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俄罗斯的私有化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俄罗斯开始进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一位俄罗斯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影响的文章：《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文章披露：新俄罗斯经济精英的61%出身于原苏联官员；在一九九五年秋天的抵押拍卖中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依托于金融工业集团的七大金融寡头。
　　俄罗斯学者指出，成为俄罗斯经济精英的人从来就不是做小本生意的人，也不是穷人——他们是过去掌握着权力的人：苏联时期的经济管理干部或者共青团干部。
　　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苏联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将中央的经济管理权利下放给企业。还在一九九一年七月苏联和俄罗斯官方私有化文件颁布以前，在俄罗斯各个经济层次上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自发私有化——将国有产权向个人和集体进行分割、转移，其形式之一是官僚私有化。即进行经济管理部门的转制：将工业管理专业部改组为康采恩；改组物资供应系统，建立商品交易所；改革银行体制，建立商业银行。同时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经济管理形式，如各个经济部门的“协会”等。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官员的身份发生了变化：通常，部长辞职，出任康采恩顾问，副部长担任康采恩总裁。康采恩获得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部领导成为过去部所辖国有企业的股份持有者。在银行体制改革中，通常原银行首脑换称谓在商业银行留任，同时财政部官员直接参与，建立一系列新的商业银行。而在国家供应机构基础上建立商品交易所的同时，原机构领导、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交易所主要管理者。此外，还对一些有高回报的大型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一九八六——一九九○年的改革里，一些官员通过自发私有化成为新经济精英的第一梯队。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制度真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民主派领导人制定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纲领，指望通过私有化造就广泛的私有者阶层，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俄罗斯的私有化，实质是对全体人民七十年劳动积累的巨额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关于谁将成为这些财富新的所有者——实施何种私有化方案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平民”方案被通过。方案制定者原指望，通过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机会，使多数老百姓能够无偿地得到一份国有资产，通过企业集体持有多数股份，防止国有资产流入少数营私舞弊的官员、投机家手里。私有化实际开始之初，有一定的平民色彩。然而，随着私有化进一步推进，却完全偏离了方案制定者设计的轨道，出现了社会财富向少数官员集聚的趋势。
　　与此同时，激进改革形成了经济制度真空，表现出缺乏监督和制度约束，造成官员寻租可乘之机。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俄罗斯开始进行以一次性放开物价，严厉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但新的市场经济管理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各种经济法规不健全、不规范，经济管理权力缺乏起码的约束与监督。这种制度缺陷，集中体现在对新设立的负责组织实施私有化活动机构的授权上。一九九二年六月，颁布了经修改补充后的《俄罗斯联邦关于国营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法令规定，设立三种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私有化。第一种，从联邦一级到地方各级成立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属政府机构，负责组织国有财产的私有化。第二种，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财产基金会，基金会不是政府机构，是法人，为联邦所属国有企业、股金、股票的出售者。第三种，投资基金会，成立投资基金会，是为建立有价证券一级市场和减少股票购买者的风险。上述负责组织实施私有化的机构被授予极大的权力，但《私有化法》不仅没有规定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督，而且把私有化活动的组织执行权和监督权二者集中于国有财产委员会一身，从而为在私有化过程中某些官员滥用权力，鲸吞国有资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制度急剧变迁的进程中，经济管理权力直接以社会财富分配为对象，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权力具有更高的含“租金”量，提供了通过寻租使资本迅速膨胀的条件。由于俄经济改革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样本，国家最大限度地退出经济管理领域，但仍然保留了某些行政性调节经济的权力。这些权力从两方面使其“租金”更高：一方面保留下来的权力十分有限，增加了其稀缺性，因而增加了其含“租金”量。另一方面，由于贷款额度、许可证、配额等，实质是对市场稀缺资源及其巨额经营利润进行分配；国家财产委员直接领导、组织巨额国有资产的再分配；企业领导在企业私有化时，对企业股份分配方案可施加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控制着企业经营、管理、利润分配。
　　激进改革使俄经济迅速进入市场，但不是有序的市场、规范的市场，而是投机市场。在商品投机市场上，实物形态的商品和虚拟形态的商品，如许可证、配额等，创造着层出不穷的暴富神话。在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对负责组织实施私有化的组织机构缺乏监督以及缺乏股票公开市场，加之群众私有化权力意识淡薄等，形成产权投机市场。串通国有财产委员会工作人员，对私有化企业压低估价，是常见的做法。
　　在投机市场上，少数官员迅速集聚了巨额资本。含有高“租金”量的权力，在投机市场上迅速获得高额回报。尤其是那些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官员，更可以运用这笔资金购买投机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使各种资源达到合理配置，利润源源不断，从而使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用几十年、上百年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积聚、集中的进程，压缩在几年内完成。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官员群体寻租，争得了经济垄断地位。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全权委托银行”制度在金融投机市场上攫取超额利润，集聚在现金私有化以后廉价购买国有资产的资本，是俄罗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过程和前提。一九九二年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政府试图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维持财政。为保证出口部门的信贷资金，实行了全权委托银行制度，即国家授予一些银行全权委托，从事为专业进出口公司提供出口信贷和结汇；从事国家专项贷款；经管国库；从事有价证券业务等。“全权委托”被认为是一种金融业务特权，因为被授予全权委托的银行能够保证得到国家指定的大宗、稳定、高利润的金融业务，在金融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垄断的地位。以博取贷款差价为例，一九九二年的全权委托银行从中央银行得到的贷款是120%，但是商业贷款利率为240%-300%，全权委托银行可以坐收高达一倍以上的利润。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说明，大银行在进行金融投机买卖的资金中，90%来自预算的无偿赠与。当时，国家从一千多个商业银行中选择了一百多家实力雄厚的大型商业银行作为全权委托银行，显然，只有那些在苏联时期已经站在经济优势地位的银行才能入选“全权委托”的名单。正是在金融特权的保护下，几个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从全权委托银行中脱颖而出，开始形成垄断的银行资本，奠定了日后成为金融寡头的资本基础。
　　激进改革使俄罗斯货币收入格局迅速发生两极分化，一九九三年，20%富人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为41.6%，一九九五年上升至46.9%。同期，20%贫穷居民收入比重分别为5.8%和5.5%。在这种货币收入格局下，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少数新兴巨富之间的财产分配——中小商人、普通民众领不到现金私有化的入场券。在现金私有化阶段，通过“抵押拍卖”，使得具有垄断地位的私人银行资本廉价收购工业股份，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是俄罗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关键阶段。现金私有化开始以后，政府为吸引投资者，实行“靓女先嫁”的方针。一九九五年实现私有化的企业，绝大部分在改组前是盈利的，而且涉及了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骨干企业。在现金私有化阶段，大银行家波塔宁提出了“抵押拍卖”：政府通过国有资产委员会提供国有企业的控股权进行拍卖，并以此作抵押，从拥有闲置资金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处获得贷款，合同期为三年。但如一年后政府不能偿还所得贷款，银行或金融机构有权在市场出售抵押企业控股权。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举行的抵押拍卖中，位居俄罗斯大银行前列和私人商业银行前列的几家大银行资本，廉价获得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在俄罗斯具有一定程度行业垄断地位企业的控股权，形成七大金融寡头集团。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金融寡头之一别列佐夫斯基称，七大金融寡头控制了俄一半以上的经济。七个金融寡头中有四个为前苏联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