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等待》的意外——聆听小说的声音

　　去年五月间我在国内时，出版界的一个小兴奋点是在美的华人作家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大兴奋点当然是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等待》一九九九年秋天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的福克纳小说奖，一直向国内介绍国外文学动态的董鼎山先生也写了评介文章，于是大家对这部小说都有几份好奇和翘首以待。
　　一位写小说的旧日大学同窗倒是有几分怀疑：“你瞧你瞧，小说一开头就是孔林每年夏天都回村跟他妻子离婚，离了十几年了，还没离成。后来终于离成了，可是那个情人又得了不治之症要死了。这不是给外国人看的噱头又是什么？”不过这也怪不得她：她只看到了报纸上只言片语的评介文章，没有机会看小说本身。我虽然觉得美国人也不至于蠢到只凭“东方主义”的噱头就给哈金左一个奖右一个奖，但因为当时自己还没看到小说，也就没说什么。
　　所以当我临回加拿大时听说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已经从兰登书屋联系到了《等待》的版权，要“做”《等待》时，我很高兴。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回，小说究竟配不配得奖，为什么得奖，该会有个交代。虽然文学这种东西总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毕竟争论能有个起码的依据吧。不能总是像鲁迅先生讽刺的，匾还没挂起来，大家就为匾上的字打起来。
　　可是不久就听说国内一家颇有影响的读书报发表了一位行家对《等待》的批评文章。说《等待》又是一部以中国人的小脚辫子和“文革”的政治迫害来哗众取宠的“撒谎”文章。而且小说的语言也是“低劣”和“粗俗”的。据说这篇文章有很大影响，而北京那家出版社出版《等待》的计划也就搁浅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又遗憾又纳闷：我能理解一位中国学者对《等待》持有与美国评奖人不同的看法，趣味本来是无可争辩的！但纳闷的是那篇文章真有那么大的效力？
　　就是在这莫名其妙的“茶杯里的风波”过后，我到当地公共图书馆去找英文的《等待》。书看起来很流行，等了好几个星期才轮到我。这时，我们大学的比较文学系的一位教授已经在她的课上把《等待》列入选读书目了。
　　这是第一次读哈金的小说。翻了最初的几页，也可能是几个月来新闻争议把我的阅读期待抬高了，开始觉得语言很直白，像口语似的，叙述也很平淡。开篇描写的农村环境，家庭气氛和人物对话十分家常，似乎并不像国内所说的那么噱头十足，但又看不出来美国的评论家们看上了它哪儿。我把书暂时撂在一边。
　　周末的晚上不想看吵吵嚷嚷的电视，就又把《等待》拿了起来。这回也不想在书里找出什么“微言大义”了，真把它当作小说来杀时间。结果竟是欲罢不能，当晚一口气读了三分之二，第二天就把小说读完了。
　　这是一本值得读的小说。
　　小说讲述的故事有二十年的跨度，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半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孔林的军队医生。人品好，有前途，是那种你我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过的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因为入伍离家无法奉养乡下的父母，于是作为孝心的补偿，允诺了父母包办的婚事，娶了一个裹过小脚，不识文字的乡下女人。寡言贤淑的妻子淑玉在他求学和工作期间，一个人在乡下为两位老人尽孝送终，并独自抚养了他俩的女儿，孤独的孔林在医院与护士曼娜逐渐亲近，两人终于成为大院里公开的情人，但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关系。因为军队的规定和乡下的传统伦理，孔林为离婚折腾了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里，两个人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和各自的盘算，可是阴差阳错，最后还是像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互相牵引着被命运越拴越紧。十八年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事与愿违，两个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已经失去了爱的欲求和快乐的本能。曼娜多年受伤的身体和心灵充满了怨毒，两人结婚后，她却日见枯萎，同时疑心重重。家庭关系十分紧张，尤其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后，曼娜心脏病加重，将不久于人世。孔林也身心交瘁，面对自己乱成一团的生活，怀疑他多年的等待等来的不过是一个错误。
