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社的青史

　　手头的这本小书，不是出版物，只是印刷品。它是由公社、即现在的苏木机关，土气十足又充满事业感地印制的。书题严谨：《道特淖尔苏木史志》。虽然若把它插入书架它会沦为最寒伧的一本，无人识，无人翻，在架上孤单可怜；但若是要对它细读推敲，倒可以说，它是一本翔实地道的社会学小小著作。
　　与我在插队时爱不释手地读过的另一本《怎样经营牧业——给牧民们的一些建议》(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编，乌兰巴托，一九五八年版)一起，它是我时时翻阅(一来为了学习蒙文，二来可以对它发呆遥想遐思)的两本蒙文书之一。
　　它俩和大部头们不一样，不是有点初中文化或教授头衔就能读的东西。不仅由于它们是异族语文，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求读者必须调动私人体验。是则读得生动快活，否则那将枯燥无比。
　　虽然我有个习惯，不定期地淘汰不读的存书(包括大量蒙文的)，但对特殊的好书，却呵护珍藏爱若明珠。蒙古科学院那本已经藏了三十年，这一本才得到不久，是一九九六年在乌珠穆沁，蒙古哥哥送我的。
　　那时喜欢那一本的原因，是因为书里讲的都是我每天正度着的游牧日子。此时捧读这一本，是因为它正式地追述、记录和确认了一方草原——那里是我熟悉的人群世界、是使我长大的土地。书的分节很细。立目特别而有趣，有地理概要、牧业经济、文化教育、名人录、庙宇及历史、旧时的富人、新老角斗士……恰如麻雀，五脏俱全。
　　读这种书时，人好像立即脱掉了知识分子身份。我翻开书页，视野里出现了蒙古兄长的读书姿态——他自言自语般地，一字一字地独自沉浸在一种境界。不是读，是在享受。时而他欣赏地啧啧有声，时而不屑地撇着嘴角。更多的神情是满足；好像这书是他五十年牧人生涯的一个总结，他按捺不住要参与意见。
　　我呢，也学着他，一开卷就回归为牧民。在下意识中，我沿袭着旧日顽童的习气，先读马，再找人，后翻历史，末了才瞧瞧沿革概况。
　　牧民读者们会满意地发现：在这本小书里，骏马被专辟一节记载。
　　人倒是可以适当忽略，要让那些伟大的马儿青史留名。这出于一种古老的公正。一读，我不禁高兴起来：此书一共著录了十二匹骏马，居然有四匹为我所知。确切地说，是马的主人为我熟知。他们大都是当年的牧主子弟，三个人有两个和我一块打过井。显然他们在努力弄好马的事。这使我不禁深思起来。在古老的游牧文明传统中，拥有骏马，其实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至于“白音塔拉黑马”，我此刻闭上眼，就能浮想起那匹马的身架。它是一匹勾背的怪马，虽然善奔，但是脊骨如刀。一场赛马结束，骑它的小孩便满屁股流血。书中说：
　　白音塔拉黑马于一九七二年道特淖尔苏木的祭典中获第一。
　　一九七三年于东乌珠穆沁旗大典中获第五。
　　当年——它没有记载更重要的一九七一年，那一年是“蒙古之春”，多年的坚冰解冻，第一次旧式的传统祭典(它叫做nair，而非通俗的那达慕)在我们公社(那时也没有改称苏木)召开。那个夏天丰饶而平和，我正和一群孩子忙碌在游牧小学的毡包里。不动声色之间，一个消息在随风传播着：要开nair啦……
　　如清明前后的第一股暖风，如一个新时代的试探；我至今牢记着那时牧民们的眼神，以及那时弥漫的气氛。只是，黑马的脊背确实硌屁股，我听见过小学的孩子们议论它，也因此知道了白音塔拉黑马。后来，十五岁的学生查干·巴依拉骑它，在那次历史性的赛会上夺得第三名，然而书里却没有记录那一次，显然它过多看重了锦标。
　　顺便应该批评书的编纂者，他们在“文化教育”章里，居然对七十年代的民办教育只字未提。那是教育史上的大事；几个牧业队都出现了亘古以来最初的小学，儿童在那时背会了蒙文的“白头”字母表。若不是因为我该回避(我正是那时的民办教师)——我会正式批评他们。看不出，即便在小小的公社，人的脑瓜里居然也充满着正统主义。
