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方现代性的史诗与挽歌

　　二十世纪刚刚落幕，九十三岁高龄的美国老辈文化史家巴森(Jacques Barzun)推出了集其毕生功力的煌煌巨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一五○○年到现在》。
　　巴森这本新著既不是单纯的思想史或观念史，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史，而是试图将西方一五○○年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科学、技术、艺术、音乐等各方面都融于一炉的广义文化史。其基本线索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中古的基督教世界从外在秩序到内心秩序都寸寸断裂，直至全面崩溃(全书开篇题为：“分崩离析的西方”)，因此近代西方的历程就是全面重建新的外在秩序和内心秩序的过程。全书四大部分对应于这一历程的四个分期，即第一期一五○○年至一六六○年；第二期一六六一年至一七八九年；第三期一七九○年至一九二○年；第四期一九二○年至今。简略而言，十六世纪开始的“新教革命”是这一历程的开端，即书名中所谓的“黎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或一九二○年后则标志着这一西方现代文化形态开始没落，亦即书名中所谓“衰落”的开始。而到世纪末的今天，在作者看来西方世界在各方面都已经与中古末期相似，亦即同样面临外在秩序和内心秩序都已在寸寸断裂。那么是否有新的“黎明”即将出现呢？作者说现在只看到与中古末期太相似，看不到“黎明”。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按照巴森这种分期，实际上整个二十世纪都只表明西方文化的“衰落”。而如果二十世纪后半期被人称为“美国世纪”，则这“美国世纪”恰代表西方文明的没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巴森堪称真正的“欧洲中心主义”，亦即他实际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欧洲的没落看成是西方文化的没落，而“美国世纪”的兴起对他而言并不具有重振西方文化的意义。这种看法本是从前抱有“老欧洲”念的欧洲文化人的典型看法，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最为流行，即所谓“世纪末意识”。巴森一生的全部努力，其实就是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的“通识教育”而把欧洲的所谓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但到了晚年，他似乎多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因此情不自禁地又大发起“世纪末”的感叹来。可以想见，巴森的这种看法以及他对二十世纪的处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接受的。目前对该书的批评几乎全都集中在其第四部分即关于二十世纪部分，自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不妨指出，巴森这本巨著对于那些满脑子“政治正确”意识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不管从哪一种“政治正确”标准来判断，巴森此书都只能是“政治不正确”的。例如对于“反西方中心论”的人来说，此书当然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述；但对于那些一力维护西方文明的“正统派”而言，巴森将西方文化全盛期的二十世纪视为西方文化的“衰落”而大唱挽歌，更简直是荒唐透顶。尤其巴森在书中随手破除种种西方神话，例如他开篇就论述新教革命，却寥寥几笔就打发了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因为他认为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乃风马牛不相及，韦伯命题根本没有史实根据，其流行一时只不过是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心理需要。此类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曾两度任美国人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主席的巴森对于中国读者或许有点陌生，但我们实际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他与中国学界的某种关系。因为巴森早年的主要批评对象恰恰是中国学界相当熟悉的，这就是当年吴宓等学衡派人物大力推崇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近年来学衡派得到中国学界的重新重视，因此白璧德的名字也再度为人津津乐道。形成对照的是，在美国和西方，白璧德早已被彻底遗忘。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例如白璧德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救星无疑是一大污点；但从学术上讲，葬送白璧德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巴森。巴森的成名作《浪漫主义与现代自我》(一九四三；第二版易名为《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是对白璧德代表作《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九一九)的全面批判。白璧德把卢梭和浪漫主义看成是法国革命以来西方世界的所有失序和罪恶的根源，巴森针锋相对，高扬卢梭，全力为浪漫主义正名。巴森强调卢梭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乃是在于自我解放与社会秩序的均衡，而绝非一味放纵自我。在巴森看来，近代西方的种种失序与黑暗面与其说来自卢梭和浪漫主义，不如说更多来自于启蒙运动的狭隘理性主义世界观。他特别论证，马克思等实际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后裔，而是启蒙运动狭隘理性主义的传人(参见巴森另一著作《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反过来，柏克(Edmund Burke)虽曾批判卢梭，但把卢梭与柏克对立起来乃完全错误，因为事实上卢梭与柏克恰恰是浪漫主义滥觞期的两大代表。柏克在《论崇高与优美》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即“自保”与“社会”，正对应于卢梭的两个基本概念即“自爱”与“同情”。巴森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白璧德心仪墨索里尼绝非一时失足，而是其思想的逻辑结果，亦即根源于白璧德从反对浪漫主义出发而一味强调秩序、规范和权威。
