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时，手边正有七月三十日一期的《新闻周刊》，封面人物是刚刚去世的《华盛顿邮报》及《新闻周刊》出版人凯瑟琳·格拉厄姆女士。出席其葬礼的人士从现任副总统切尼，前任总统克林顿夫妇，前国务卿基辛格，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到微软巨头比尔盖茨，新闻界名记，华盖云集，级别堪比一国之君(据说布什正好出访所以不能参加)。跟几个来华盛顿公务的中国人谈起，却都对凯瑟琳·格拉厄姆女士所知有限。在美国新闻界及政界，这是极有影响的一位人物，‘水门事件”时揭露内幕的两位记者就是来自《华盛顿邮报》，而格拉厄姆女士正是幕后拍板的人，被《女士》杂志称为“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她把一位总统(尼克松)拉下了马。这是个典型的例子，显示了美国新闻大报和周刊与公众生活关系之密切，以及在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现在每回中国，我首先喜欢逛一逛街，买一堆杂七杂八的报章杂志，感受我们的社会与时代。但是中国报刊的发行规律，我还在模糊中琢磨，知道了一些报纸可以上午去买，一些是下午，周报在哪天出刊等等。但对杂志还是有些不知就里。美国的杂志发行系统的确是中国不能及，周刊杂志如是订户星期一二就应该送到家里，大书店里都有杂志架子可以随便翻翻那些自己没订阅的杂志，也都是周末新一期必上架，这种规则的好处是，上周重大新闻追得紧，本周消闲文化娱乐早安排。
小时家里能收到很多赠阅杂志，使得我周末从学校回家就忘了功课。那时看杂志的时候，没有周刊这么一说，因为新闻这东西在那时的社会完全没有自发的时效性，能报道什么不能报什么，什么时候报道什么等等，都是另有一套，而周刊的存在条件，依赖于一个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和与读者兴趣相关的时代与生活的话题。
那时，往往是由文学杂志来完成对很多社会问题的触及，写实的新闻报道也动辄叫“报告文学”——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时代名词。文学承担着深入触及社会问题的惟一角色。比如我们是在《伤痕》那篇小说里看到了‘文革”知青一代的情绪，是在《盼》里看到那个时代婚姻家庭的一些痕迹，这些，在当时却都看不见新闻记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报道、分析、解释以及指引。我不是在反对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反映，而是说，文学不应是社会问题惟一的(而且经常是拐着弯的)传声筒。对社会与时代的最直接反映应该首先来自非虚构文体，来自新闻，来自调查，来自研究，来自社会群体自发的声音。
杂志又有general interest(共同兴趣？综合性？)和专题杂志之分。专题杂志举凡时尚、电影、装饰、艺术、电脑等等不消说了，多为月刊；而周刊多为综合性杂志，或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各有侧重，但不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专业化、个性化、多元化的今天，幸而大家还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general interest杂志的存在，对日益分裂的社会各群体实际上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以前在中国看杂志的时候，有很多文学杂志，也有电影、装饰、美食之类特殊兴趣的杂志，但是却没有相当于美国《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新共和》(New Republic)，《经济学家》(Economist)，《哈泼斯》(Harper’s)，《美国新闻与全球报道》(U.S.News & World Re port)，《纽约客》(The New Yorker)，《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这一类的杂志。这其中，《时代》、《新闻周刊》是纯粹的新闻周刊，综合性也最强，《新共和》圈子更窄些，《经济学家》强调经济，《纽约客》更具文人色彩，把这些杂志纵览一下，当然还有报纸、电视，就能对美国所谓‘舆论界”的形形色色有个了解，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动态有个很快的把握。
这样的杂志中国还不多，所以《三联生活周刊》在做一件开拓性的事。也难怪，回北京见到一些朋友，问他们看哪些报纸杂志，他们都提到《生活周刊》。其实，站在远离中国的角度，我经常向《生活周刊》提一些意见，但在中美之间兜了一圈之后，我对这本杂志的重视度有很大提高。
我觉得《生活周刊》站住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对我们所处的变幻的时代表现出一种敏感性。它不一定能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但它在展示这些问题，也以此激发读者的思考。第二，它服务、界定甚至创造着一个新的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这一点我可以多谈一下。
这个阅读公众是谁？最开始《生活周刊》复刊时曾听过“白领”的说法，我对这个提法不以为然。首先白领应该是个很过时的词汇。你把硅谷那些穿牛仔裤T恤上班的高科技人士叫什么呢？你不能因为他们穿牛仔裤就说他们是“蓝领”，但他们显然也不是你在广告中看到的那幅西装革履的形象。
《生活周刊》似乎是针对‘文革”后成长受教育的新知识阶层，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受正规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起父辈，更接近“五四”时代的情形，但跟那时的‘新青年”不一样的是，那个时代是革命战胜了改良，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革命的危险正渐行渐远，理性的改革正循序渐进(或者希望如此)。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受教育阶层，按阶段可分民国一代，到五四，到抗日，到新中国，到文革，或经历革命，或经历战争，或经历运动。甚至‘文革”后的一代也与之擦了个边(一九八九年末，仿佛大震之后必有的余震)。
