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

　　几天内什么都不做，一气到底读完了成一的《白银谷》。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好读，就是过瘾！九十多万字的故事眼看煞尾的时候，竟然觉得它还是太短，怎么就结束了呢？不用说，这自然是写作者的手段高明。记得成一兄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次要写一部好看的小说”。他果然说到做到，小说果然非常好看。“好看”二字看似简单平常，但在这简单平常背后，却深藏了成一对山西商人和票号“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深藏了成一两年多旷日持久的潜心写作，更深藏了成一几十年的文学思索和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银谷》是一部正宗的历史小说。首先，它严格地排除了“戏说”，没有为了取悦读者，而仅仅写一个历史上的商战故事；也没有为了满足富贵的欲望，而给大众演绎一场所谓的“豪门恩怨”。其次，它也没有为了理性的思考，把历史写成一个“现代故事”。在对晋商和票号史料“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中，成一发现了前人所未见的“真实”，或者说成一强调了被历史所故意忽略的真实。那就是晋商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打破和他们作为一种“叛逆”的顽强滋生。晋商和他们的票号，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异端。这个发现是激励成一创作《白银谷》的根源。
　　《白银谷》跨时三年，历史的大背景取自光绪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之间。这三年中，义和团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放弃京城仓皇出逃，随之而来的就是枪炮之下的屈辱：割地、赔款、赔罪和为了满足胜利者的“惩办首恶”。一个老大帝国风雨飘摇，蹒跚移步，正在上演它最后的一幕。可出人意外的是，在旧中国寿终正寝的尸体上，居然盛开出西帮票号这样一朵奇葩。祁县、太谷、平遥的山西商人，凭着自己创办的“汇通天下”的票号金融体系，凭着自己牢不可破的信誉，在历史的绝境中自强不息，以超人的眼光和魄力，取天下之财，救旷世之危，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也最耐人寻味的一页。为了票号的生存，京号老帮们居然在皇上眼皮底下召开同业公会，秘密商讨如何“违旨揽汇”打破朝廷的“禁汇令”。而当两宫出逃、京饷断绝，皇上太后断炊无米几乎沦为乞丐的时候，山西商人却又商定“苦心接皇差”，为了接济朝廷，也为了求得生存，其一掷万金的气魄震惊朝野。庚子之乱京津遭劫，票号无一幸免，在劫后暴发的挤兑狂潮中，祁、太、平三帮连手应对，倾尽家产，调集资金，上演了一幕惊天动地“赔得起”的信誉大战。在这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戏剧中，你分明可以看到，当皇帝、太后、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千军万马，一败涂地、丧权辱国的时候，一群卑微的商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历史狂潮下最机智顽强的生命。西帮票号的商人们，凭着自己蒸蒸日上的票号事业，颠覆了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最高价值观；打破了森严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他们所成就的不仅仅是“富可敌国”，更是对于传统社会动摇根本的无声改造。《白银谷》里的商人们在谈到自己的行业时，曾经反复引用《周易大传》“系辞”里的一句话：“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在这里，金钱的“富有”已经超越了财富本身，票号的“创新”已经成为对历史的改写。所谓大道无言。造化衍生万物的丰富世界，万物生生不息的盎然境界，成为了晋商超越历史也超越自己的最高精神指向和最高价值体现。当然，成一并没有把晋商浪漫化成为“新人”，成为“当代英雄”，也没有把晋商蹩脚地描绘成“资本主义萌芽”。就像所有的生命都具有求生趋利的本能一样，创办票号的山西商人，不过是在本土酷热的文化土壤中煎熬出来的胡杨林。西帮商人为求自保而近乎自虐的“藏富”、“藏势”的行规；主人翁康笏南以帝王自视，残酷虚伪的“废立游戏”；山西票号最终没能演变为现代银行，而是随着大清朝一起灭亡的命运；票号制度本身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那些在非人的鄙视和压迫中扭曲疯狂的女人们等等，无不处处流露着难以挣脱的局限和悲剧。与此同时，西帮商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气，那种既能兢兢业业敛财又能挥金如土济世的超脱挥洒，那种视金钱如同万物生息的价值观，又无不处处表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基本特色。正因为如此，《白银谷》中的商人们才是七情六欲丰富真实的人，而不是完美的“人物”。但是，在传统“正史”典籍中根本没有西帮票号的记载，在全盘西化或全盘革命化的“正史”典籍中也没有山西商人的任何记录。这是一群被“历史”彻底忽视的人。这是一种被“历史”彻底遗忘的内容。有了《白银谷》，我们可以相信，对于落下千古骂名的晚清历史，绝不可以用“腐败落后”一笔勾销。有了《白银谷》，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历史”太多的“不真实”。
