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二○○一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刚揭晓，三位美国学者因为对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场的研究而同获殊荣，他们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教授、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当晚知道这个消息，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曾介绍过他们三人的研究工作，他们是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为代表，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万能的，通过自利的自由竞争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发现，由于利益冲突，由于信息不对称，自利竞争的市场有时候不仅未必带来高效率，还常常让大家陷入丧失交易利益的“囚徒困境”。所谓信息不对称，指的是经济关系一方知情另一方不知情，知情的一方有利用信息优势行骗讨便宜的动机。
　　阿克洛夫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被认为是现代信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可是这篇论文曾先后被《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学刊》和《经济研究评论》这三家权威的经济学刊物退稿，一九七○年才发表在当时第二流的《经济学季刊》上。现在，人们公认它是对信息经济学文献做出最大贡献的文章。
　　上海人说的“洋李”或者广东人说的“布林”(plum)，是美国人喜欢吃的紫黑色的大李子，在我国的城市现在也容易买到；在美国，柠檬则主要用于点缀饮料，或者当调料中和鱼腥，并非通常意义的水果。按照美国俚语，如果你在某种质量不确定的商品市场上运气好买了一件好东西，你说你买到一个“布林”或者“洋李”；如果你运气不好买了一件坏东西，你说你买到一个柠檬。阿克洛夫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柠檬就成了经济学家指称次品的代名词。
　　论文讨论二手汽车的交易。汽车是典型的“经验商品”，用得越久了解越深。因此，二手车的卖主对自己汽车的质量非常了解，而二手车的买主对具体一辆汽车的质量并不清楚，二手车质量是卖主的私有信息。私有信息的存在，是信息不对称的根源。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本来可以互利的生意将做不成。
　　假定一个买主面对许多卖主，不同卖主的二手车的质量有好有坏，好的比如应该值十万元，差的却几乎一文不值，但是买主从外表和短程试驶无法判断好还是差。买主哪怕很聪明可以对二手车的“平均”质量水平做出八九不离十的猜测，但是因为不知道他将买到的那辆车质量究竟如何，于是他不肯出十万元的价钱，而只能按照“平均质量水平”所值的五万元出价。这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因为五万元正是他可能买到的车的“期望价值”。
　　可是由于他出价五万元，质量不只值五万元的车就要退出，因为他们不想做赔本的买卖。买主看到一些车退出，知道退出去的是质量比较好的车，因此他要调整出价，比方说变成三万元。这时候质量在三万到五万之间的车又要退出去。
　　就是这样，每出一个价，有一部分车子退出去；每退出去一部分，买主对留下来的车子的出价又要下降，最后剩下肯卖的，只是几乎相当于一堆废钢铁的坏车，也就没有人肯买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就这样被瓦解了，本来可以各得其所的生意，也就做不成。这种“按平均质量出价、部分退出、于是降低出价、再部分退出、再降低出价、再部分退出”的过程，叫做逆向选择(adversese lection)。平常我们说“选”，总是把差的淘汰好的剩下来，上述过程却相反，是把好的赶跑，差的剩下，所以叫做逆向选择。
　　除了“逆向选择”以外，道德风险(moral nazard)是另一种重要的现象，它指的是违背合同不守诺言。这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既然偷懒和偷工减料是他的私有信息，可以不被发现，他就有不守诺言偷懒和偷工减料的可能。
　　实际情况，则是信息不对称使交易受到压抑，但市场并没有完全瓦解。这首先是因为买主对商品的私人评价比卖主高，比如对卖主值五万元的车子买主肯出七万元购买，买卖双方在交易中可以共同实现二万元的交易利益。其次是因为有各种市场设置缓和了信息不对称。二手车买卖，有信誉好的车行和专职的经纪人做中介沟通信息，解决你缺乏信息的问题，他们也从中收取佣金。
