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过后思量总可怜

　　“过后思量总可怜”是程千帆先生在他的《两宋文学史·后记》中吟出的两句诗的第二句，前一句是“韶华到眼轻消遣”。六年前，我读到这两句诗的时候，以为这不过是一位老学者自谦的慨叹。六年之后，当我捧读《程千帆沈祖棻学记》(以下简称学记)掩卷沉思的时候，才意识到两句诗中蕴藏着历经磨难而不改其痴心的学者的心灵，《学记》则为这两句诗做了笺释。
　　程千帆先生在当代学苑是一位“承前启后”(傅璇琮先生语)的人物，沈祖棻先生是现代最优秀的词家，《学记》中收集了他们自述学术、创作路数、历程、思想的文章和研究他们的学术、创作思想与方法的文章，把这两类文章对照起来读，将帮助我们便捷地了解两位先生的学术精义、创作特色。其中收入的传记、回忆、题咏、谈话记录以及友朋书札也能清楚地凸显两位先生艰难的人生之旅。
　　作为学者，两位先生有令人羡慕的幸运：他们均出生于书香世家，他们均有幸师从名宿，他们均能与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相处、共事，他们均在他们所挚爱的事业上取得了成就，而且泽及后学，桃李成荫。或许是这些幸运障了人们的眼，近年来，报刊上介绍他们的文章多着眼于两位先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的传奇经历，《学记》中的资料将使我们了解到，在两位先生的人生之旅中，不仅有“犹喜齐眉逾花甲，凤雏引吭欲成歌”的和美，还有“伤春伤别幼妇词，灯前红袖写乌丝”的相思；这中间不仅有“待将悲秋思旧赋，寄与耕田识字夫”的坚韧，还有“历尽新婚垂老别”“八口曾为巧妇炊”的辛劳……
　　如果说这些不幸尚在平常生活范围之内，那么，作为学者，两位先生还经历了比肉体磨难更为痛苦的心灵折磨，那就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对他们学术生命的扼杀。假如他们的前半生因为民族的不幸，在辗转流离中襟抱难展的话，那么无法让人接受的是，在寰宇清晏之后，自觉地学习了唯物辩证法的程先生又被剥夺了二十年的工作权利；沈先生不幸罹难之后，竟得不到一篇哪怕只有三言两语的悼词。无知者是可笑的，有知的无知者则是令人心悸的。
　　“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更工。”沈先生晚年钟情于诗的创作，而且也和她的词一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涉江诗》中有一组《优诏》，可看作是两位先生的自况：
　　优诏从容下九天，
　　养生喜得病来便。
　　山林稍恨喧如市，
　　诗酒何能散似仙。
　　久客自伤归老日，
　　闭门终负著书年。
　　午窗乍静浑无事，
　　赢得虚堂一晌眠。
　　作赋传经迹总陈，
　　文章新变疾飚轮。
　　抛残旧业犹分俸，
　　卖尽藏书岂为贫？
　　自昔圣朝无弃物，
　　毕生心力误词人。
　　从来雨露多沾溉，
　　盛世欣容作逸民。
　　前一首描述两位学者奉命退休，在卖尽藏书之后很想安静地呆一会儿，可是山林如市，欲静不能，好不容易安静下来，自己却又在窗边睡着了。对于一个教授来说，这种无所事事的尴尬不比“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的困顿更为痛苦吗？后一首述说自己也有过扬雄作赋、刘向传经那样的经历，但这些均成陈迹，自己似乎已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了，圣朝既无弃物，为什么毕生心力沉醉于词学的我竟然只能做一个愧领俸钱的逸民呢？这样的茫然，在经历过“洗澡”、“反右”与“文革”的高级知识分子群落中并不鲜见，博洽如陈寅恪先生不是也曾无奈地向他的助手请教“何谓‘反动’”吗？(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尽管表达迷茫的方式大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首先着眼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自省，这正是程、沈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处，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之处。
　　《学记》中收入了两位先生自述学术次第的文章，从这里可以初窥两位先生学术的门径：取法于传统而不排斥，相反，总是积极地去接受外来的思想方法，不停地追求对自我的超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曾放弃自己的追求，反复的尝试着新的方法，不停地向自己还未尝试过的领域挺进、开拓。程先生一生曾三次编选宋诗，当我们把《宋诗选》、《古诗今选·宋诗部分》、《宋诗精选》三书对读，我们会发现他每一次对自己都有所超越。
　　对既有学术成果进行清理，在程先生的几篇关于学术方法的谈话中是反复强调的，如果对程先生研究工作所选择的切入点进行一些考察，我们会发现先生在实践中不仅重视对既有学术成果的清理，而且在清理中还投入了独特的批评意识。这些批评往往以扎实的考据为基石，而绝不仅仅是文献综述。以这种清算为出发点，所引出的学术成果首先立足于对既有成果的研究，继之以考据或思辨的手段，或二者兼顾，以发现新问题做出新开拓为目的。像今天，想在古典文学领域内找到一个前人从没涉足的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学术还要发展惟一的出路，只能勇敢地站到前人的肩上去。程先生在论著中所展示的这种方法可说是对我们如何才能站到前人肩上的指引。
　　我们应该感谢蒋天枢先生编辑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感谢郭良夫先生编辑了《完美的人格》，感谢刘乃和先生编辑了《励耘书屋问学记》，感谢程千帆先生编辑了《量守庐学记》……同时，也要感谢巩本栋先生编成了《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这些介乎“史”与“说”之间的学记，使我们亲切、具体地，而不是枯燥、粗略地知道：在中国学术史上，曾经有过像陈寅恪、陈垣、黄侃、朱自清……程千帆、沈祖棻这样一些学者，是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完成了中国学术向现代的转化，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
　　(《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23.00元；《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年版，375.00元；《沈祖棻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年版，5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