　　对这洋洋九十万言，成一自己在后记中有几句很平淡的总结，“小说本应该是引人入胜的。票号的传奇，本也提供了很多的胜景、胜境，如何‘引’得好，我也不得不用心。既不能似坐电动索道，使胜景来得太容易；也不能因胜境在前，走去的一路就太枯索。要有难以看透结局的故事，让人牵挂到底的人物。语言也尽力作了‘净化’，借鉴旧白话，加现代口语，滤去‘欧化’痕迹。总之尽力使小说好读”。
　　对史料“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使《白银谷》具备了深厚坚实的基础。而语言上的“净化”，使《白银谷》的叙述既平白如话，又简练典雅，有一种稳如泰山的从容和大度。《白银谷》以它九十多万字的恢弘尺度，为读者完成了一部当代的白话巨著。自觉的“借鉴旧白话”，是《白银谷》艺术上最为成功最为可贵的成果。《白银谷》向我们证明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同样可以成为当代文学深厚丰富的资源。而对这个宝贵资源的轻视、忽视甚至彻底的无视，几乎一直贯穿了“文革”结束以来至今的所谓新时期文学。
　　说来话长。一百年来，在历史的狂飙中成为了国语的白话，一百年来，在酷烈的西风中洗心革面、备受煎熬的白话，几乎成了我们永远的话题——这是一个百年的心病，这也是一个百年的大话题。
　　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中，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选择，使我们在获得白话的同时，却也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心。这在语言的表现上尤其突出。一种没有自信心的白话，很容易变味儿，很容易走板走眼。于是，打开中国近代文学史，占主流地位的大都是只在作家们之间通用的、也只能印在纸上的翻译腔。这翻译腔既不是文言，也不是白话，但却十二分的自命“高雅”。这个“高雅”不为别的，只为它很“洋”，很“不传统”，很“不中国”。这种“高雅”的翻译腔，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为自己搭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梯子，梯子顶端供奉的，是一个不容置疑、优越无比的优势文化地位。这很有一点打倒皇帝当皇帝的味道。只可惜，这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皇帝，这是一种潜藏了自我殖民化的语言。在“废除汉字”的极端呼吁声中，哪里还有汉语自信心的立足之地？而几十年后，对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语言灾难，从横尸遍野的语言坟场里走出来的人们，更不知语言自信为何物。于是，一个世纪的语言流行病乘虚而入，转眼间泛滥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主宰和“新潮”。“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竟然在一些人笔下“洋”到比“文言妖孽”还难懂的地步。这真是白话的悲哀！操着这样一种没有自信心的语言，去表达出来的“自我”、“现代”、“后现代”、“个人化”，到底说的都是什么？难怪我们要被“他者化”，难怪我们在“副本文学”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面孔。所谓“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罗伯格里耶”，我们神速无比的从现代主义滑向后现代主义。我们占尽用绝了所有别人的文学资源，并且引为最高的荣耀，却惟独对自己的资源视而不见。
　　如果对成一此前的文学创作有所了解，就会知道，《白银谷》对于成一是一次“变法”。《白银谷》之前的成一，常常是抹去故事情节，排除过程交代，不做人物描写，既舍弃“典型环境”的笔墨，也舍弃“典型人物”的笔墨。那时的成一常常从结局的“现在时”出发展开笔墨，沉浸于曲折的心理体验和同样曲折的文字过程。或者常常叫一个颇费周折的故事在结尾时还是什么也得不到。一九八九年的长篇《游戏》和一九九七年的长篇《西厢纪事》可以看作是这两类作品的代表。在这些作品中，成一的叙事立场是颇为先锋的。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在这些作品中被反复深刻地呈现出来。按照传统的阅读习惯，成一这一时期的小说确实有“难读”的一面。当然这“难读”不是语言本身难读，更多的是因为叙事的立场和方法使得小说“难读”。从“难读”到“好看”，这变化不可谓不大。这是一次对自己的唤醒。对此，我不想耸人听闻地说成一的《白银谷》是“划时代的巨著”，也不想就此断言汉语写作又有了什么“里程碑”。一个作家能在前人的努力之上再进一步，就已经是极大的成就。因为登上珠峰的每一步都需要卓绝的努力和智慧。一个敢于改变自己，不断保持语言自觉的作家，才是具备创造力的作家。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回顾白话文运动，他动情地说道：
　　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绝不会有那样的容易，绝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绝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作诗作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行销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甚远”的白话小说！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红楼梦……已经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已经有了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先锋了；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那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扬光大。
