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者的良知

　　正月初四上午，到胶东半岛的老家过完春节返回济南又去亲戚家拜年的路上，我在街头的书亭买了二○○一年第一期《读书》。到亲戚家后，我放下书就忙活别的事情去了。下午，一位刚过五十岁、下岗数年的亲戚问我，“这本书挺好，从哪里买的？”我的这位亲戚原在国营工厂从事机电技术工作，业务能力很强，但较少接触这方面的书籍。下岗数年的经历和为养家餬口而付出的辛劳使他对社会有了越来越真切的认识。数年来他的许多看法对我产生过影响，因此他的提问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知道是哪些文章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是头两篇文章，即陆学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和高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
　　当天晚上，我仔细读了这两篇文章。我既不是社会学工作者，也不是经济学研究者，但作为《读书》的一个老读者，再加上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以及随后与农村种种割舍不断的联系，我想我基本读懂了这两篇文章。
　　两位作者的学术背景我不熟悉，但他们对于农村以及农民状况的关注之情令人钦佩。目前，从学术杂志和媒体的角度看，关于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研究和报道数量不可谓不多，但真正对农民的生活产生有益影响的又有多少呢？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占国土总面积绝大部分的是农村，因此，关注农村和农民，不单纯是个情感问题，而且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但是，研究和决策者们一旦成为体制化了的一员，就渐渐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失去了真切的感受，或者受制于其他种种因素而对农民的境遇爱莫能助，久而久之，他们就变得与农村和农民隔膜起来。可以说，这是许多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农村的人员普遍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农民子弟如果始终留在农村，不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对于农村的认识则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经验层次。但大多数离开农村的人员，包括我自己，一般都是去而不返，几乎与农村失去了联系；或者像候鸟一样，只在逢年过节时回去逗留几天，获得一些零碎的印象；那些跳出农门却又返回农村但已经吃上皇粮的人员，由于体制的保护，也已经与农民产生了距离。所以，真正愿意充当并能够成为农民代言人的人并不多。即使这样，众多农民仍然肯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较为优秀的子弟培养成为不同于自己的城里人。这是一个悖论，也从侧面说明农民对缩短城乡差距已经失去了信心。
　　高先生的非凡之处正表现在这里。他在接受了相当高的学术训练之后，仍念念不忘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决心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为高家村写一部历史。他根据自己对该村和该村农民的观察和了解，对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农村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和文化精英的观点。我至今无缘拜读高先生的这部著作，但他的这篇介绍性的文章已经深深地触动了我，例如他在文章中说，“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打工农民生活是多么的辛酸，且他们的汇款又对他们老家的经济是何等的关键。”可以肯定，高先生写这部著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学术上标新立异，而是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热切关注。
　　一个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如果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同情之了解，而只关心一己的所谓学术创造，就往往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辞所蒙蔽，或者陷入向壁虚构的误区。不幸的是，在目前的学术界，凿空之论屡见不鲜，以至形成了一种不敢或不愿面对事实的风气。因此，能否坚持从事实出发来谈论学术问题，也可以视为一个学者是否具有良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