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排《茶馆》之我见

　　关于重排《茶馆》的舆论在这出戏还没有演出的半年前就铺排开了。与此并行的是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营地——首都剧场也将投巨资翻修。二者都为了面目一新地迎接国庆五十周年。报章上说这个剧场将引进多少进口的设备，音响如何，座椅如何，地面如何。晚报还特别将这台戏主要角色的两代饰演者作了两两比照，这个举动似乎带有某种暗示性，给人一种打擂的感觉。然而北京人对重排《茶馆》的兴趣在这个秋季来临之前还是表现得十分高涨。十月十二日，新的《茶馆》在经过紧张的封闭式的排练后与观众见面了。那些天，北京的传媒上天天都在说这事。一周后，《北京日报》在一版上登出醒目消息，云《茶馆》演出一周票房突破一百万。后又有记者撰文说：到北京不看《茶馆》等于没游故宫，算是白来了。这种不伦不类的比拟在当时听起来还是很叫人舒服的。
　　翻新的剧场，高额的票房，与故宫平起平坐，加上剧院门口的黑票黄牛，无不说明方方面面对重排《茶馆》的重视与关爱。北京人太爱这个《茶馆》了，即使是我这个外省人也一样喜欢——我甚至觉得就我本人的审美趣味而言，当代中国话剧史上就只有这么一部《茶馆》。于是在十月二十七日，我于暮色中赶往首都剧场。我是第二次来这个久负盛名的剧场了，多年前，我在这里看过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果然还是座无虚席，七点，演出开始。在大幕被竹帘替代后，随着舞台灯光的变化效果，几声悠扬的叫卖声之后，台上突然就热闹起来，戏开始了。最先叫我诧异的是舞美的改变，孤立地看，这种以木制穿枋的楼台框架在略微变形之后，是很能引起我兴奋的。但这只是几秒钟的事，我很快就发现——极明显地发现，这台景已不再是景，而仿佛一大人物，舞台上最突出的就是它了。我无法弄清谁是王利发，其他小人物就更谈不上见识了。等到十几分钟后，我才看清王利发(梁冠华饰)的面目。《茶馆》的第一幕几乎所有的主要角色都出场了，然而这些人物的进进出出都是那么的不清晰。倒是一幕过半，马五爷的一声“二德子”和黄胖子的“一路揉眼”，给我印象很深。我倒觉得怪了，我要看的不清晰，而清晰的又必须借助角色夸张的表演，难道造成这一切的仅是这台喧宾夺主的景？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种看法过于简单。那一刻，我想到了“重排”的意味——何谓重排？
　　重排一出戏本不是什么值得忧虑的事。自《哈姆雷特》问世以来，迄今不知有多少导演排过这出戏，也不知有多少演员演过。但都是从从容容地过去了。有句老话叫“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哈姆雷特”，这是指文学的《哈姆雷特》，道出的是阅读的参与意识。而不好说“有多少观众就有多少哈姆雷特”。观众到剧院，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因为舞台上规定了一切，带有极大的强制性。这是常识。我看过至少四个“版本”的电影《悲惨世界》，得到的是四种不同的感受。而我今天来看《茶馆》，能感觉到的还是焦菊隐和于是之遗留的气息。诚然，当年这些老先生完成了甚至是出色地完成了《茶馆》的首演，把文字的《茶馆》立到了舞台上。这是带有一种使命性的成就。然而这出戏风风雨雨几十年，如今才有重排一说，本不是一件正常的事。至少十年前林兆华可以做这件事了(那时他正是年富力强)。现在林兆华做了，做得很辛苦，但未必做得很开心。是焦菊隐的无与伦比还是林兆华的山穷水尽？抑或是难以承受某种压力或者无法克服某种心理障碍，使他自己不能跳出焦菊隐的这道光环？我看不出除了一台景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因景而修改的调度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把一辆美式军用吉普开上台以及把那位“沈处长”(张万昆饰)从幕后提到幕前，也充其量不过是雕虫小技。很显然，作为导演的林兆华未能拿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对《茶馆》新的诠释，因此他也就无法给演员们一个说法。而在导演沉默之中，演员的自悟便极其自然地去寻找各自从前的楷模了。“从角色出发”在失去导演的总体构思的前提下，就成了“向前辈学习”，他们前辈的创造下意识地成了他们的一条通往角色的捷径，尽管舒服但远离了光荣。这种倾向本身就是极大的可疑，因为这不是创造而是临摹。既然是临摹那就不必打出“重排”的旗号，干脆就明说是“复排”好了。按照夏淳当年的路子，并在说明书上注明：原剧导演焦菊隐。