　　虽然是在讲四十年前的事情，可胡适先生却断然采用了“现在时”的立场。那一份对历史的修正可谓溢于言表。当然胡适先生当年提倡的就是“改良”而非革命。他在白话文运动之初，就曾理性、冷静地指出过白话文学深远的历史。就曾明确指出过要借鉴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借鉴旧白话，原本就是白话文运动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是这白话常常被淹没在“全盘西化”的洋腔洋调之中。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先生写出了他最杰出的白话小说《边城》。诗意盎然的《边城》，是对中国诗歌和白话文学传统最完美的承接与创新。《边城》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世界现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可因为深感于当时那种自我殖民的文化淹没，一九三四年的沈先生在《边城》“题记”里断然宣布：“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在沈先生看来这些多数人，“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的生活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仍然不免成为对作者的侮辱。他们既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在这篇文章里被沈先生拒绝的“多数”，还包括城市里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而这个“多数”正是当时的文化主流，正是所谓白话文运动的主体。沈先生明明是在对历史潮流挑战。仔细想一想，他的这些话，几乎可以拿来直接面对我们的“新时期文学”。我们无权要求历史的完美，更无权只对历史做简单的指责。但我们却不能没有对历史也对自己的反省。我自己深知，以这样一篇短文来谈论这样的大题目，几乎逃不开“简化历史”的致命陷阱，也不可能对《白银谷》的语言做详尽的分析。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浩如烟海的翻译作品的历史功绩是不言而喻的，在除旧布新之外，它们早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所谓“先锋小说”对于打破正统的叙事枷锁，唤醒文体自觉的功绩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所想特别指出的是，《白银谷》的语言实践，对于当今的汉语文学是一个很好的呼吁和提醒，是继文化寻根和“先锋小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的进一步深化和觉醒。
　　我们今天所普遍缺乏的仍然是一种语言的自觉，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那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扬光大”。
　　一个世纪的白话文学，我们终于还是留下了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李劼人、赵树理、汪曾祺这样一些杰出的白话叙述者。在“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中，我们也终于开始了“寻根”的文化自觉，开始了文体的创新和自觉，也确实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今天的中国已永无可能再是昨天的中国。今天的自己也永无可能再是昨天的自己。我们借鉴白话小说的悠久传统，也并非是为了把自己关在方块字的万里长城当中。语言的不同，本不应当成为相互隔绝的闸门。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现代的、庙堂的、民间的，一切人类的成果和想像，都应当成为我们语言生命的资源。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因为“借鉴旧白话”，《白银谷》古朴典雅；因为“加现代口语”，《白银谷》鲜活亲切；因为“滤去‘欧化’痕迹”，《白银谷》充满了醇厚的汉语魅力。因为这一切，我们看到《白银谷》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大气。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白银谷》里的主人翁们所追求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为文者的向往？
　　西元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写，七月二日改定于太原
　　(《白银谷》，成一著，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