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幻象的背后

　　在经济增长率、GDP或人均GDP成为衡量发展的主要依据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太愿意把进步的反面结果视为认识发展问题的有力补充。尽管很多人承认现有的发展主义模式已经导致了自然和人文生态的恶化，人们仍有理由保持对发展主义标准的信念：不断提高的收入，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愈加扩大和繁华的城市及其表现了生产和消费活力的涌动着的“人气”，以及科技的进步，人类无论对自然还是社会的控制能力的增进，在曾经的和现在的不发展的凋敝的映衬下，发展主义的辉煌令人确信它是解民于倒悬的惟一方法。自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人们更以某些自由主义观念解释发展主义的成功，使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双双成为合法性权力话语。然而吊诡的是，发展主义的全面胜利表明它没有给那种意识形态所鼓荡的多样性留下空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们都表征了笛卡儿意义上的理性的胜利：那些重视传统和非技术理性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已经被独断的技术理性主义击为齑粉，世界已经走上了发展主义的不归路。
　　现有发展主义模式的反讽之处，恐怕不在于它在一般人的生活世界变得艰难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关于美好前景的乌托邦承诺，不是没有看到发展主义的背面的生存困境，也不是仅仅把那些背面生存诊断为短时期的必要代价，或者诱导人们放弃改变总是与发展如影随形的不平等的背面生存的种种努力——这种生存状况，据说通过发展主义迟早可以摆脱，而是在于它事实上企图持续地删除人们关于那些生存困境的真实记忆。当人们把一种困蹇的生存状况与落后联系在一起，把过去和落后等价于愚昧，把愚昧归因于思想观念的贫瘠和行为的消极怠惰的时候，人们好像不太愿意了解那些生存与我们身置其中的发展主义模式的本质关联，更不愿意去追问发展主义是否存在缺失，从而它不仅把那种生存归入另类，而且还彻底消解了那种生存的社会意义。毕竟，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关于丑小鸭变为白天鹅的神话。主流发展主义模式以一种悲悯的情调俯视着另类生存，同时以拯救者的姿态造成了与后者的区隔。正是这些情调和姿态，以及一整套十分严密似乎合理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不断地编织出发展主义自身的合法性和它者的非理性，这些它者被认为是在时间长河中迟早会消失的另类存在，已经从本体论上渐渐淡出了现代性思考。
　　但是希望尚未失却，许多人正在忧思现有的发展主义模式给人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发展的幻象》一书的作者们，深入分析了发展主义模式对人类生存的掠夺和强暴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
　　哈贝马斯乐观地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剩下的问题是一个兴利除弊的过程。而沃勒斯坦等人则指出现代世界体系分成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或者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我们毋宁相信，核心地区的现代性是一个不能被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完全重构的方案，因为核心地区是靠着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撑才保证了自己的优势地位的，其他地区要想发展必须把更不发展的地区作为自己可以依托的半边缘和边缘地区。这一层级递进扩张的模式并非只是理论上的想像。按照沃勒斯坦的认识，这一趋势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一以欧陆为中心的模式从十六世纪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建立了所谓商品链的完整生产过程。剩余价值从它们的主要制造地带流向了中心地带，从未公正分配，于是制造地带就成了边缘地带。由于中心地带的剥夺，边缘地带不仅人均消费较低，本地生产则使用带强迫性的劳力，而且工人的实质性工资较少，所有这些都与国家政治层面的对内较少集中和对外的整体虚弱密切相关(《发展的幻象》，第7页)。
　　但如果垄断是长时期的，那么就不能说明资本主义世界总是出现的种种冲突和与这种冲突关联的对资源的更大的耗费、中心边界变动的事实给边缘地区造成的虚幻的发展希望，不能满足于把问题日增的资本主义模式推广为普世模式的内在要求。垄断必须是可以变动和相对短暂的，它必须与竞争结合才能给那些边缘地区带来曙光。新生产者不断大量生产高利润产品，通过增加总产量破坏垄断优势。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旨在攫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保有剩余积累和公正分配，所以每一次对垄断的破坏都意味着地缘—管辖地区重新排列名次。在发展过程中，那些边缘地带也逐渐被资本主义化了，这是由于把那些边缘地区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必然增加了原先的强迫劳动所需的成本，也使得那种强迫制度不太适用。为了使商品链在边缘地区顺利流通，使边缘地区能够形成有效的但又不能有效得足够强大乃至可以与中心地区抗衡的政治管理，中心地区就不得不进一步扩张边界，重新调整生产的技术和机械化程度的地域分布，以降低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并为了提高有效需求而使劳动力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但提高有效需求导致的部分劳工阶层实际工资增加的情况是和增加全球盈利率的要求相矛盾的。为了寻找能够降低全球工资水平的新的地区，吸纳低工资劳动力，资本主义必须把自身的边界做出新一轮的扩展。在上述要求的驱使下，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范围将不断被调整。
