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符号、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近来，出版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老照片”热。这些照片把人们带回“文革”、三十年代，甚至二十世纪初，激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经历。他住过的房子、用过的器物，记载着他的人生历程。不论人生充满灿烂辉煌，还是坎坷不平，当他抚摸儿时的器物，幼年时的书本或与生命中某些重要关头相联系的物品，大概都会产生某种联想，甚至某种说不出的激动。因为这些物品有某种“符号”(symbol)意义，它们记载了人生的历程，能唤起人们的记忆。
　　与个人相比，群体的记忆就更有赖于符号了。从一个村庄、城市到一个民族，往往有许多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由于历史的记载、传说、文学艺术的描述而变得重要，成为人们集体记忆的象征。雄伟的长城、壮美的三峡、威严的古都长安，构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这些符号。如果没有这样的符号，一个民族就很难使自己的集体记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认同(Identity)就本意而言指的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特征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些特征通过诸多符号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特征构成一个群体集体意识的基础。
　　物的符号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破坏，甚至遭到毁灭。最常见的破坏是天灾，比如古城庞培因火山突然爆发而遭到灭顶之灾。
　　还有人祸，比如八国联军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另外一个不大常见的情形是自我毁灭，即一个群体有意识地、系统地摧毁自己的记忆符号。我们这个民族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大概是人类自我毁灭能力最极端的展示。我们摧毁了截至五十年代为止保留完整的东方古都——北京。在五十大庆那段时间，电视台播出一套“五十年前的今天”的节目。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半个世纪前北京雄伟的城楼与浑厚的城墙的画面时，我的心在颤抖。我们原来有如此美丽的北京！我们永远失去了如此美丽的北京！北京只是我们民族自我毁灭的例子之一。我们将几乎所有具有历史特色的古城无一例外地“改造”为火柴盒式的现代建筑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更将古人留给我们的寺庙、楼阁、书籍做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中毁灭。
　　多少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民族会系统地摧毁自身的记忆符号？为什么一个民族会将祖先留给后代的那些最珍贵、最可能向别人显示、最可能引发民族自豪感的东西毫不怜惜地加以摧毁？我愈来愈感觉到，在我们的思维深层，在我们的基本理念中，有某种执著毁灭传统的欲望，这种欲望在今天依旧十分强烈，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能在报纸上读到许多城市为了“开发”与“改造”旧城而毁灭珍贵的古建筑，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发展”而拆毁古长城。
　　当然，不可否认，任何人都有衣食住的需求，任何哲学、理论都不应该否定人们追求物质满足的要求。但问题是，衣食住是否是人生的惟一目标与追求？人是否有与动物相区别的欲望与要求？这些欲望与要求是否一定与人的衣食住的需求相违背？
　　以保护我们民族的古建筑为例。在庸俗唯物主义熏陶下的人们或许会津津有理地争辩道，我们不能以死人压活人，以保护古建筑为理由剥夺人民大众希望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交通条件或其他条件，必须拆除那些碍事的古迹。
　　这种貌似有理的争辩其实经不起推敲。我们国家尽管土地资源贫乏，但毕竟我们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难道偌大的国土就容不下先人留下的一些建筑吗？难道我们一定要在拆毁古代建筑后的废墟上建造现代人的安乐窝吗？
　　比这种庸俗唯物主义更可怕的是将民族的记忆符号化约为压迫符号。这恐怕是深藏在几十年来系统摧毁古代遗物后面的心理背景。我们不仅要在今天、未来建立一个反映我们意识形态理想的制度，而且要用这种意识形态理想重新改造历史、改写历史，抹去历史上那些记载被压迫人民屈辱的符号。
　　当一个民族的注意力不再是自己的成就与辉煌，而是成就与辉煌背后的代价时，摧毁自己的历史记忆就不难理解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从摇篮到成人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创造的历史，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历史，而是一部辛酸的压迫史。这样，理所当然，我们必须改写历史，改造历史。
　　当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做出前所未有的虚无主义解释之后，当我们摧毁了民族的记忆符号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责怪年轻人不爱国了。实在，这个国家能给他们提供的可以引起记忆的东西太少了，可供他们与几千年历史沟通、对话从而产生认同的符号太少了。
　　我曾经有幸去欧洲、美国一些城市游览。漫步在巴黎街头，欣赏一座座中世纪留下的建筑，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巴黎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巴黎是一个建筑博物馆。巴黎人为了既保护这座博物馆，又能满足衣食住的需求，建造了比旧城大得多的新城。
　　为了保护自己的历史记忆，不少人做出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人钦佩、甚至震惊。在参观德国纽伦堡的古堡时，导游介绍了古堡内漂亮的顶棚、绘画如何在战火中得以保存。早在一九三九年，当德国刚刚进入战争时，纽伦堡古堡管理人员中几位有心人就开始为这个城市可能遭遇战争破坏而未雨绸缪。他们揭下那些最有价值的顶棚、壁画，连同其他重要文物，把它们储藏在地窖中。一九四五年，联军对纽伦堡发动了毁灭性的轰炸，百分之九十的建筑化为废墟，但这些重要的文物却得以保留。“二战”之后，在重建城市时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其实，这不仅是巴黎、纽伦堡的故事，到任何一个欧洲的小镇去旅游，当地的主人都会津津乐道地介绍这个城市的历史，带客人参观中世纪留下的哪怕是一小段断壁残垣。
　　许多民族不仅致力于保护有形的建筑，而且对所有记载自身历史的、文字的、艺术的物品都十分珍视。英国人的收藏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似乎什么都保存，名人或一般人的日记与手稿、出生与死亡的记录、地契、房契、税收凭证等。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大英博物馆外，英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公共档案”博物馆，保存了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政府文件、档案。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私人档案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加上各种各样地方性博物馆，可以让我们找出几百年来几乎任何一个人生活的某些原始记录。莎士比亚故居的导游会准确地告诉游人故居的建造时间，主人的变化等等。即使不是像莎士比亚那样著名的人物，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记录找出几百年前他的一些重要的生活轨迹。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博物馆可以查阅大量的地契，从而写出著名的《资本论》。
　　所有这些民族似乎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促使他们保留记载自己历史足迹的那些符号，欣赏并向他人展示这些符号。而这些符号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与历史自豪感。
　　当然，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必然是辉煌的一生，一生中可能会有许多挫折、不幸。同样，一个民族的历程可能也有许多不幸、灾难。这些不幸与灾难可能激发一个人、一个民族奋发、自强，可能激发它从灾难中汲取教训，走向成熟。惟其如此，即使是记载一个民族不幸与灾难的符号也应该保留下来，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有些记录灾难的符号可以激发民族自强。有些符号所记载的可能是一个群体的无耻与暴行，这样的符号可以强迫一个群体自省，所谓知耻而后勇。德国最近修建了一个“二战”时期大屠杀的纪念馆，纪念大屠杀中死难的犹太人。德国人有勇气建造这样一个纪念馆，说明这个民族敢于直面历史，敢于让历史的罪恶鞭挞自己的灵魂，从而净化自己的灵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民族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
　　我们也有过令人耻辱的罪恶。更令人耻辱的是，我们不仅企图销毁这些罪恶的记忆符号，而且禁止人们回忆，企图消除记忆本身。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全然忘记我们曾经有过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正如今天的人们几乎忘记我们民族有几千年而不是几十年的历史一样。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不幸的是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让人们丧失记忆的努力。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描述了一个颇为荒唐但不失真实的故事情节。“真理部”的职员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改写历史，使历史符合今天的现实需要，使人们不断忘记历史，忘记过去。
　　还是列宁说得好，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