　　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雇主善于评估每个求职者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能力提供相应的工资，那将是有效率的人力资源配置。但求职者都说自己行，能力高低是他们的私有信息，雇主不能区分他们，结果只能按照平均水平付给同样的工资。这样，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就要退出劳动市场，剩下的人能力就比较低。社会必须寻求解决这种逆向选择的办法。
　　斯宾塞最突出的贡献，是说明市场中的经济人如何通过发送信号(signaling)来抵消逆向选择的影响。具体来说，高能求职者会采取一些行动，发送表示自己能力高的信号，以改变“怀才不遇”的处境。问题是能力低的人有模仿他们发送同样信号的动机，所以要发送能力低的人不容易模仿的信号。以学位为代表的教育程度，就是这样一种信号：能力高的人获得学位成本比较低，能力低的人获得学位代价非常高，以至于即使千辛万苦终于获得学位从而有可能得到比较高的工资，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
　　以前人们只知道教育有提高能力的功能，斯宾塞一九七三年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把教育的区别功能突显出来单独进行研究，为对付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等问题，提供了制度设计方面深刻的启示。
　　人们的天赋是不同的。有些人天生能歌善舞，有些人老是唱不成调跟不上步。有些人学习比较轻松，仍然取得很好的成绩，有些人经常开夜车请家教，却还是在为及格而拼搏。正是由于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在获取像教育程度这样有传递价值的信息时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不同，使得教育水平作为传递能力高低的信号变得可信。
　　雇主对可观察的信号和未能观察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判断或者说信念(belief)，例如认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求职者都是高能力雇员。雇主按照自己的信念确定工资制度：例如有学位的给高工资，没学位的给低工资。经济学把可能出现的稳定结果叫做“均衡”。好的制度，是能够验证雇主的信念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高能力者选择高学历，低能力者选择低学历，形成各得其所的“分离均衡”，制度就体现出它的区别功能来。如果区分点要求太低，低能者也轻易达到，会形成高端“混同均衡”，或是高不可攀，高能力的人也只好放弃，形成低端“混同均衡”。混同均衡不能验证雇主以为达到要求就有高能力、达不到要求都是低能力的信念。引致混同均衡的制度，是失败的制度。
　　上述分析也被用来说明为什么上市公司会“过度分红”。在许多发达国家，公司红利面对的税率比资本增值面对的税率高，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少分红多投资让企业增值股价上升，本来对企业和股东都更有利。许多公司之所以热衷于分红，就是要向股民发出业绩好的信号，而业绩不好的公司发不起这样的信号。结果，分红的公司赢得市场青睐，股价上升，它因为分红多交的税也得到补偿。
　　如果说阿克洛夫和斯宾塞都贵在开创性思想，那么斯蒂格利茨可以说是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的集大成者。前面说过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是对信息经济学文献做出最大贡献的单篇文章，而高产的斯蒂格利茨，则是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他的许多研究都和不同的合作者一起发表，他们组成信息经济学前沿一个无形的梯队。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把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带进原理水平的大学经济学教育。
　　先看斯蒂格利茨和魏思将上述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的例子。大家知道，银行是通过利率变化来调节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以期达到平衡的，但利率提高首先赶走的，是业绩和信用比较好的企业，利率提得越高，剩下来的是更愿意冒险向银行借贷拼一下的人，他们的还贷能力很值得怀疑。这是一个逆向选择的过程，促使贷款风险加剧。所以，商业银行不会把利率提高到正好让资金供求达到平衡的“均衡利率”的位置，而是停留在较低的位置，在愿意以这个利率向银行贷款的较多企业当中，选择那些业绩和信用比较好的，贷款出去。他们指出，如果银行要减轻坏账所带来的损失，限制每笔贷款的额度可能是最优的，而不是提高贷款的利息率。我们也可以借助他们的分析，从反面体会为什么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借贷市场上的利率会如此之高。
