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德的记忆

　　当一个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受到限制，世事不堪入目，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道德的起源和历史，既期望从中寻找症结，又试图从历史中寻求教化的支持。
　　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历史繁衍出了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道德文明，但任何一种道德都不单单是空洞的伦理说教，不是单纯的道德训条，在人的生命历程上道德意味着人的价值的实现和人格的完善，它与法律重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旨归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道德实现的途径和手段也和法治手段迥然有异；在终极意义上，道德的目的也和法治的目的明显不同：道德以追求“至善”为鹄的，而法律则将“正义”之剑高悬为至高无上的最高原则。人们砥砺德行以行“善”，却不惜以严酷的法律手段开辟“正义”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阿奎那说：“德行的砥砺一方面既受人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却不受人法而只受神法的支配。”(马清槐译：《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
　　在人类文明初创、草衣木食的童年时代，道德也许是那时的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首要法则；在道德意识萌生的同时，人类思维创造出了超自然、也超越人自身的神。道德法则与日益长成的人神并行，道德教化和道德砥砺从那时起就开始为塑造理想的至善完美的人格不懈努力。无论是形形色色的原始神话还是内容渊博的宗教典籍，讲述的都不仅仅是以往时代的陈旧死物，不只是流传下来的不相干的故事；它是一种活的力量，随时在现世活着的人们的头脑中施加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史上，那些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的英雄们不尽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他们无懈可击的人格精神。作为历史人物的他们早已死去了，但他们的人格精神却活着并被不断神化，演化为活的历史(living history)，在后来人的历史生活中不断地重构和再现着他们的灵魂。儒家经典阐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把先贤们打扮成完美的人格楷模，世人顶礼膜拜，更要摩顶放踵仿效他们的善行德音。看看尧舜禅让的故事：尧指示代表天下的四岳向他举荐继承人，得舜。舜的为人：身为盲者之子，父亲凶顽，母亲内心险恶，弟弟傲慢凶狠，他却“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他还能以媳妇的礼数约束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她们是尧派来和他结婚试探他的德行的人。至于大禹治水更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树立起尧舜禹汤等一批人格典范，儒家德治的精神内核开始露出水面，所谓三代之治“天下为公”的理想蓝图久久萦绕在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历数千年而没有消褪泯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在这样的社会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多么美好的人间仙境。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似这般“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只能在少数“圣人”的庇护之下才得以实现。“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贤者其国乱”(《荀子》)。降到周公之后，圣道衰竭，世道就更加一代不如一代了。后世子孙就只能使劲地拧转脖子回头看，在祖宗们远去的背影里寻索治世良方，去“法先王”。换句话说，即使后世子孙在某一时段里有了长进和作为，发明创制了令天下百姓丰衣足食的伟业，那也实在是遇到了圣德天子的护佑的结果。圣人先哲的治国良方就是“德治”，以君子的圣德去教育感化普天下无知的民众。孔子阐发这种德治的精神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儒家标榜“德治”的核心在此。所以法学家瞿同祖先生说儒家的“德治”和“人治”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从德治主义又衍而为人治主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儒家将“德治”和“人治”合二为一，德治的实现途径主要靠少数君子用善行去感化百姓。这些君子自己就成为“善”的化身，成为一种人格神；他们的善行就是道德法则，“这类法则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康德语)中国古代典籍中充斥着许多统治者积极用善心善行去化育百姓的故事，最熟悉的是舜之化顽民为善邦的业绩：历山有农人侵畔，舜就去那里躬耕，一年后农人相互谦让而“圳亩正”；雷泽有渔民相互争地，舜就去那里当渔夫，一年而人让居；河滨的陶者制作的陶器质地粗恶，舜亲自到那里制陶，一年后那里的人制作的陶器就都质地坚牢了。因为有了尧舜这样的圣人在上面模范世人，才有长久安宁数百岁的业绩。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从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的训条，衍化出类似“上行下效”的文化质素，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生根滋长直到深入骨髓。德治理想变成了对“好人之治”的渴望，德治所维持的法治演化流变最终凝结成了解不开的“包青天”情结。