　　我大概没有在别的哪本书里，对这个栏目哪怕瞄过一眼：党政组织历史。但是这一本，却被我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不仅里面有不少熟人，还有我离开草原那年的书记罗布桑金巴。他是一个友善的长者，特别和我还有过一点友谊。我一直想念他，可惜他早早逝去了。查了一下，果然：
　　一九七一年三月选出了公社党委。
　　书记：罗布桑金巴(1971，3—1973，7)。
　　“著名人物”章里，选了我们大队两人。
　　特别是我的学生巴的父亲，最后以酗酒方式辞世的查布干齐获得了牧民式的殊荣：以“套马手”的名义入选。
　　著名套马手查布干齐，是道特淖尔苏木汗敖包嘎查的资深牧民。
　　其父名朋斯格；……乌梁海姓氏之家。十七岁为富户牧马，曾把汗乌拉十岁的儿马摔翻。……曾与乃门同行，乃门骑着一匹名“鼻子萨勒”的马，问道：“你若是真的是这么有名的套马手，来把我的这马摔倒一下”。查布干齐答：“我把你那马的细脖子不套，我套在顶鬃上再拉吧。”于是乃门，摘了鼻子萨勒的鞍子，撒开它。查布干齐在顶鬃上甩竿，猛一拉，马竿的梢头断了。
　　其实，我知道的这位套马手的故事也不少。只是他那阿尔巴尼亚美男子的形象，使我费劲地猜想过。小册子记下了一个重要信息；居然有根子远在阿勒泰山脉的乌梁海人！这使我更明白了乌珠穆沁构成的复杂。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章：“旧时的富人们”。可能设置这样的章节，是为了列举那些旧日富人的畜群数——他们曾因这个数字被打入地狱底层；而今天畜群达到这个数字的人家，政府奖赏一个小康户铜牌。
　　我读得心情沉重，都是认识的人。但当年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包括这些数字：
　　阿西尼麻，西部乌珠穆沁旗代钦淖尔苏木所属乌梁海姓氏孟克之子。一九五八年拥有牲畜一千三百六十五头。宝力嘎，孛儿只斤姓氏，一九五八年合作化时有畜一千零一十四头。旺钦，一九五八年全部牲畜六百四十三头。……
　　读了才知道，首富名叫哈拉夫(此名意为黑孩子，正与红孩子乌兰夫相对)，他曾拥有畜群二千九百三十头。其中马群八十八匹、牛一百七十八头、绵羊二千零三十三只、山羊六百三十一只——无疑他被划成最大的牧主，只是不知他是哪个大队的。
　　这样，读着“名人录”或者“旧时富人”，还会发现一些以前根本不懂的事情，比如姓氏。一般说来，蒙古草原所谓的姓氏指的是部族，它们往往源于传说，非常古老。在我们插队的时候，牧民们对此讳莫如深。
　　如今换了人间，人们开始炫耀出身的高贵。
　　听说我插包的家，也是孛儿只斤姓氏。哥哥骄傲地对我说，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同族！……孛儿只斤，这是一个我早在读《元朝秘史》的学生时代就熟悉的姓氏。听说它居然与我插队的家庭有关，当然令人兴奋，但是我想还是需要认真考证一下——真没办法，知识逼着人学习。
　　看见我津津有味的样子，有人说：你也该入选，去找苏木说，你也该选进去。
　　我说：滚，少恶心我！
　　他不懂，我不仅在享受着一种——草原上的晚辈面对古代以及民族长老的感觉，而且我还保留着对草原式的历史记忆方式的崇敬。那是神圣的事情。我解释不清：被一个游牧社会认可，是怎样一件难事。
　　这是对许多旧事的结论和评价。它将迎接漫长的咀嚼般的议论。著录于这本小册子以后，那些牧人和那些往事，似乎就获得了某种价值确认。草原上印书，毕竟是罕见的事，小册子就成了一种历史定论。
　　不过，也不一定。这本小册子也开了一个著述和评点的头。也许，已经有更好的公社史、更细微的苏木志正在酝酿之中；也许也会有一种腐蚀，从此肇端。
