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明的束缚

　　一只小鸟在树梢上向人类哀鸣：假如你真的爱我们，就应该给我们自由。这是中央电视台上的一则公益广告。关于同一个主题，大约在中学时期我还接触过另外的版本，它们是一首唐诗：“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然而后者虽然高度凝炼、更加接近艺术的本真，但给我的冲击与震撼却远远不能和前者相比。这倒不是电脑合成技术的伟大胜利，而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沉重的命题，它关于自由也关于束缚，关于建立也关于解构，关于归顺更关于背叛。
　　最早听到“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是和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其背后蕴涵着深厚的政治意味。如今血雨腥风已经成为历史，一切都在逐渐归还自己的本来面目，它也应该回归于自己的人文精神领域。说到这里忽然想到水泊梁山的好处，好汉们可以列举的优点无非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刚开始读《水浒》时囫囵吞枣、人云亦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后来才感觉它背后还应该有点什么东西。梁山一百单八将中间真正赤贫者寥寥无几，慢说晁盖、宋江、卢俊义这样的财主，即便是鲁达、林冲这样的下级军官，俸禄大约也足以维持温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大家之所以一定要上梁山，除了逼迫的因素之外，真正具有诱惑力的，也许还是那种精神上挣脱一切束缚、获得空前自由以后所能达到的潇洒状态。如同金庸笔下的侠客，蔑视一切法则和秩序，一见如故则成生死之交，一言不合即以性命相搏，没有任何道理可讲，那是一种何等酣畅淋漓的境地！王朔骂金庸，说他笔下的人物性格简单不成逻辑，的确很有道理，然而奈何王朔与金庸遵从的根本不是同一套逻辑系统，就像用物理原理来指导化学问题，难免不成为对牛弹琴。
　　最初读梅里美的《卡门》(又译作《嘉尔曼》)是在大学一二年级，由于阅历的限制，那时我很难接受这个吉卜赛女郎的形象，直到现在我才对她那种不顾一切地追求终极自由的强烈情绪产生了些许理解。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是由文明来体现的，而文明的外在形式就是秩序和法则。所有的文明对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因为就眼前看它必然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一种；而与此同时，所有的文明也总会对社会和人性产生某些束缚，因此从长远看它必然要被更新更合理的文明所取代。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是个发展的问题，是量变与质变临界点的问题，而思想者就是在量变与质变的临界点难以定位的漫长时间内，处于苦苦思索而不可解的痛苦之中；文明不断地发展，思想者的痛苦也就未曾稍稍停歇。
　　对于表达而言，作家是个很便当的职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笔下的人物。除了给吉卜赛女郎卡门当导演的梅里美以外，毛姆的表现似乎也可以成为本文的论据。拉里(长篇小说《刀锋》中的主人公)散尽家产、四处云游，最终竟然不可思议地在印度悟道。他有一笔不小的遗产继承着，女友的父亲还同意给他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但他却根本不为所动。将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归结于对资产阶级的背叛或者其余类似的说法现在看来都有些苍白，更准确地说还是对一种文明和秩序的怀疑与挣脱。的确，他的所作所为很有些匪夷所思，不仅他身边的朋友难以理解，即便是现在的许多读者恐怕也难以接受，原因在于他们都是现行秩序和文明的享有者，因此难以理解别人对这种文明系统的叛离。
　　我一直认为《廊桥遗梦》是《围城》的西方现代版本。将一本畅销书和经典并列，在我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也没有激怒大师的意思，只是因为红杏出墙的弗朗西斯卡并没有和摄影师金凯德私奔，她的婚姻在事实上更接近围城的本意。推而广之，围城并不仅仅是婚姻的无奈，而是所有文明在思想者心目中的折射。人人都希望能有更加合理的文明形式保障自身的权益，因此反腐败的艺术作品成为热销的卖点；人人也都希望自己能够脱颖而出，挣脱所有文明的束缚达到终极自由，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拥有无比广阔的读者面。大家一面享受网络技术提供的前所未有的便利，一面痛骂它的冰冷和不近人情。这是一种多么无可奈何的现象。
　　文明和秩序是永远的、必然的，区别的只是形式而已，自由王国永远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终极自由是个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正如微粒子的无规则运动，但是只有抑制这种个体的无规则运动，群体才能获得精神与物质的总体提升，正如物理学中的超导状态。因此从文化的层面来考证，《水浒》的悲剧并非最终的消亡，而是在打破旧有的秩序束缚之后，又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新的秩序束缚。梁山好汉排座次是小说的高潮，也是文化悲剧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弗朗西斯卡的选择显得是那样的明智。
　　一种文明既然能够长期存在，就必然会使多数人受益。正因为如此，感觉到文明束缚的永远只能是少数敏感的思想者。思想者不是思想家，不是一种职业。只要他有思考的习惯与执著，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就都能感受到这种束缚造成的痛苦，以及必然会形成的落寞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