　　然而，任何社会如果过分相信行为主体的道德自觉，因而疏忽了从法律制度上对人的社会行为加以规范，就必然给形形色色的非道德浊流留下横行肆虐的裂隙。自汉代公开宣示以礼义治天下以来，阴惨酷烈之政代代相沿，夤缘苟且之徒世世不绝。而当这些人一旦可以以道德的名义对另外一些人进行专政的时候，往往就会假道德的神圣名义制造出恐怖的道德。这样的德治常常从至善始，以大恶终。栽下的菩提树，开出了罂粟花。两千多年的封建德政留给我们的岂只是虚伪两个字可以囊括的东西。
　　儒家将“德治”与“人治”合二而一，其道德伦理在理论上没有放弃对理想完美人格的溯求。道德砥砺的过程就是人格完善的过程，就是达到至善的过程，但同时也就幻化为在官僚政治的阶梯上不断攀越的过程。道德保持着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的一面，在天下熙熙攘攘追名逐势之流的身上投射了一束辉煌。成功的人生之路就是沿着立功、立言、立德的阶梯往上爬。因此，在儒家伦理熏陶下的读书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命程式并以此来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志愿踏上慢慢人生旅程。人格理念成为知人论世的最高道德标准。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的儒家道德伦理，极力高扬道德主体的人格价值的同时，具体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服从于个人人格理想的要求，规范降到了次要的、从属的、低一级的地位。在特定层面上，道德的规范系统被弱化，法治更成为一种次级的配角，从来没有获得丝毫独立的地位。所以，儒家的“德治”，相信王侯世家的天赐瑞德具有最高权威，这就不仅于法治无所补益，恰恰彻底地破坏了法治的伦理基础。这也许是中国的文化土壤不能生发出法律至上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达官贵人、王侯将相不可不高谈仁义忠信，非这样不足以彰显他们道德传家的美誉。至于实际的所作所为倒是另当别论了。汉晋时期的朝廷，身居高官手握重权的无不是经学传家的簪缨世族子孙，然而朝政也恰恰就被这帮“衣冠望族”闹了个乌烟瘴气。时人直斥他们乃一帮“破裤裆里的虱子”，不堪入目之状难以想像。在这样的政治密林里冷不丁闪出个把包拯、海瑞，除了给帝王家的“德政”添两块装点门面的招牌之外又能有多大实际作为呢？林文忠公任督抚二十年，逝世后，所遗资财三个儿子均分，各得青钱仅六千串。然而，林则徐个人的清廉并没有将物欲横流的大清朝迈向覆灭的脚步拖住半步。
　　人格精神高于具体的道德规范，内在的人格精神甚至可以超越外在的道德实践。于是专务清谈的清流即使实际生活放荡无行也可以博取不世之名。在中国文化史上像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这样的一些人，整日服药喝酒，癫狂纵欲，却被尊为“七贤”。道德评判的价值倾向与道德主体的实际行为如此矛盾，其实是有所来由的。
　　或有以为非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道德，纲常伦纪多如牛毛密似蛛网，简直把天下生灵捆绑束缚得透不过气来，怎么能说它的规范系统被弱化了呢？此乃未窥破儒家德治的底蕴之故。人们不会忘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以及封建理学以种种形式杀人的惨毒，这是被统治者一方感受到了的德治“治人”的一面；它的另一面要从“治人者”那里才可以看到，那是德治的“神髓”。循着德治与人治统一的思维逻辑，只要是统治者，自然是有道明君；又由于君道圣德，就获得了天赋的为所欲为的统治权。在一个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结构里，处于高位等级的人在相对低位等级的人面前永远享有绝对的权威。慈禧太后的话“什么祖宗法度？我不是祖宗？”在绝对的权势面前，何谈规范之有。
　　当代人有一百个理由批判和挖掘儒家德治在中国历史上种下的祸根。但问题却并不能因此而有多少减轻。
　　近代科学的阳光销蚀掉罩在道德上面的神圣光环，伦理学开始把不同社会形色各异的道德拿到科学的解剖台上分析解构。然而解构的结果却令人多少生出些许伤感：人类逐渐扼杀掉了道德与生俱来的神圣的灵魂(那是它的属灵的一面)。科学的伦理学和其他已经科学化了的或正在科学化的人文学科一样，日益变成一场精细的概念组装游戏。道德的祭坛被打翻在地，科学将道德从神灵所居的庙堂放逐到大学讲坛和研究所，成为伦理学工程师的概念原料。现代人发掘传统，得到的是传统的制度、遗迹、作品和物，遗失掉的是传统的信仰、希望、恐惧、压抑和梦想。今天，面对一部科学的伦理学著作，其体系之完整、概念之清晰、分析之透彻，就像在博物馆欣赏到一尊完美的克里奥佩特拉的塑像。遗憾的是，虽然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不短也不长，但罗马帝国的历史丝毫也不会受她的影响了。
　　长于工具理性的现代人日益将道德看成是单纯的道德规范，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的工具和手段；德行和价值的培养哺育，正在日益让位于形式化的道德说教。历史不断地证明现代人其实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米兰·昆德拉笔下，泽曼尼克慷慨激昂地用《绞刑架下的报告》激励同学一致举手投票，将他的朋友和对手卢德维克击败了，他自己却变得比卢德维克更新派。现实中的成克杰会说：“一想到广西有七百万的百姓没有脱贫，我这做主席的是连觉都睡不着啊。”形式化的教育锻炼出精致的虚伪。生活中有多少昆德拉式的玩笑！
　　我窗外的小学刚刚举行了升旗仪式。空气里传来高音喇叭嘹亮的男高音：“三年级一班陈某某同学拣到一元钱，交到了教导处，特予表扬；二年级四班赵某某同学拣到一毛钱交给了教导处，特予表扬。希望全校同学向他们学习。”今天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会对这番熟悉的话语心潮起伏、感喟唏嘘……
　　二○○一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