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韦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一八七一年德国统一之后，其“民族国家”的国势可谓蒸蒸日上，“现代化”前景似乎指日可待。就在我们这里的大清帝国签署了极为屈辱的《马关条约》一个月之后，一八九五年五月，马克斯·韦伯发表了著名的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而这时的德国已经迎来了一个能够向西方文明的执牛耳者——不列颠帝国——发出决定性挑战的阶段。
　　顺理成章地，这种历史画面激发了日耳曼人高昂的民族主义情感。同样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韦伯由于比他的大多数同胞更加念念不忘他的祖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强国，因而成了他那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有力代言人。
　　毫无疑问，韦伯从来没有一谈到这一崇高情感就浑身热血直往脑门子上猛窜，然后信口迸发出类似于“中国发明了指南针、中国发明了黑火药，中国发明了坦克车、中国发明了高射炮，中国发明了鸡蛋糕、中国发明了避孕套”这样的“民族主义”谵言妄语。他的毕生理想是德意志民族能够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参与乃至领导建构“世界政治”格局。但是，德国的现状却让韦伯忧心如焚，这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这篇演说的引子是德国东部的农业结构变迁和农业劳工处境。此前韦伯曾接受社会政治协会的委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范围的社会调查。到十九世纪中叶，世代相沿的容克地主庄园经济开始衰微，驯服而廉价的波兰等斯拉夫民族劳工相继渗入德国东部，给没落的庄园经济提供了降低成本、苟延残喘的机会，同时，原来收入较丰、素质较高的德国劳工则纷纷外迁，流入工业城市或西部地区。俾斯麦政府显然认为这种趋势将会导致帝国生存空间的萎缩，因而曾关闭东部边界以排斥外族劳工。一八九○年俾斯麦下台后，东部边界再次开放，加速了外族劳工的渗透和德国劳工的外流，从而引起了德国人的普遍关注，韦伯自然更不会例外。论者如果不明就里或者存心起哄，可能会把这种政策上的变化视为“争取自由的民族主义”和“无条件开放市场边界”之争、甚至是“奴隶制资本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之争的反映。不过这已经属于不着边际的文学想像了，与韦伯的看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干。
　　不言而喻，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简单或单纯的经济现象。按照韦伯长时间观察得出的结论，东部的农业劳工无法适应从过去和庄园主的主仆关系转向货币化雇佣关系，因此纷纷出走，取代他们的“当然是较能适应这种局面的人，即四处流动的波兰民工，以及从俄罗斯招募的大量游牧民族”。韦伯在演说中一再断然指出，波兰人“不是忍受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像波兰人这类斯拉夫民族，——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较低。波兰人也就这样在东部战胜了德国人。”德国劳工“在德国东部并不是被政治上占优势的敌人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在为日常经济生存而与一个劣等民族竞争并在这一无声而惨烈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愈下”。韦伯提醒听众应当从大处着眼看待这个问题，“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从而“使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走向胜利”。
　　在韦伯看来，正是德国民族“知识和精神光芒”的消失，像釜底抽薪一样使它充当世界强国的梦想显得那么虚幻。尽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科技水平日新月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路德主义的遗产和威权主义的枷锁仍然不甘寂寞地纠缠着这个民族，国家统一的壮观景象制造出了一片“非历史”和“非政治”的迷雾(“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盘踞或企图盘踞在政治统治地位上的，除了“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容克地主)就是远未成熟的“政治侏儒”(资产阶级)，要么就是“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工人阶级)，急功近利的庸俗经济学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深入人心，以致“德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让我们觉着无地自容”。毫无疑问，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韦伯是一定要为这种现状寻找出路的，而这种努力绝不是凭着虚骄的“民族自豪感”就能奏效的。
　　大概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在韦伯那个时代过于亢奋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韦伯却成了德国新一代自由主义亲英派的前驱，这除了和他出身于一个四海为家的资产阶级大家族这一血缘背景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定地认为，新教、政治自由和世界强国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他才会不顾一切反英叫嚣，始终对英国这个新教帝国怀着一腔深情，其中既反映了他对德国现实的某种绝望感，更包含着对德国能够获得Herrenvolk(优等民族)地位、从而与英国相匹敌的期盼。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就职演说这个特定场合，韦伯也许不便铺陈，但是他同样毫不含糊地认为，经济自由化不可逆转固然势所必至，但是德国民族更应当像英国国民那样“几乎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政治教育”，而且，“任何经济因素都不可能替代这种政治教育”，这样才庶几有望使“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领导阶层的特殊职能恰恰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这些阶层存在的惟一政治理由”。那么，英国国民经受了什么样的政治教育、其“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又是什么呢？答案自然不会太简单，不过惟一不可能产生歧义的答案是，英国有着最地道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学统和传统，在韦伯看来，这让德国的现实暴露无遗，以致他曾在另一场合对英法两国的弑君事件毫无顾忌地表示了赞赏：“像我们德国人这样绝不敢把传统主义权力斩首示众的民族，永远不会获得能使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民族在世界上高居我们之上(‘在政治上’把我们一笔勾销)的那种自信，虽然我们凭借法纪的效力在战争和技术上赢得了种种‘胜利’。”所以，他在结束《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时才会不无悲怆地说道：“我们惟一还能做的或许只能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之来临驱马先行！”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著，甘阳选编，甘阳等译，三联书店·社会与思想丛书，1997年，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