　　我还读出了一种别的东西。何止民办小学，全书居然没有提及知识青年。为什么呢，既然人口统计笔笔清楚，而他们千真万确曾是公社社员。我猜，回避全部“文化大革命”的题目，一定是小书编者的原则。没有人议论这一点，我也没有去问。
　　有些资料，过去好像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我一直无从得到。比如我们今称苏木的公社概况：道特淖尔苏木是在一千四百五十五平方公里草原上的四个牧业嘎查组成的纯牧业苏木。据一九九五年的统计，共有蒙古、汉、满三个民族的五百零五户、二千四百三十七人。其中牧民户三百三十六户，牧民人口一千七百三十二人，占总人口数的71%；而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07%。
　　如今读着这些资料，只觉活到老学到老的真理那么真切。它可以纠正以前长期的、哪怕数十年保留的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这里已经是草地奥深的奥深，难道蒙古族比例还不占个95%以上么？
　　其实不然。误解是因为眼中过于强烈地留下了乡下牧区的印象，而忽视了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星点散落的小集镇。这是一个自给自足与对外依赖——两者同样夺人眼目的文化。从很久远的古代起，这两种特点就非常显著。不小心，会在感觉中发生误差。由于绝对的交流贸易需要，由于自古以来的皮、铁、毡、银等手工业对纯粹牧业的补充功能，外来户，早就一直在默不作声但源源不断地流向草地。
　　读着这个数字我明白了忆起的歪斜泥屋，忆起了新庙，那个神秘的小镇。游牧世界的最奥深处，民族的构成，其实就是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的构成。形象地说，它就是行帮与匠人。也许正因为乌珠穆沁的游牧性过于纯粹，所以才需要移民来补充它的单薄造成的物质和技术困难。
　　但民族人口的三七开比例，毕竟是一个使人吃惊的数字。若用它比较其他民族区，比如对比河州某县或新疆南疆的某县的人口构成(缺乏论文灵感的教授们不妨一试)，我猜一定会有许多本质的发现。
　　随便可以再举若干方面的例子。比如，灾害记录的数字也很宝贵：
　　自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五年共二十三年里，本苏木牲畜头数曾有三次下降，三次创历史记录。
　　第一次为一九七七年的“铁灾”，共减少了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一头牲畜，占总数之51.15%。
　　第二次为一九八六年的灾害，减少一万六千二百六十八头牲畜，占总数20.24%。
　　第三次为一九九二年的灾害，减少三千零八十八头牲畜，占总数3.06%。
　　著名的“铁灾”的教益是，现实重温着比如回鹘西迁的历史。它教育道：游牧经济是一种脆弱的经济。若遭遇灭顶的灾难，它的崩溃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九七七年仅仅是雪，就消灭了它全部财富和生活用品的一半。此外，经常性灾害也在教育着牧民：风调雨顺已成过去，从此大小的黑白灾害，将是日子的一部分。只有青贮饲料、保暖棚圈，尤其是吃苦的劳作，才能从灾害中保护和挽救自己。
　　基本生产资料，牲畜的数字也值得一记。一九九五年全公社的牲畜总存栏数，是十二万八千余头。不知调查数字是否准确；小册子说它是历史记录，我想它没准是一种顶点。如今都说，一再扩大牲畜数量并非好办法，草原载畜量是有限的。我记下这个数字，以后可供比较。当然，这数字很正式，羊马牛驼山羊各个精确到个位数——包括十八头毛驴。
