁效的文章同样让很多人心惊胆寒，可惜没听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有谁来反思一下为什么同一个北大会发生这样截然对立的事情。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前仆后继、继往开来，一代又一代地从事着造神运动，在神化别人的同时也在神化自己，或者说，神化别人不成就来神化自己。“文革”结束了，知识分子作为受害者可以控诉了，却很少有谁反思一下，自己在造神运动的过程中，做了什么添砖加瓦的工作，威权主义的形成，自己负有什么推波助澜的责任。
　　周扬晚年时忏悔了，他没有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虽然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周扬没有，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他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所以说，周扬并不是一个完全被权力异化的人，知识分子的特性在压抑许多年后，并没有完全消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周扬还是一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