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全球化的另一面

　　按照年初就制定好的计划，我在“九一一”以后参观了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与和平纪念馆。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在长崎发生的惨剧的历史记录。震惊之余，我和同行的人不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的普通民众后来没有走上以暴易暴的路？
　　我顺道访问了当地社区里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笑颜”，那里的一位六十五岁的女性志愿者用她平实的话告诉我，平时到这个中心来的老年女性并不轻易对别人谈出自己的内心话，但是一说到战争，都有情不自禁的言语和感情，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再也不能有战争了！
　　十几年前，柏林墙倒塌了。很快，我们就迎来了“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一个大家都竞相去拥抱和接轨的全球化时代。都说，这是科技信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自由贸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这是“终于没有了敌人”的时代。
　　当然，说是“没有了敌人”，未免有点夸大，“无赖国家”还有几个，原教旨主义也还在活动，“文明的冲突”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
　　时间走到了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这一天，似乎一切都变了。“九一一”，既是实质性的，更是象征性的。当时能够在现场或电视前目睹这个过程的人，无不为之震惊、痛心、愤怒、迷惑、茫然。那么多无辜的男男女女，和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一起化为灰烬。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从来没有在它的本土上遭到过如此惨重的打击。现有的国防、安全体系，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挑战。一时间，国会、白宫、联合国总部，以及所有能想到的重要部门全部都紧急关闭，三军被迫进入高度戒备，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纷纷高速驶往本土。美国总统及时宣布了整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虽然敌人究竟是谁、在哪里还不甚清楚……
　　“九一一”对美国所造成的损失和对世界的影响，很难用货币等单位去计算，特别是对社会安全感的动摇。有的议员和机构已经提出要加强对电话、电子邮件和持外国护照的人的监管，政府也拨出了巨额专款加强联邦调查局；许多人提出，为了安全宁可放弃个人自由，也有的人开始考虑重新选择居住地。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繁荣—富裕的代价。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美国新政府执政以来，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国际声援和国内拥戴。一夜之间，虽然联合国还在发懵，北约也还没有来得及开会，全世界的大小政府们似乎都已经联合起来了。美国国内更是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两党协调、上下一致，“打回去”的呼声之高，完全压倒了其他言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都大义凛然地登场了，种族主义的幽灵，也在台前台后晃来晃去。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是杀手、他在哪里，而在于冷战结束以来更显强大与合理的基本世界体系，受到了不知来自何方的强烈挑战。
　　仔细想来，自从西方的现代性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以来，它内部就一直包含着自身的紧张：一方面，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依据，是“自由主义哲学”的理念，它们倡导个人的自由、隐私、平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上的法治；另一方面，现代性实际上是以民族—国家为根本框架的，在这个框架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再生产，都是以暴力为保护的，并且，暴力、战争、武器本身，也都前所未有地被技术化、规模化、制度化和合法化了。现代民族—国家本身，既是暴力的产物，也是暴力的象征。不无嘲讽的是，即使原来不是民族—国家的广大被殖民地，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也无一不以模仿殖民主义宗主国建立民族国家而告终。于是，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公民身份或国籍资格，才有了诸如护照、签证、“绿卡”之类的东西，才有了今天的世界格局。
　　这个格局，实际上也就是二十世纪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成形的，而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么短暂的一刹那，却充满了血腥、屠杀、暴力和战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大战，两次都发生在二十世纪。难怪有人说二十世纪是战争和暴力的世纪。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已经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先打起来的，以后又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迫卷入。以民族的名义、国家的名义、文明的名义、正义的名义，对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发动战争，是二十世纪最具有号召力和合法性的整合力量，甚至也是挽救经济于危机之中的有效办法，是企业家集团和金融家集团(特别是军工集团和军火商)发大财赚暴利的最佳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有了五十多年时间没有大面积地陷入战火。战后出生的人，被老人看成是很幸运的一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免于大战的幸运竟然得益于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特别是以核武器、核战争为威胁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这种“以武器换和平”，是以多少局部战争、政变和屠杀为代价的啊。细心的人不妨算一算，在大战期间有多少市民、村民死于轰炸和屠杀？在大战以后又有多少无辜平民死于各种形式的战乱？只是中东一个地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军火生意、武装冲突和暴力流血，也一直没有停止各类形式的反抗活动和恐怖活动。
　　“冷战结束”，我们终于迎来了科技与创新、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核大战了，有的干脆就把核武器销毁了，把军工转为民用了，把“前线”变为出口贸易加工特区了，以前不敢建的工程也建起来了。是啊，既然“终于没有了敌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们看到听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科技—信息，资源—产品，资本—货币，以及成天与它们打交道的经理、总裁、银行顾问、高科技人才和各种代理人的跨国跨洲自由流动。
