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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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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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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驻守边缘之战
作者江晓原
期数2001年09期
  “野菊文丛”第三集中有一册刘兵的《驻守边缘》,我觉得是这一集里名字最响亮的一册,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甚至还能使人联想起当年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名言。书中第一单元的标题为“赛翁旗下”,也充满了战斗气息。与此相比,刘兵的另一本集子取名《触摸科学》,听上去就有点轻飘飘了──当然这里只是说书名给我的感觉,其实书中的内容却是比前一册厚重的。
  不同的民族和军队,通常都有自己引为骄傲的战役,比如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之战,以少胜多;又如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之战,英勇惨烈等等。其实文弱书生,也未尝没有可以引为骄傲的战役。这里要说的,就是刘兵等一小群人的“驻守边缘之战”,也称得上艰苦卓绝了。
  所谓边缘,当然是与那些当下极受重视的东西──称为主流──相对应而言的。刘兵所驻守的边缘,主要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这一摊学问,不要说与主流的“科学”相比是远远的边缘,就是和到处被人看不起的哲学相比也是边缘。
  边缘而需要“驻守”,可见有某种力量不让人留在那里。事实上,这种力量是如此强暴而持久,以至于刘兵们的驻守边缘之战至少已经苦战十年。
  十年──大致而言,不必太精确──以来,向刘兵们驻守的边缘阵地疯狂进攻的,主要有两支军队。其一是“主流兵团”,其二是“商业兵团”。
  主流兵团有先进的美式装备,训练有素,声势夺人。多年来反复向边缘阵地发动集团冲锋──主要做法之一是“不承认”:不承认科学史是一个学科(直到一九九八年才有改变),不承认某一学科史具有和该学科其余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等等。比如,《天文学报》就在几年前宣布,从此不再刊登任何天文学史论文。据说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是天文学史论文“可以在别处刊登”,二是天文学史论文“没有足够的数学公式”──看看这样的理由多有鉴赏价值!尽管天文学史毫无疑问是天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第四十一委员会就是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因此《天文学报》不刊登天文学史论文,就和它不刊登天体物理、天体力学或天体测量论文一样荒谬。
  主流兵团的冲击当然多种多样。例如,另一个荒谬的做法是“一刀切”:要求每年发表多少多少SCI论文──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科学史刊物(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是SCI刊物,甚至不是所谓的“核心期刊”,结果驻守在边缘的人就在评奖、争取经费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又如,科学史的刊物纷纷倒闭──我曾几个月内连续在报纸上为两家这样的刊物写了悼词。
  和主流兵团相比,商业兵团的进攻看上去不那么残酷。他们似乎更善于攻心之战,更工于引诱之法。他们经常向濒临弹尽粮绝的边缘阵地空投易拉罐可口可乐和巧克力夹心饼干,并且喊话说:快过来吧,这里的薪水可以翻两番!
  攻心之战的效果,并不比集团冲锋逊色,这些年来边缘的驻守者纷纷倒戈哗变。阵地上剩下的驻守者之中,也不时有人午夜梦回暗暗自问:这样受穷受苦,到底值得不值得?
  为什么要驻守边缘?
  刘兵自己表示:“这是一种不得已。我丝毫不因为自己身处边缘而觉得有什么荣耀,更不是因为这些领域处于边缘我才去选择它们。不过既然已在边缘驻守下来,哪怕为此驻守有时还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我倒也无怨无悔,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因为科学史是我的大本营。”
  这番表白,大得我心──刘兵实话实说,丝毫没有自我拔高,也没有自恋式的故作悲苦。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着与刘兵相似的心路历程,但我先前一直没有找到如此直白而确切的表达方式。
  数年之前,驻守边缘之战正在苦苦撑持之际,有一天我和刘兵深夜长谈。我们谈到我们所做的学问,我们的学术生涯,以及在科学和文化的边缘上生存日益困难的问题。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学术生涯是一种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正面临着难以持续下去的危机。当然,这危机完全来自外界的作用,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们自认还是“道心”非常坚定的。我们决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我们击掌相约:为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当我和他告别,走在北京深夜寂静的长街上,回味这句誓言时,竟有一点悲壮的感觉。
  刘兵们艰难驻守的科学史,究竟是怎样一块边缘阵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约两千年前就出现了科学史的萌芽。比如古希腊时代的某些著作──在科学著作中追溯有关的历史人物、著作或事件,一直是西方许多学者的喜好。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称得上科学史研究的工作。而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通常认为要晚得多。十八世纪出现了一批以各门学科为对象的专科史著作,到十九世纪则有了最初的综合性科学通史。
  但是,科学史作为一门现代的、专业化的学科,建立起自身的价值标准和研究目的,开始在社会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并且得到社会承认(通俗地说,就是被人们承认为一门“学问”),则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
  在科学史专业学科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的贡献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
  萨顿一八八四年生于比利时一个富裕家庭中。上大学最初学的是哲学,但是很快就对这门学科感到厌倦,于是改学化学和数学,二十七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以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青年时代就对科学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要为此献身──因为“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热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
  一九一二年萨顿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ISIS,次年正式出版。该杂志持续出版直至今日,每年四期,外加一期索引,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杂志。一九一五年,萨顿来到美国(ISIS也随之带到美国出版),此后他主要在哈佛大学讲授科学史。一九二四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支持萨顿在科学史方面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学会,一九二六年ISIS成为该学会的机关刊物。从一九三六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ISIS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不定期专刊Osiris