然而自那以后，史诗的篇章似乎终于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闲言碎语，是电子编码，是记账簿。革命的废墟加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绽开着世纪交替的光怪陆离。新的世纪，中国社会仍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是否还要重复那些革命、动荡、偏激，还是以理性、秩序、平衡来发展新文明？我想每个人都有答案。
对于一直在被迫或自觉地在革命、动荡、偏激中翻滚的中国知识阶层，可以说正逐渐进入一种新的语境。跟过去的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同，跟纯市场经济的环境也不同，这种语境有它的特殊与阶段性。笔者无暇在此详尽谈论这样复杂的问题，只好简单说，不同的环境给知识阶层带来不同的问题，但也带来不同的机会、权力与影响方式。我们现在有了极爱往名片上加‘博士”头衔的政府官员，有在新经济浪潮中领风骚的所谓‘知本家“，有附庸风雅的商人，也有玩命想成为商人的文人……一种新的知识与金钱与权力的结构关系。
中国一方面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都称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又以学术界、文化界等为‘文化精英”。当我们提到一份‘知识分子杂志”时，往往指的就是文化精英杂志，‘知识界”自己的杂志。
《生活周刊》这种杂志的存在，为我们的无论是“精英”还是“非精英”的大学教育以上的知识阶层组成的阅读公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阅读空间。这个阅读公众关心社会问题，对电影、书籍、艺术、科技等自己专业之外的话题中某一项有兴趣或关注，于是他或她可以通过浏览《生活周刊》而对当下的社会话题或文化话题及时追踪。
在这个阅读空间，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的概念已经模糊。比如，在《时代》杂志上，仅文化版，你既会读到对泰德·休斯诗集《生日礼物》的书评，也会读到关于电视剧《性与城市》的报道，你会看到流行乐的新潮，也会读到大都会的一个专展。这里对《生日礼物》的书评跟《纽约书评》的深入程度不一样，但是你如果只读《纽约书评》，你就会缺乏其他领域信息。
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老批评当代教育趋于专才化，但实际上，我个人体验是苏联、中国的教育体制才最专才。美国的大学教育都有通科的学分要修，而且很多专业是到研究生才进入深入的专业训练，如法、医、商等等。这使得他们的公众阅读兴趣相对我们要广泛，这使得他们大众杂志《时代》上的一篇艺评，比我们的专门杂志(并非指专业杂志)上的水准要高。
建筑师有自己的专业杂志，软件工程师有自己的专业杂志，以及等等，但是，建筑不是建筑师自己的玩具，而是供人们工作、生活、使用的，建筑业之外的人如何表达自己对这建筑的反感或欣赏？建筑师在哪里向大众解释自己的作品或倾听反映？这时不同专业的人就需要一个交错的空间来交流。又如，软件工程师的程序相信专业之外人士如读天书，但如果一个软件能够盗用我们私人的信息，那就不是软件业内的话题而成为公众话题了。一方面，我们可能觉得今天的社会分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但另一方面，文明的发展却也可能让社会的每一分子越来越互相牵连。如果，当年皇帝想建一座故宫那样的住所，而且以此为中心来规划皇城，是一件跟住在皇城里的居民毫无关系的事情。后来，一些人决定把城墙拆了，虽有几个反对声音，却也是跟大众无关。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就应该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过去的年代里不懂经济的管经济，不懂文化的管文化，甚至不懂政治的搞政治，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让一代知识青年(其实他们按现在的标准甚至算不上有什么知识)去接受农民的改造，恐怕将来不会再出现。我们会很难想象美国联邦储蓄主席不是学经济出身的，也很难想像司法部长没有做过律师。不要说司法部长，其实美国根本就是学法律的人在治国，克林顿当政的时候，白宫几乎成了耶鲁法学院的校友会。这也很有可能是中国将来发展的趋势。
我们的社会正向权力日趋分散，知识日趋民主化的形态发展。在这种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不再决定于哪一个政治强人或文化精英的无限权力或影响，而更多是决定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力互动，各种思想的对话与冲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将更多地由专业知识分子来决定，中国的专业知识阶层对社会发展的参与将真正密切，它可能是在观念影响方面上的，也可能是在具体操作平面上的。他们在专业化的同时，又需要开阔的视野，与社会各种势力的互动等等。在这样一个进程中，类似《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杂志相信会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在文化水准提升的公民社会中，这样的杂志拥有更多的读者，也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最密切。从目前《三联生活周刊》以大城市年轻受高等教育读者为主的现象来看，说明中国新知识阶层与这一杂志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