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

　　问：“柏林墙”倒塌时没有人被杀死，却根本改变了地理政治的面貌。您认为上星期的袭击是否会有同样的结果？
　　答：“柏林墙”的倒塌意义重大，确实改变了地理政治的面貌，但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改变。我以前解释过，在这里不重复了。
　　九月十一日的袭击是国际上的新鲜事，损失的程度和袭击的方式倒没有什么，打击的目标却是新奇的。对美国来说，这是自一八一二年战争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侵袭，甚至是威胁。好多人把这件事和珍珠港相提并论，那其实是误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美国两个殖民地(！)的军事基地遭到袭击，并非美国本土。美国本土从未受到威胁。那些年美国在当地实行种族灭绝(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与此同时，美国占领了半个墨西哥，对其周边地区进行残暴的干涉。它占领了夏威夷和菲律宾(杀死数十万菲律宾人)。更有甚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实施武力强权，无数的人死于美国人之手。破天荒头一回，枪口调过来，对准了美国本土。这是天大的变化。
　　与美国相比，在欧洲发生的变化更使人惊异。欧洲经历过屠杀和摧毁，但那是欧洲人自相残杀。就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里，欧洲的几个强国以极其残暴的方式侵占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它们自己绝少受到外来的饱受欺凌的国家的袭击。没听说印度反过来袭击英国，刚果反过来袭击比利时，埃塞俄比亚反过来袭击意大利。九月十一日的恐怖罪行使欧洲大为震惊是很自然的。
　　到底会有什么后果，谁也说不清。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倒是明确的。
　　问：我个人认为这次袭击并不意味政治形势的改观，倒使得人们对这个“大帝国”内一向存在的问题睁开了眼睛。是什么使政治家获得权威？又是什么使他们动用武力？对这一类的问题，您怎么看？
　　答：涉嫌的凶手应当被孤立起来单说，但毫无疑问，那个地区的人民普遍怨恨美国的政策，而美国现在的政策正是过去欧洲强权统治的继续。正是这种普遍的怨恨情绪使罪犯得以生存。这当然涉及“政治权威和实力”的问题。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后，《华尔街日报》在“有钱的穆斯林”中做了民意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与美国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家、专家、商人。他们对美国支持那些实行独裁苛政的国家、对美国支持“暴政”用以阻止独立发展和政治民主的政策表示惊愕与愤慨。但是当务之急，他们认为还不是这些，而是华盛顿对伊拉克和以色列的军事占领所采取的立场。为数众多的饱受贫穷和战乱折磨的人对美国的怨恨就更深。他们当然不愿本地区的财富流入美国的腰包，流入少数亲西方的“精英”们的腰包，流入那些得到西方强权支持的残暴的统治者手中。这些的确是政治权威和实力的问题。美国目前的对策只能使这些问题激化。当然，美国还可以做其他选择。首先要思考这些问题，才会有适当的对策。
　　问：美国是否在支配全球化的进程中遇到了麻烦？我指的不光是国家安全或情报系统方面的麻烦。
　　答：虽然美国在全球化的筹划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还是不能对这样一个共同的进程起支配的作用。各种全球化的计划遭到强烈反对，主要是在南半球，那里群众性的抗议活动或是被政府镇压，或是政府置之不理。最近这几年，抗议活动也在富国中兴起，这才引起经济强国的高度关注。它们感到自己被动挨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各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反对“全球化”所赋予投资者的特殊的权益，这会儿不是做深入探讨的时候。
　　问：在伊拉克扔“理性炸弹”，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没有使用“战争”这个词，可现在敌人叫什么名字还没说清，就大谈战争。为什么？
　　答：美国一开始是用“十字军东征”这个词，有人当即指出，如果美国想在伊斯兰国家中找到同伙，用这个词显然是严重失误。于是改用“战争”这个词。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就是用“战争”这个词。轰炸塞尔维亚叫作“人道主义干涉”，这种叫法司空见惯。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征服其他国家时，都这么叫。我举个最近的例子：近来有篇研究“人道主义干涉”的重要论文，提出三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日本侵占满洲里、墨索里尼侵占埃塞俄比亚、希特勒接收苏台德(Sudetenland，位于波兰和捷克之间)。论文作者不以为然，认为是给侵略罪行戴上了“人道主义”的面具。这回出兵，“人道主义干涉”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还是用“战争”这个词。