　　在资本主义所能抵达的地方到处都在实践着上述过程，自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覆盖了全球各个地区。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扩张主要是一种经济行为。然而如果没有看到经济与政治特别是文化因素的合谋，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尽管无奈却普遍地认可了他所说的扩大的不平等现象：资本主义引起累积资产及实际财富的剧增，使全球中间以上阶层获利，却没有造福于全世界大多数人。到“二战”结束时止，这些大多数人的绝对收入甚至比他们的祖先更糟。对于GDP或人均GDP增长的乐观主义态度掩盖着日益不合理的收入流向，而对这些流向的追问反而成为既自卑又缺少底气的边缘话语。所有这些说明经济指标从来就不只是经济的，它是由特定的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人们在接受那些指标的时候就认可了这种意识形态。吉登斯把现代性看成是社会关系从彼此直接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并以穿越传统时空限制的普世时空关系进行重构的一种所谓“脱域”过程，也是使并非本土的那些时空关系“再嵌入”本土地域的过程，而支持这些过程的是以往直接交往所要求的面对面的伦理信任的瓦解，代之以不那么使人放心的所谓的对“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的间接信任(《现代性的后果》)。换言之，发展主义植根于远非本土化的现代性知识和意识形态，以及由这些意识形态和知识建构起来的种种结构。所以对多数国家来说，发展主义的目标只能是一种尚未被人们广泛意识到的末世论承诺。这一承诺的合法性之所以扩张到世界几乎所有地区，是因为有着一整套不断编造出这种承诺的合理性的特殊的经济、权力和文化机制，它们是一个生产系统(广义地说，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个权力系统(福柯曾经论及的规训性与齐常化的机制)，以及一个意义系统(意识形态、科学及其现实再现，包括诸如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哲学流派，以及围绕劳动与生产这两个概念组织起来的一套主导符码)(《发展的幻象》，第99页)。生产系统诉诸消费，权力系统诉诸效率，意义系统诉诸排斥社会关怀和联系的个体主义，三种机制纠缠组合为一个庞大精致诱人无往而不利的霸权体系，其中主流知识和意识形态扮演了十分关键的促成作用。
　　发展主义的普世过程部分地决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赶超战略的支配下，传统社会主义除了重复既定的关于增长的价值体系别无选择，它们必须内化富裕国家的社会结构要素以满足这一战略，它们却无法内化发达国家的富裕，这一后果掩盖了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取得的许多成就。根据阿里基的研究，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同中国相比是二点三倍，与匈牙利和波兰是二点四倍，与南斯拉夫是二点九倍，然而即使以匈牙利和波兰两个国家来看，共产党领导的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年这四十年间的绩效要比一九三八——一九八八年五十年里更好：它的相对经济地位在四十年中恶化了一点七，而在五十年里却是二点四。比较这些国家在共产党领导前与同期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地位，共产党管理以后即使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糟。中国在一九八八年前社会主义的四十年中，其相对地位相对于南亚大大上升，相对于东南亚稍微上升(或轻微下跌)。在一九八八年，中国的人均GNP和南亚相同，而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八年则只有二分之一；同年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78%，而一九三八年只有68%(《发展的幻象》，第40—43页)。这些事实至少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从前相比，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没有什么变化，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与那些以前不如它的国家相比其原有的差距也在同时扩大，况且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力、在社会平等、健康、教育等方面不仅比从前而且比同期的其他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拉丁美洲)做得更好。
　　一方面是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这两种并存的情况是西方发展主义模式下的常态。那么，如何解释“二战”以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奇迹”？保持发展主义模式生命力的秘密在于，必须制造出一些符合发展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树立起楷模，并把它们“成功”的原因化约为自由经济，把经济原因化约为自由经济的效率，完全无视更为复杂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国际的因素。这种解释基本上已经受到诸如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等理论的批判，但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氛围中，它仍然维护着自己的强势话语的地位，并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人们，只有采纳主流发展主义的自由经济模式才能获得成功。然而，这一把所谓成功归于内生原因的教诲却不能回答下述追问：为什么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功的同时，另一些采用与那些成功国家地区相同或相仿发展模式的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却坠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以致这一现状被某些知识英雄宣称为历史已经终结？——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拒绝主流发展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阿里基的结论是：少数成功的国家是罕见和偶然的现象，根本不具有必然性。