　　斯蒂格利茨和罗斯查尔德探讨了在非对称信息的条件下，市场中不知情的经济行为人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他们的处境。在保险市场，公司并不拥有各个客户的风险信息。但是不知情的公司可以向知情的客户提出各种保险费率和免赔额度的组合，让客户自己选择，结果不同的客户会自行“对号入座”，选择那些为不同类型客户“度身订做”的不同组合。在最简单的情况，公司出售两种不同组合的合同，一种合同提供全额赔偿但是费率较高，另一种合同提供部分赔偿但是费率较低。结果，客户要么选择全额赔偿的合同，要么选择较低费率但有免赔额度的合同。在均衡状态下，免赔额仅仅是吓跑了那些高风险的投保人，尽管低费率有吸引力但他们不得不付出更高的费率来购买全额的保障。这里，关键是本来信息劣势的公司如何调整合同的形式来有效地筛选(screening)本来信息优势的客户。他们对均衡的分类已经成为公认的标准：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成了当今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概念，特别是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概念。
　　发达国家航空公司甄别旅客身份以实现差异价格的做法，最为老练。以美国为例，航空公司之间经常发生价格大战，优惠票价常常只合正常票价的二三分之一。然而，即使价格大战，航空公司也不愿意让出公差的旅客从中得到太多便宜。原来，购买优惠票总有一些条件。例如规定要在两个星期以前订票，这就排除了一部分出公差的旅客。最厉害的一着，是要在目的地度过一个甚至两个周末的条件。老板如果让你在对方城市度周末，那开支肯定比享受的那一点优惠多得多，何况度完周末才回来，还要给你补假。就这样，虽然条件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对号入座，优惠条件已经把公差者排除得八九不离十。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初，钱颖一教授从斯坦福大学打来电话，说他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将到珠江三角洲和广州市公干，如果方便，很乐意访问中山大学。我听了非常高兴，马上作出安排。十二月十四日下午，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中山大学作了《公共政策与东亚奇迹》的演讲。当时，我国刚刚从制度方向上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所以斯蒂格里茨教授的这次演说，后来很受重视。
　　在演讲中，斯蒂格利茨表示“感到奇怪”，为什么在中国会有那么多人对股票市场抱着那么高的期望。他指出，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企业资金在股票市场总的来说是净流出的。稍许例外一些的日本，企业在股票市场筹资，也只有很少几个百分点。“在美国，人们常说，股票市场是有钱人的赌场。”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这一比喻，给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做演讲当然西装领带，但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另外一天，客人却穿牛仔裤，着运动鞋，只差一顶牛仔帽了，和我们从他们下榻的白天鹅宾馆，经清平市场到上下九商业区，再从北京路经中山纪念堂到越秀公园爬山登顶，过了一天广州平民的生活。演讲那天的座谈和便宴之后，两位教授还执意要到我家来看一看。虽然站着的时间更多，却一聊就是两个钟头，全没有国人印象中老外那种惜时如金、来不及跟人说话的架势。其间斯蒂格利茨教授还和我女儿在《绿山墙的安妮》、《秘密花园》、《杨柳风》等加英美文学名著中找到有趣的话题，这些可以称作儿童文学的名著，曾经影响过这些英语国家的好几代人。
　　经济学论文经匿名审评被退稿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发现推理有错，二是内容被认为太浅。阿克洛夫的论文被退稿属于后者，被认为肤浅。《经济学季刊》捡了阿克洛夫这个大“李子”，后来也跻身于一流刊物。
　　信息经济学就是这样，思想非常深刻，但是有些推理不像别的一些经济学科那么艰深。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讲究“信念”。我的信念是，像阿克洛夫次品市场、斯宾塞教育信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些最深刻最基本的信息经济学模型和概念，完全可以比较浅白地讲清楚，使读者有所领会。新思想的力量，不在于深奥艰难。向广大求知的读者介绍一门新学科，常常可以走先易后难的路，从浅显通俗的“讲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