  Isis本是古埃及神话中的丰饶女神、水与风之女神、航海女神,又是女性与忠贞的象征,并被视为法老之母,相传她艳丽异常,魔法无边。Osiris则是其兄兼丈夫,是自然界生产力之神,亦为丰饶之神,又是冥王,为阴间审判者。萨顿取此二神作为刊物之名,当然有多重寓意。
  萨顿于一九五五年去世。终其一生,总共完成专著十五部,论文及札记三百余篇。为了广泛阅读科学史料,他掌握了十四种语言──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他的《科学史引论》三卷,论述从荷马到十四世纪的科学历史,在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七年间出版。但是他晚年的宏大计划是写作一九○○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全书九卷,他生前仅来得及完成了前两卷:《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一九五二年出版)和《希腊化时期的科学与文化》(一九五九年出版)。
  在萨顿身后,科学史已经成为一个得到公认的学科。萨顿则被公认为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也经常被称为“科学史之父”。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荣誉“萨顿奖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事实上,该奖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萨顿本人。这些在他确实都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上面说的是科学史在西方的情景,人家那里当年即使有过驻守边缘之战,也早已胜利结束了,如今即使没有歌舞升平,至少也是小康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说说中国的情景。
  在中国,虽然科学史研究的萌芽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通常认为,真正具有现代专业形态的科学史研究,到二十世纪初方才出现。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中国具有专业形态的科学史研究,基本上还只是学者个人的业余活动。因为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还必须靠其他职业谋生──著名的如李俨先生靠铁路工程师谋生,严敦杰先生靠会计工作谋生等等。
  科学史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进程的第一步,是五十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设立──这意味着国家已经为科学史研究设立了若干职位,或者说,可以有人靠从事科学史研究而谋生了。“文革”结束后,该研究室升格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长期被视为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正统所在”。但在这个所之外,全国只有少数小型的科学史研究机构(如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以及一些专科史的研究室、组等),绝大部分研究者处在“散兵游勇”、“寄人篱下”的状态中。他们的科学史研究工作,往往不被所在单位重视。科学史的研究机构,也很难得到它们上级单位的重视。
  这里我必须指出,科学史这块边缘阵地并不是刘兵们才开始驻守的,事实上,老一代科学史研究者们开辟了阵地,并且早就开始驻守了,只是他们的驻守方式与刘兵们不同。
  在老一代科学史研究者中,除了目前公认的国内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席泽宗院士──他是两院院士中惟一以科学史业绩当选的,国内科学史界还有两位重要的大护法人物,不可不提:一位是已故的钱临照院士,开辟了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学史—科学史研究阵地;一位是目前仍健在的柯俊院士,开辟了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技术史研究阵地。但他们二人都是因在主流科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而当选院士的,然后以院士之尊,开辟、扶持一块科学史研究的阵地。换句话说,他们本是“主流兵团”中的大将,却众醉独醒般地认识到了科学史的价值,所以挺身来扶持、保护科学史的边缘阵地──这也是他们的驻守。
  驻守边缘之战的结局会如何?
  主流兵团在反复对边缘阵地发动集团冲锋之后发现,坚守阵地的最后一批死硬分子,似乎宁愿战死也不言撤退。也许正是这一点最终打动了主流兵团某些指挥官的恻隐之心,他们下令暂停进攻。至于商业兵团的喊话攻势,则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不过边缘阵地上要哗变的,前几年也哗变得差不多了。
  最近,局面出现了一些变化,边缘阵地上的一些驻守者得到了主流兵团某些指挥官的同情和欣赏,这些指挥官甚至为边缘阵地送去了一些给养。外界也开始对一些边缘阵地的驻守者作出声援。所有这些戏剧性变化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像科学史这类边缘阵地的文化价值。
  一九九九年三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全称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隆重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史系,她的建立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视为科学史学科在中国建制化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的重要动因之一,是因为上海交通大学的领导,十分重视科学史在教育方面所能发挥的独特功能。
  同年八月,中国科技大学建立了第二个类似的系(全称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最近,国内几所著名大学中,都有学者在积极谋求建立科学史系。这一现象表明,社会生活的改变,文化生活的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的价值,领略到科学史的迷人魅力。
  科学史这块边缘阵地,似乎在硝烟弥漫之中,见到了一线新的和平曙光。
  然而,在许多人心目中,刘兵们所驻守的边缘阵地依然是“无用”的──既没有经济效益,也几乎不可能得什么大奖(这是某些人士心目中的所谓“社会效益”)。这样“无用”的阵地,当然应该摧毁;拼命去驻守这种阵地的人,几乎就是白痴。
  关于科学史之类的学问之有用无用,我、刘兵和许多其他人士早已写了很多文章讨论过(比如《触摸科学》中的《“无用”的科学史》一文),但是人微言轻,说了也几乎等于白说。因此上面所说的这些戏剧性变化,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某些单位和个人的行动,还远远没有成为体制化的行动。比如,科学史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还没有学科评议组,科学史无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还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都还没有自己固定的份额,……
  换句话说,持久的停战协议尚未签署,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驻守边缘之战随时可能重新爆发,刘兵们的危机依旧近在眼前!
  二○○○年八月二日于上海双希堂
  (《驻守边缘》,青岛出版社,野菊文丛,二○○○年六月第一版,13.60元;《触摸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木梨书系/我思文丛,二○○○年三月第一版,29.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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