把自己贴合进既定的任何一种发展主义模式都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在总量增加的同时更加平等，从而使经济发展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福祉。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由于没能保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而是由于追求既定发展主义：许诺人们必定有更多的消费；更是由于在追求并非是主流的发展主义的同时没有摧毁发展主义构架本身：许诺人们必定很快有达到乃至超过中心国家的更多更好的消费。社会主义的“失败”是边缘发展主义的失败，它表明发展主义是一种化约主义，不能容纳哪怕与主流模式稍有偏离的发展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是整个发展主义的失败，因为如果它确实失效了的话，那些采纳了主导模式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是发展主义及其特选的少数成功者的永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是哥伦比亚、巴西，还是印度，在发展主义的冲击下其原有的自然和文化生态受到极大摧残，社会不公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却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拾遗补缺的有力办法。阿柏杜雷关于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印度西部农村技术和价值的再生产的个案研究，十分生动地再现了那些变化过程(《发展的幻象》，第205—244页)。印度西部农村原有的技艺与常识是深深嵌入当地的社群、宗教和知识论的领域和语境中的，从而这些因素在当地人的认知和意识图景中表现为一种整体模式。但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随着新的技术化和商业化的农学话语侵入原住民农业话语，逐渐形成了农业语境的等级化和对立化倾向：农民是聪明的和有能力的，但农民对农业知识和技术的无知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不断挤压下，原来的文化知识体系坍塌了，代之以个人趋利的完全商业化的经济行为，个人与社群互相融合的合作性总体生活世界逐渐受到蚕食。马邦不少地方的农业灌溉主要依赖农田中的水井，部分汲水劳动由电力发动机取代了牛只。这一“发展”对农民而言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一个电力水井及其配套设施的建造费用大约从二万卢比至四万卢比不等，而多数小农年均总收入不会超过五千卢比，拥有电力水井的农户往往不能偿还银行贷款，或支付不了电费，更无从谈为扩大灌溉地的使用投入资金，结果导致电力水井的闲置，在严重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将承担破产的风险。以牛只为动力则投资费用较低，由于牛只移动方便因而更适宜在农田细小分散的地方使用，牛只经常被许多农户共有，并成为他们之间重要的互助合作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牛只动力汲水制度使农民不必总是面对现金交易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一制度带来的风险的威胁。这些情况说明了为什么不少农民仍然沿用传统灌溉方式的原因。
　　丰裕社会是否仅仅存在于现代？它是否只是现有发展主义模式的专利？或许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即使是那些反思发展主义的人也会颇费踌蹰，理由可能十分简单：依据经验主义认识论，关于没有出现过的事实构架的设想只能是乌托邦。事实上，已有许多人根据“人为计划”的低效一再地证明过种种替代方案的失败。但是，因为尚未出现一个更为可行的新事实就鄙夷对现状的批评和改造，至少是对现实的盲目喝彩。况且，社会变迁是否一定越变越好迄今仍然十分可疑。社会好坏的通常尺度是看它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但人们同样也通常忘记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在不同的人群中，在同一人群的不同的人中，甚至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间中，需要可能是极为不同的，即使是相似的某种需要，也可能因为个人感受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就不能以现今通行的齐常化手段化约和惟一化那些不同的十分个性化的需要，并把这种需要偷换为所有人的需要，进而等级化那些似乎已经或尚未能够满足这一需要的社会。塞林斯的研究表明，以为原初的采猎社会一定是窘困贫陋的社会完全是一种误解，他们对需要的理解与现代人迥然有别，从而采取了与后者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发展的幻象》，第56—77页)。澳大利亚阿纳姆地原住民日平均工作至多五个小时而且不持续工作，体力消耗有限并能及时恢复，有较多真正的闲暇。尤为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并不充分利用客观的经济可能性，尽管采得食物轻而易举却从不收集剩余建立仓储以示拥有的富足。这一行为以及他们不断游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无节制采猎造成一定地区赡养能力减低的倾向，从而不仅保持了生态而且使今后的生活资源获得了充分保障。
　　人们当然不应理想化那些原初社会，它们中存在着杀婴、弑老等等风习，其他一些环境和气候相对恶劣的原住民需要发展出更为活跃的生存能力，饥饿有时也会不期光临。然而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指责原初社会的陋习和困境的时候，我们或许也应该问一问现代人在这些方面是否做得更好。在今天，当不仅全人类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人伴随饥饿入眠，饥饿是制度化现象，而且因为依靠饥饿保持纪律和效率，饥饿已经成为发展的必要生存方式的时刻，当饥饿并非是西方发展模式暂时的代价而它就是现代性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像两个世纪前的傅立叶那样追问一声：这一制度是否存在根本的缺陷？
　　(《发展的幻象》，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一年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