　　遗憾的是，我们插队时，正是大势已去的年代。整个公社从一九六八年的十四万九千零二十一头，跌至一九七二年时，锐减到六万零二百七十五头。牲畜减少了一半多。
　　读着心里不仅懊丧，而且真的觉得凄凉。
　　难道我们那样的奋斗，都是徒劳和白费么？
　　不过，与全公社的锐减相对，我们汗乌拉大队(今称嘎查)从我插队到离开五个年头的统计数字，却透露着当年曾有过特别的努力——这努力，我对它记得丝丝清晰。即便在同一片草原上，其他公社大队的外人也很难想像，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努力。其中的“苦”已随风而去。由于它，那是我们几乎拼命的挽救，汗乌拉的牲畜数没有在表格上滑跌。它是大体稳定的，如下列的几行：
　　一九六八年：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头
　　一九六九年：不详
　　一九七○年：一万三千三百零一头
　　一九七一年：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头
　　一九七二年：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八头
　　然而我们走后，物换星移到了一九九五年，令人艳羡也使人伤感地、汗乌拉牲畜的总头数几乎快翻了近三倍：三万七千三百七十四头！……
　　若翻开笔记本，我自己还记载了近两年的、更细致的数字。那么，我们当年的挖井修圈确实是徒劳么？或者更惨，我们的努力不过淹没在了一场悲剧之中么？
　　近几年我常回插队的草原的家。当太阳沉入乔布格一线山影，我与蒙古哥哥常去散步，顺便赶一只掉队的羊羔。在那种傍晚的平静漫谈中，这个话题一再地被我俩提起。他说：“不！那时……现在……又有什么办法！……”
　　我们不愿继续扯下去。此刻是感受的时候，用不着给历史结论。
　　如今在我国，在印刷术的故乡，有三个搅作一团的概念：出版物、印刷品、书。可以肯定这是一本书，而且是好书，虽然它没有从大招牌的出版社印出来。
　　如今的我，蒙文已经很差。但我忍不住还是常常拿起它，一点点地慢读。好在它的内容不是什么悬念情节，每段每小节都自有头尾。所以，这不是本一次能读完的书。而读得久了，多次读得入神，我便不禁觉得：这本小书大有价值。它虽不起眼，只是印刷品，但比起科学院和各色大学的那些兑水货，那些十年规划五个项目——要扎实和有趣得多。
　　空闲时，我常取过它来浏览，不久就陷入一种独自的享受。
　　这不像读外语，这是再入自己参与过的世界、追逐自己经历过的往事。无论觉得有趣、悟懂、或是痛苦，反正我已爱不释手。一节读罢时的心境，一直连接着六十年代的风云——那时的惊喜感慨，真是欲言方知无语，大潮满盈寸心。若是全面地逐章漫谈，还可以扯出很多题目。这一篇只能写得非常简略了，我没雄心写一本游牧社会学。那种事太装模作样，一想到自己斜歪在草地上给牧民念社会学，就忍不住先领头打起哈欠来。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永垂青史”。同时蒙古也有一部书，叫做《Guhe Sodor》，“青色的经典”，意思就是“青史”。在那印刷术几乎被禁的年代，我们聊天时，提起憧憬中的《Guhe Sodor》，谁吹牛道：“嘿，历史，叫青色的血管！名字多棒！……”浑然不知自己把sodor当成了sodel，把“经”当成了“筋”。
　　如今，向往的青史，普及到乡里了。一想到自己当年插队的公社(我不习惯用新称呼“苏木”，因为那时的口头禅总是“我们公社”)，居然有了自己的第一本简史或简志，心里就升起一种罕见的异样感觉。是所谓读书的快感么？不知道。反正读着这一本，滋味非常新鲜。
　　写于二○○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