　　称作“反恐怖主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传，否则就得切实把恐怖主义当作“战争”所打击的对象。这方面还欠认真的思考。我想引几句政治学家迈克尔·斯陀的话来说明：“我们必须认清，就惯例而言——在此有必要强调，仅仅就惯例而言——强权国家把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经常性地称为强制外交，而不把它看成是恐怖主义的行径。”它通常表现为“以威胁和暴力来达到恐怖主义的目的。不过，当强权国家这样做时，人们就不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词恰当地为事件定性。一旦西方学术界真的就“恐怖主义”这个词的涵义来论断是非(这不是不可能的)，这场反恐怖主义的战争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文献中有关这一类战争的详尽记载，在任何受人敬重的教义中都是见不到的。
　　问：北约组织在认清袭击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之前，对这件事没有表态。您对此有何想法？
　　答：你所说的恐怕还不是北约迟疑的真正原因。袭击来自“外部”，这一点北约各国恐怕不会有什么分歧。使他们犹豫的原因欧洲几位国家元首已经说出来了。他们认为，熟悉中东情况的人也都认为，对穆斯林大加挞伐正是本·拉登及其同伙求之不得的。如法国外交部长所说，这样做会使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陷入“恶魔的陷阱”。
　　问：您是否认为这件事有默许的成分，美国谍报机构扮演过什么角色？
　　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次袭击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大为震惊。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可那是八十年代的事。当时美国与巴基斯坦(还有沙特阿拉伯、英国等国家)在当地征募、训练和武装伊斯兰教徒中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者，举行反抗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圣战”。战争结束后，这些阿富汗人(其中不少人，包括本·拉登在内，不是阿富汗人)转向其他目标：比如车臣、波斯尼亚，在这些地方他们至少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他们心目中的主要敌人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本·拉登就认为美国侵犯沙特阿拉伯，和当年苏联侵犯阿富汗一样可恶。说来话长。
　　问：“西雅图运动”您认为会有什么结果？您认为它会夭折还是愈加猛烈？
　　答：反全球化的抗议当然会遭到挫折，如前所说，这个运动不是从西雅图开始的。诸如此类的恐怖主义暴行给各种各样以严酷的手段实行镇压的人献上了礼物，这些人也会抓住机会，加速军事化和组织化，抵消社会民主化的成果，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暗中破坏各种实质性的民主。这样做当然会激起反抗，短期内他们有可能成功。看得长远些，我想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问：这件事对中东，特别是巴以冲突，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九月十一日的暴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事件刚发生他们就觉察到了。以色列在“时机的窗口”前耀武扬威，认为放手压服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到了。事件发生后，一连几天，以色列的坦克在巴勒斯坦的城市里(最初是耶宁和耶利科)横冲直撞，击毙几十个巴勒斯坦人，加紧对当地居民的钳制，完全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暴力只能激起更加猛烈的反抗，这是普遍的规律，为全世界人民所熟悉：无论在北爱尔兰、在以色列侵占的巴勒斯坦、在巴尔干半岛，还是在其他地方。
　　问：您对美国人的反响有什么看法？我们这儿的人似乎是冷静的，但萨斯基亚·萨森在访谈节目中说：“我们的感觉是战争已经开始了。”
　　答：人们最初的反应是惊愕、恐慌、愤怒、想报复，但公众对这件事的看法不同。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与主流相反的见解变得更强烈。主流的评论已经承认它们的存在，在今天的报纸上就可以见到。
　　问：在接受墨西哥《La Jornada》报采访时您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新型的战争。这话是什么意思？
　　答：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已经对这场新型的战争做了解释：枪口调过来，对准美国。在欧洲和它的支族的历史上这算是破天荒头一回。
　　问：现在阿拉伯人都被说成是原教旨主义者了，他们是不是西方人新的仇敌？