　　这样的概括——我想还是基本上忠实原著的——可以说明《等待》并不是一个政治媚俗的小说。哈金并非像某些在国外写“文革”的“纪实文学”的作者们那样，涕泪交零地控诉“文革”的专制和一己的无助。不错，故事的一大半是发生在那个封闭的、自成一体的特殊时代的军队医院大院和一个无论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上都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的中国农村。但这只是故事的背景，就像福克纳笔下的衰落的美国南部，或乔伊斯作品里世纪初的都柏林，它们的氛围，它们的传统和它们的时间是书中人物活动的背景，性格生成的土壤。它们构成了十八年等待的社会的现实的心理的因素。但作者并没有对“文革”的政治或中国的伦理做任何夸张的文章，书中没有残酷的政治迫害，有的只是一个灰色的有点憋闷压抑的平常环境而已。小说家的意旨别有所在。
　　首先，哈金没有简化现实和生活中的问题。他没有把十八年离婚的荒诞归咎于某个人或某种政治因素，像那些容易理解的畅销书那样。他让我们看到现实中更为复杂的关系和很多模糊不清又纠缠在一起的“隐性因素”，那些更为致命也更难解决的戕害我们的幸福和梦想的因素，那就是一种“人性的现实”。这漫长的十八年等待，固然与那个时代愚蠢的不通人性的规定有关，但更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孔林和曼娜不是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那样舍己的浪漫到底的恋人，也不是《鸿》里“三代中国女儿”那样受政治迫害的无助的受害者，他们是现实的中国人。善良、本分，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愿望；但也自私、怯懦，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些投机心理。在某些环境下，后者甚至可能把前者牺牲掉。他们恨他们所身处的那个灰色的，陷进去就拔不出来的环境，但同时也被它所同化，日久天长，自己也成了那个环境的一部分。
　　拿孔林来说，他是中国标准的好丈夫人选：人老实，有能力，也肯干，还温柔体贴，在感情上很执著，甚至少有的“自律”，一直等了二十年，硬是没有“碰”过曼娜。但是他的优柔寡断和“斤斤计较”也都可以说跟他的善良有关。于是这样一个心好的男人，却没有带给任何人幸福。书中结尾处有一段讲，他和曼娜在婚后大吵一架，从家里跑出来，独自在小山坡上反省时，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性格中最致命的弱点：“‘没错，你是等待了十八年，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等？’‘我来告诉你事实的真相吧，’那个声音说，‘这十八年的等待中，你一直浑浑噩噩，像个梦游者，完全被外部的力量所牵制。别人推一推，你就动一动，别人扯一扯，你就往后缩。驱动你行为的是周围人们的舆论，是外界的压力，是你的幻觉，是那些已经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的官方规定和限制。你被自己的挫败感和被动性所误导，以为凡是你得不到的就是你心底里向往的，就是值得你追求的。’”孔林在结了两次婚，有了三个孩子后才终于意识到，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爱过，没有真正选择过。
　　曼娜也一样。她一边等待孔林的离婚，一边不妨有自己的打算，不错过更好的机会。她一直没嫁是因为没有碰上比孔林更合适的，或者条件更好的人像魏副政委又没有选中她。本来她和孔林有过早点结合的机会，可是她没有舍得为了爱情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帮助孔林，凑齐其妻弟要求的数目。还有一次为了晋级升薪，他们自己决定把离婚一事推延提出。而最后曼娜被孔林的病友杨庚强奸后，她对孔林的爱情就成了勒索孔林的绳索，她自己成了爱情的债权人。
　　由此看来，《等待》不是一个中国传奇或煽情的故事，恰恰相反，“等待”这个情深意长的名字实际上是有着反讽的意思。
　　小说这种对人性弱点的洞察又是与其对生活本质的认识相联系的。这点可以从小说的结构和叙述中看出。哈金的小说，的确像书评家所说的，“有种欺骗性的简单”。小说的楔子插在离婚的第十七个年头，即离婚持久战的最后一年，一九八三年。“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同上，7页)楔子的结尾是孔林毫无结果地回到医院，在曼娜的宿舍，告诉她又一次的失败。曼娜也不以为奇，“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严格限制，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同上，22页)而且，反正明年就到了规定中的十八年，不用申请，婚约也可以自动解除了。这个失败和消极的场景，这种无奈、无力和无动于衷正是小说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命运以及十八年离婚和等待的实质的概括。随后，小说的主体部分就是顺时序展现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叙述。第一部分是从一九六三年底开始，孔林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木基军队医院当医生，男女主人公相识，一直到一九七零○年底，头几次尝试离婚失败。第二部分挨个儿叙述了从七十到八十年代离婚过程中的几次关键事件，包括曼娜的几次相亲未成，终于成了老姑娘。最后一部分则是记述了一九八四年终于离成婚后，孔林信守诺言，娶了曼娜，也仁至义尽地把淑玉母女办到城里，但他们结成婚却无力相爱，遭受着生活平静而有力的嘲笑。