　　这种难以言表的心理定势给演员带来了负面影响。饰演刘麻子的何冰在首演之后就这样对记者们说：看着台下的英若诚老师坐在那里，我就觉得自己是在偷人家东西。何冰很谦虚也很诚恳，但我不希望听到这种表达。何冰无疑就是在这种心理的钳制下去完成他的角色“创造”的。其他人呢？英若诚可怕吗？于是之、郑榕、蓝天野可怕吗？据说首演之后，剧院还特地邀请当年《茶馆》的几个老演员发表意见。蓝天野着重说了杨立新(饰秦仲义)在表演上的不足，而黄宗洛则对冯远征(饰松二爷)提出了批评。如果那天于是之和郑榕出席了会议，我想也会对梁冠华、濮存昕(饰常四爷)说上几句。但他们没有说错，因为他们是按照从前自己对角色要求的尺度来做出今天的评判的。他们也一样诚恳。从这两方面就不难看出，所谓重排《茶馆》不过是对外宣传的一句口号。
　　什么是重排？重排意味着将过去否定，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否定意味着放弃过去的一切。否则也就意味着你的创造性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作为舞美设计的易立明是很孤独的。他天真地做出了一份自我肯定的答卷，然而在其他不变或者小变的大气氛里，他的肯定顿时就成了否定。这就像在一支民乐合奏曲中突然插进了一把小号，尽管明亮但也会被认为是不谐之音。谈到否定，并不是意味着过去的东西不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前的那台《茶馆》太好了，这给今天的重排——如果真是重排的话，带来了重负。也就表明对她的否定十分艰难，这涉及到许多方面，如观念，如水平，如能力。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习惯接受这样的话：继承才能发展，但我们极不习惯另一种表达：否定才有创造。尽管后者的目标更高。林兆华显然没有迈出这一步，困扰这位颇具影响的话剧导演的还是几分继承？几分发展？他不敢去做另外的尝试，面对前人遗留的杰作来一次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实际上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于是带给我们一部平庸的赝品便在所难免。
　　那天夜里我的情绪变得十分复杂。虽然我是个写小说的人，但多少年来话剧使我梦牵魂绕，话剧的舞台在我心目中就是艺术的神龛，我去剧院看话剧是怀有一份宗教般的虔诚的。但那个晚上，我失望而归。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重排？哪怕排出一个遭到非议的戏，也比现在这样的好。因为这是创造，而不是羞羞答答的临摹。平心而论，我一点都没有否认林兆华劳动的意思，他是一位有实力的话剧导演，他本该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给我们以惊喜。我私下推断，在他决定改景的同时，他对自己的重排是持有一份信心的。他本该去做加法，把自己的表达一步步推向极致，但他最后还是做了减法——把自己的创造一一减去了，谦虚地回到了焦先生的面前。我更为北京人艺的一台好演员欣慰，他们都有能力胜任他们各自的角色。演员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职业，他既是材料(为导演所用)，又是产品(角色)；既是艺术过程(表演)，又是艺术目的(实现角色创造)。演员以自身为条件去创造另一个自身，这本身就是很刺激的事。然而演员的悲哀也就在于他首先得是导演手里的材料。当林兆华勾画出的轮廓实质上还是焦菊隐的草图时，他们再描也就是于是之们的路子了。所以与其说何冰在演刘麻子小刘麻子倒不如说是在演小英若诚了。这是怯懦的心态。而怯懦所导致的后果必定就是失败。我反对把这台好演员置入一种“可比”的怪圈。我反对今天的A角成为昨天的B角。我希望看到的是不可比，越不可比越好。倘若林兆华把一切都收拾得像那台景一样，使之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试想，呈现在我们视野里的将是怎样的一台《茶馆》呢？她或许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或许会引起舆论哗然，甚至还会遭到谴责，但却是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