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告别北京

　　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死于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的清朝大诗人龚自珍，既没有看到太平天国起义，也没有经历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攻掠北京的耻辱。但是，龚自珍却在所谓的“盛世”中，深深地体会到“衰世”的危机和悲哀。他曾经把那个丧失了秩序、尊严、创造性和宽容精神的京城称呼为“鼠壤”。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情怀中，龚自珍写下过许多感天动地的警世篇章。这个生于所谓“康乾盛世”的悲情诗人，虽然孤独，虽然无人可懂，可终其一生，龚自珍也没有为了迎合“盛世”而放弃自己的道德和立场，没有为了随波逐流而放弃自己的情感和精神。这位道光九年的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虽然说不上十二分的得意，但比起如今的“新人类”、“新明星”们，真不知要风光了多少倍！
　　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对这个变化已经有许多理论家做了许多的表述。但有一个变化没有被理论家们论述过，那就是自新时期以来，一直处于“文学中心地位”的北京，无可奈何地滑落了。随着八十年代末期全国文学评奖活动的停止，随着一场历史风波的起落，从原来那个充满了权力色彩的“中心”里，一波又一波地发生出来的“文学运动”骤然失效。并且从此风光不再。就像倒了的违章建筑，大而无当的影子消失之后，还会留下满地的垃圾和废物。在那片废弃物上，尽管还有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官员和文学“明星”在替换，可已经没有谁再拿他们当文学看待了。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包括一些身在北京的作家、评论家，都在以越来越独立的文学姿态参与和改写着方块字的文学史。其中变化之深广、复杂，意义之重大、深远，可谓空前，不是我这篇短文可以胜任的。这个变化之所以没有被理论所阐述，不是理论家无能，也不是理论无能，是因为历史从来都比理论大得多，也深得多。在历史的浊流中沉浮的理论，从来都不可能把历史覆盖在自己理论的冰壳之下。
　　如今，滔滔天下的是“市场”，是“流行”，是“票房”，是“发行量”；是为了迎合市场、流行、发行量而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明星。三十多年前滔滔天下的是“革命”，是“伟大领袖”，是“红宝书”，是为了迎合革命、领袖、红宝书而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英雄”。忽而为革命而发疯，和忽而为市场而发疯的，竟然是同样的中国人。当年横扫一切只要革命和专政的红卫兵，和如今也横扫一切只要肉欲和市场的痞子、宝贝儿们，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原来都是所谓不要道德的人。把形同天壤的明星和英雄拆开来看，骨子里竟然是如此的雷同！把形同水火的“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对比一下，竟然看到同样的“专政”。专权独断、贪污腐败的官员，盗窃国有资产、到处行骗的官商奸商，和为流行而流行的新星们都反对任何道德的约束，都不约而同地视道德如粪土，视他人为食物。尽管这中心不是那中心，可从中心里产生出来的都是同样臭气熏天的排泄物。
　　所幸者，天下并非只有“中心”。所幸者，在一些人自以为的“中心”之外还有广阔的原野和高山。
　　十七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到吕梁师专的时候，王春林还是一年级的学生。如今他已经是山西大学的教师，是文思敏锐、执著不移的文学评论家，并且已经有专著出版了。这一次，春林要我为他的《思想在人生边上》(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撰文，我就借题发挥说了上面这些文不对题的话。以春林的见识和修养，以春林的评论业绩，用不着我来说些不温不火的“夸奖话”。在我的眼里，春林的声音是属于原野和高山的。春林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那片坍塌之物的喧嚣去学舌。在这个权利和金钱的狂欢节上，春林留下了自己冷静沉着的批判之声。在我看来，一个好文学批评家的成就，不在于他同别人合唱了多少相同的、流行的题目，而在于他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坚持和发言。与孤独者同行是需要勇气和眼光的。在春林对山西作家成一长期而热情的关注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一种力排众议的执著和眼光。在时下热闹而流行的文坛上，成一几乎一直是一个无声的缺席者。可凡是认真看过成一作品的人，都能体会到成一对汉语写作深邃、敏锐的探索，和成就非凡的贡献。一个远行者的身影，自然要被当下的热闹所忽视。可这忽视是忽视者的悲哀。这本集子里《匿名的时代本质》、《<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温柔的精神光芒》等等篇章，可以为我的评价作证。
　　因为有春林这样的同行者，在告别北京的旅途上才走得精神振奋。让我们坦然地告别北京，告别那些自以为是的“中心”们，让我们离开那片坍塌的废弃物吧！在“鼠壤”之地的外面，有广阔无边的原野和高山。尽管原野和高山之上荆棘丛生，怪石嶙峋，根本就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庚辰年腊月二十六日写，
　　辛巳年正月初三改定，
　　西元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