　　巴森的这部新著完全延续并发展了他的早年思路。例如新著中论卢梭的部分几乎完全是复述旧著，全书四大部分的第三部分则集中讨论浪漫主义。事实上巴森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要强调，把西方现代性简单归结为“启蒙运动的后裔”乃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西方现代性同时更包含矫正和批判启蒙运动的强劲传统，这就是广义的浪漫主义，其源头始于蒙田和巴斯卡，大成于卢梭，而畅行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宗教、政治、哲学等一切文化领域。可以说，巴森实际是把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的双峰对峙看成是西方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之一(在这点上巴森与柏林的看法颇可比较，可参见Isaiah Berlin，The Roots of Romanticism，1999)。用巴森的话说，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把一切都信托给“知性”，热爱的是抽象的大写的“人”；而浪漫主义则注重感官和情感，拥抱的是现实可见的小写的人，这种具体的人乃形形色色，神秘莫测，而又变化无常，决不可能用僵硬的“知性”加以度量。他特别指出，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事实上已经开始怀疑“知性”不能把握人的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已经预示了浪漫主义。巴森因此认为，严格说来启蒙运动其实不应称为“理性”(reason)的时代，而应该称为“知性”(intellect)的时代，亦即把自然科学技术世界观无限制地扩张为规范全部人类生活的狭隘理性主义(其典型表述为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浪漫主义反对的并不是“理性”，而是“知性”即狭隘理性主义。事实上浪漫主义是要超越“知性”而走向更高的“理性”或所谓“有感情的知性(thefeeling Intellect)”。巴森因此将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心智与心灵的统一(mind－and－heart)”。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巴森这里的思路显然深受我们中国人从前非常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巴森早年曾敌视黑格尔，但在《浪漫主义与现代自我》中他就已经纠正自己，强调黑格尔属于自由主义传统)。所谓“知性”与“理性”的区别本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所在，而巴森引用的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所谓的“有感情的知性”，与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直观的知性(intuitive intellect)”，都意指包含知性又高于知性的最高理性。事实上巴森将卢梭、柏克、康德、歌德、黑格尔作为浪漫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他同时强调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都必须被视为“自由的革命”，其直接遗产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交织。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巴森在新著中指出，浪漫主义的真精神即“心智与心灵的统一”在中国文字中用一个单字就可以表达，亦即中文的“心”字，而在西方语言中却只能别扭地用两个字即mind－and－heart拼在一起，才能表达出“知性”不能分离于内心世界的种种柔性细微感受，而反过来内心世界的精微感受并不必然是“反智”的这层意思。他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西方语言中存在一个相应于中文“心”意思的单字，许多无谓的争论或许都可以避免了。但我们其实何尝不可以认为，西方语言中之所以找不到一个对应于中文“心”的单字，而必须要用mind－and－heart来拼接出这层意思，不恰恰表明西方文化传统确实很早就有把mind和heart分离开的倾向？而中文之所以会有“心”这样的概念，不也同样暗示了中国传统历来比较强调“心智”与“心灵”不可分割的独特文化取向？我们实在很可以从这里出发重新检讨中国现代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浪漫主义以及西方启蒙运动。这里应该顺便指出，在后现代论述的笼罩下，人们现在似乎越来越不敢谈各种文化的特质及其相互差异，生怕这会落入“本质主义”或“宏大叙事”的陷阱，但这种不必要的担心恰恰表明后现代论述的流俗化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桎梏。巴森这本新著不消说正是一种力图勾勒西方现代文化独特性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本身就是对目前后现代论述的一种强劲反动。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一五○○年到现在”。试问这里的“文化”二字是什么意思？巴森在书中挖苦地说，从前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是“文化”了。因为一切都成了文化，例如餐馆的文化，厕所的文化，警察局的文化，办公室的文化，更不消说男人的文化，女人的文化，同志的文化，童子的文化，壮年的文化，老年的文化，总之都是各不相同的文化，不但男人的文化绝不同于女人的文化，而且坐汽车的文化绝不同于坐飞机的文化。巴森说“文化”这词用的越是泛滥成灾，整个社会就越没有文化。因为文化现在不是学习获得的，而几乎是生理性的了。巴森的恼火当然是有感而发。今日西方时髦的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第一条宗旨就是“一切都是文化”。不过“一切都是文化”的意思其实是说“一切都是权力关系”，因为所谓“文化”无非是隐蔽的权力关系，亦即隐蔽的人压迫人的关系。今日“文化研究”的基本旨趣因此其实是要揭示种种压迫：性别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所谓“文化研究铁三角”)。这种“文化研究”当然有其正当性。只是凡事泛滥成灾都不免索然无味。按照这种逻辑的极端，女人如果认为与男人有共同文化，那就是自愿受男性中心统治，子女如果不揭发“父亲”的威权统治，那就是文化觉悟不够。巴森的文化史可以说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反动。他想说的其实卑之无甚高论：天下有一种东西叫做“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不同于五百年前)，这“文化”是西方的男人女人小人老人左派右派都共同参与其中的。不管他们之间如何不同、不和、窝里斗，仍然是在这共同的“西方文化”里面斗。
　　巴森这本新著厚达八百多页，内容极端丰富，用此地的篇幅即使要稍加介绍其实都不可能。我以为只有对历史文化本身有浓厚兴趣而鄙视任何“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文化人才能真正欣赏这本文化史巨著。事实上，此书的精彩之处都在细节中，惟有能欣赏这些细节的人才能读得津津有味。例如他指出，“我们现在顶礼膜拜的莎士比亚乃是德国人创造出来的”，因为莎士比亚死后两百年内在本国饱受奚落和批评，只有到德国浪漫主义高峰期由歌德、席勒、赫尔德等大力推崇，从而影响英国浪漫派文人柯勒律治、哈兹利特和兰姆等重新认识莎士比亚而确立为英国文化巨人。换言之，莎士比亚虽然是十六世纪诗人，但他成为西方文化巨人恰恰只有在浪漫主义时代才有可能，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又如巴森认为，人们现在常把达·芬奇(Leonardoda Vince)看成所谓“文艺复兴人的典型”乃是不知所云，因为如果“文艺复兴人”指的是当时的人文理想即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才多艺，那么达·芬奇恰恰是其反面：他除了绘画是天才以及对机械有兴趣以外，对诗歌、音乐、语言、哲学、神学、历史和政治都完全缺乏知识和兴趣，因此恰是“文艺复兴人”的例外，而不是什么典型。巴森本人无疑是以“文艺复兴人”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人在今天的西方也已经是硕果仅存。以他的学识来看现在的西方文化，他当然只能哀叹“衰落”。但我们中国人如果回观自己，只怕连“衰落＂的感叹都发不出来！
　　二○○○年七月于香港薄伏林
　　(Jacques Barzun，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 to the Present，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