　　答：当然不是。首先，稍具理性的人是不会把阿拉伯人看成“原教旨主义者”的。第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一般说来并不反对宗教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说实在的，美国文化是世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文化中的一种，不是美国政府，是美国的通俗文化。在伊斯兰国家中，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政府首先是塔利班，其次就是沙特阿拉伯，这个政府一上台就充当美国的仆从。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受到美国的青睐，因为他们个个杀人不眨眼。那时美国的头号敌人是“天主教教会”。可悲的是，这个组织在拉丁美洲造孽，实施“给穷人以优惠的措施”，受到惨重的打击。西方国家以天下为仇敌。是敌是友，他们从不以宗教作为衡量标准，而以是否依附强权并甘心为其谋利益作为标准。
　　问：美国所说的反恐怖主义战争是否能打赢？如果能，怎样才能打赢？如果不能，布什政府怎样做才能防止类似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事件发生？
　　答：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做深入的探讨。认真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人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事实：“世界法庭”曾经谴责美国“非法动武”(国际恐怖主义)，此后美国否决了安理会提出的各国(指美国)应当服从国际法的倡议。这种事不计其数，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
　　缩小问题的范围，只谈其他国家对美国实行恐怖主义，怎样削弱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就很容易回答了。爱尔兰共和军炸了伦敦，没有人说应当反过来轰炸美国，虽然爱尔兰共和军的经济援助主要是由美国提供的。那件事人们是从起因着手去解决的。俄克拉荷马市的联邦政府大厦被炸，就有人提议去轰炸中东。要是当时能证明确实是中东国家干的，那种提议就会付诸实施。后来发现是根据地设在蒙大拿和爱达荷的民兵干的，就没人提议要把这两个州消灭。当时所做的是搜索罪犯，把他送上法庭，给他判刑。处理那件事时，人们还是从理解造成此类犯罪的冤情出发去解决问题。几乎所有的罪行——无论是拦路抢劫还是大屠杀——都是有原因的。后果严重的，人们就要寻求解决办法。
　　如果人们真正希望类似的屠杀不再发生，上述的措施是可以借鉴的。相反的做法是：用极其残暴的手段进行报复，结果是暴力事件有增无已，一次次杀戮导致一次次报复。原动力非常相似。
　　问：主流媒体哪一方面或哪几方面的报道还嫌不足，为什么这些方面应当受到关注？
　　答：有这样几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我们现在有哪些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每种方案会引发什么后果。事件发生后，是否可以诉诸法律解决还没有好好讨论过，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的事件时，往往采取法律行动。例如，尼加拉瓜在遭受美国恐怖主义袭击后，向“世界法庭”提出了诉讼，并提请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当然现在这样做没有用，但是谁也没有阻止美国把这件事提交安理会)。英国也是用诉诸法律的方式解决爱尔兰共和军的问题的。美国一经确认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凶手在美国境内，也是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此类先例不胜枚举。如今残酷反击的呼声甚嚣尘上，几乎全然不顾后果。无辜的阿富汗人，其中多数饱受塔利班暴政的压迫，将死于这场战争，而对本·拉登和他的网络组织来说，美国进行残酷反击是求之不得的事。正如法国外长几天前警告的那样，他们期望美国陷入他们设置的“恶魔的陷阱”。所有对形势冷静观察的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英国资深新闻通讯员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所做的关于中东局势的报道一向负有盛名。他本人做过无数的采访，发现从来没有人向他提“为什么”这个问题。拒绝面对这个问题，意味着甘心使类似的罪行愈演愈烈。总还是有人愿意面对这个问题的，《华尔街日报》就很好地采访了“有钱的穆斯林”——银行家、专家、商人。这些人亲美，但是强烈谴责美国在中东所实行的政策，其中的原因所有关注当地局势的人都能说清。中东大街小巷的人一定有同感，只是他们的怨愤比华尔街那一群要深得多。
　　本·拉登的网络组织要孤立起来单说。事实是，这伙人在以往的二十年里残酷伤害当地的穷苦和被压迫的人民，恐怖分子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另一方面，恐怖分子又确实从人民愤怒、恐惧和绝望情绪的蓄水池中汲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翘足引颈盼望美国进行残酷的报复，那时他们就可以动员人们加入他们凶恶的行列。
　　诸如此类的讨论是应该登在各报头版上的——起码我们不愿见到暴行激增，而是希望使它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