　　因为哈金把人物性格的生成和人物关系的建立放置在生活缓慢而逐步地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于是这个看似简单平凡的故事在结尾处显现出它对现实的不同凡响的理解和对人性入木三分的观察时，这一切不显得突兀、偶然，而是水到渠成，厚积薄发。也就是说，当生活终于把人物带到受启的那一刻——从阅读的角度来说，阅读这种生活的流程也把我们读者带到同样的一刻，也就是孔林站在前妻淑玉的窗外百感交集，进退两难，懊悔生活本来应该是另一种样子的那一刻，即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盲视与弱点，我们也只有对人物同情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的扪心自问的反思。
　　于是我忽然意识到哈金的这种心平气和，不玩花样的简单叙述，它其实是作家的有意选择，它跟小说家的艺术伦理有关。在这个被起哄为“后现代”的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社会里，这种简单、平实、古典的叙述其实更有可能抵达事物的本质。
　　今年五月，我又回到中国，在母校看到最近一期由在校学生办的《缪斯》杂志上收有一辑关于哈金《等待》的评论。这些文章在堂堂的“哈金获奖有感”和“从哈金事件看海外华人创作的尴尬”的题目下，却一再重复“非常遗憾，笔者费尽心思也不能亲睹《等待》”，或“我没看过那本饱受争议的《等待》，也不了解哈金其人”。这使我感到困惑。没看过作品怎么敢出来评判？要评判也只能是讹上传讹，乱上加乱。是的，封皮上的中国人的大辫子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在北美这种商业社会，这种出版中的商业炒作也不是作者的过错。是的，五十年代还裹小脚的人十分少见，甚至可以说这是小说中的一个小小的败笔，但通读小说，这一细节并没有决定人物的逻辑和故事的完整性的作用，犯不上用它来否定全书。我觉得这些奢谈“政治”的做法可怜，也深痛这种浮躁的学风。
　　美国文论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他的《我们共同的朋友》(The Company We Keep)一书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读一本好的小说就像结识了一个有益的朋友，我们能从阅读中学到很多东西，来建设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比如写《爱玛》、《傲慢与偏见》的简·奥斯丁，写《哈克贝利·芬》的马克·吐温，即使他们有他们的时代、阶级的局限，但他们对人类的好奇和热爱，对人性的复杂和多面的忠实描绘和宽厚理解也使他们的作品成为我们永远的朋友。这就是书的魅力，也是我们所以读书的目的。
　　《等待》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开卷有益的朋友。这个朋友睿智，诚实，不偏激。他富有人生经验可是也不轻易把他的看法强加于人。他不是喋喋不休地教训读者，或通过贬低书中的人物来显示自己的聪明，而是尽可能向你展示生活的丰富面貌，让你自己来发现。他也不是那种完全自我中心，把自己的肚脐眼看成是整个宇宙的自恋狂，他引导我们关注自身以外的世界，并从中看到我们和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从他人身上了解我们自己。他在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污点和生命的脆弱的同时，却同样不缺少一份理解和同情，并产生观照和反省的想法。他更不是那种“你想看什么就给你编什么”的投机作家，迎合我们的盲点，榨取剥削我们的白日梦。
　　由此我也想到，好的小说是对生活不断地做加法，她让读者在阅读后，对生活、对人更感兴趣，并不断去发现。而有些毫无根底、自说自话的批评和流言却是对生活和艺术做减法，不管什么样的作品，到最后都被归结为某种政治，用种族、阶级和性别来简化人性和人类关系的丰富，用鄙陋粗糙、“一分为二”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掩盖小说艺术微妙和细致的声音。
　　《等待》让我又一次温习第一次读小说时感受的那种快乐，一种因为被一双睿智而同情的眼睛引导着看到平时看不到的现实的快乐。我也希望，读书的中国人能够排斥种种关于小说是什么的杂音噪音，细心地聆听小说自身的声音。
　　(Waiting，by Ha Jin，New York，Patheon Books，1999.《等待》，哈金著，金亮译，台湾时报出版公司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