　　至于其他的人，基本上都还是在原有的民族国家框架内确定自己的身份和认同的，也许，有少数青年尖子可能获准外出求学，有少量旅游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走走看看，甚至还有一些胆大妄为的难民、船民、偷渡分子、走私分子、拐卖分子。但是，他们还没有构成什么成气候的威胁，直到二○○一年的九月十一日！
　　全球化，是强者的游戏，“非公莫入”？还是公平竞争，人人受益？众说纷纭。“九一一”以后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五日)，就发表了一份专论，它告诉我们：虽然“华盛顿共识”确实可能是使富人更富了，但全球化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伤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那些反对全球化的人即使有一天爱上了资本主义，也还会有许多地方可抱怨的，人们如果对政治厌倦了，不必把气都发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上面。
　　不过，全球化，如果指的是在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竞争和科技—信息交流、资本—金融流动，至少与民族国家框架有一点相似：有的人会失败，会成为弱者。这里，既不用专门去引证UNDP九十年代末的报告所显示的多数人如何被全球化排斥在外，也不必引用那些——按《经济学家》的说法——“专门批评全球化的学者”的观点，而只需要提出一点：正是提出“文明冲突”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就“九一一”事件接受《读卖新闻》(英文版)的采访时也说：“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亨廷顿当然不是在支持任何一种“恐怖主义”，但他强调“我们(美国)必须和各个政府——不只是西方政府，还包括俄、中、日和穆斯林政府——联合行动”。(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联合以后针对谁去开战？按照“要么和我们(美国)站在一边，要么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边”的逻辑，只要不和“我们”站在一边的，就都是恐怖分子，都是开战对象。虽然“九一一”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敌人是谁、究竟在哪里并不清楚，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公诸于众，人们似乎都接受了此乃拉登一伙所为。即使如此，但是“拉登一伙”毕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实体，连亨廷顿也说那还没有构成他所谓的文明冲突中的另一种“文明形式”。美国总统在使用了“十字军东征”以后也不得不改口，而成了“文明对恶魔的战争”。法国总统甚至连“战争”这个词也不用，当着记者的面要他的美国同事改口，说是反恐怖主义的“运动”。
　　美国三军总司令对发出的拉登通缉令是：“不论死活，捉拿归案。”但包括亨廷顿和一些政府要员在内的人也都意识到，即使抓住了一个拉登，消灭了一个塔利班，怎么能确保其他极端主义者不继续从事恐怖活动？即使没有了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袭击，怎么能保证就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人也在搞恐怖活动？有的强硬派主张干脆连同伊拉克等一块收拾掉，如果再把其他“无赖国家”也都列上，那就不是在同恐怖主义者作战了，“全世界反对恐怖主义的政府同盟”也就不成立了。在据说是“冷战结束了，后冷战也结束了”(国务卿之语)的情境下，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究竟轰炸能否有效打击塔利班，不是在轰炸中“能否避免伤及平民”，而是为什么会有极端主义者、恐怖主义者？怎样保证“反恐之战”不会演变为反穆斯林之战、反阿拉伯之战，不会演变为另一场新的世纪之战、文明冲突之战，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
　　现在，对阿富汗的轰炸和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已经进行了近两周，“九一一”以来基本上一边倒的报纸电台开始有了对这场战争提出质疑的微弱声音。正是在这个期间，炭疽菌又出现了，它居然使得整个国会再度关门，美国上下再次陷入紧张与惶恐之中。
　　“是谁干的？”又是拉登？或者是萨达姆·侯赛因？云里雾里之中，人们来不及去想，如果全球化是科技—信息，资源—产品，资本—货币的跨国流动，“我们”又怎么能把数以亿万计的“难民”、“暴民”都挡住？据说，全球化打破了原来的穷国—富国界限，现在是第三世界里有富人，发达国家里有穷人，那么，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穷人、弱者，不无处不去？他们中的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不铤而走险？“九一一”以后，许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们美国？”不论答案有多少分歧，有一点很清楚，“他们”不需要把自己组织成什么民族—国家，他们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宗教”；他们不一定是阿拉伯人，更不必都信伊斯兰教。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现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又成了新闻、政治、军事的焦点，从阿富汗到印巴次大陆、从巴勒斯坦到以色列、从俄国到其他中亚国家，还有两伊和科威特，印尼和马来西亚等等，都卷进来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游行，为和平作狮子吼，反对以暴易暴。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我们最向往的现代性本身，它张扬个性自由，却又创造了民族—国家这个最大的官僚和暴力机器，而这个机器至今并没有对付“恐怖分子”的有效机制；它一直强调大社会小国家、大市场小政府，却在最发达的市场社会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和军队；它不断追求财富增长，却迎来了高度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而今，为了保证“安全”，人们又可能牺牲个人自由；它能走到今天，与它产生了并得益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框架密切相关，而现在，它又要超出民族—国家对它的束缚而走向全球了；全球化，既给了富人和想成为富人者以机会和想像，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及他们当中的“极端分子”？)以新的反抗手段。
　　全球化，是流动的时代、风险的时代。当年，是“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现在，是“恐怖分子无处不在”。这，不仅给了所有的当政者和精英以前所未有的考验，也给了整个民族—国家体系以从未有过的挑战。能否经受这样的考验，渡过这样的挑战，是它们能否幸存下来的关键。
　　也许，它反倒真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从此走出以暴易暴的时代！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初稿，十月十八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