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在基辛格写的一本书里，我读到这样一段话(大意)：世界上有两种人很可悲。一种人苦苦追求某个目标始终达不到；另一种人历经艰难终于实现了所追求的目标，却发现它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相比之下，后者也许比前者更可悲。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孜孜以求的目标，现在终于在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实现了。因此，在前一个意义上，中国无疑是胜利者。但中国有没有可能会在后一个意义上陷入可悲的境地呢？全球化的迷信者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所有人的福音。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是阳光雨露，高兴还来不及，岂有欲迎还拒的道理？全球化的反对者则忧心忡忡。他们把全球化视为洪水猛兽，担心中国会成为它的下一个祭品。对于中国加入世贸，我既不像全球化的迷信者那样欢呼雀跃，也不像全球化的反对者那样如丧考妣。在我看来，加入世贸带来的挑战肯定比迷信者描述的要严峻得多，但也不必像反对者那样宿命地相信加入世贸是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歧路。关键在于中国将如何应对融入全球化后的新形势。
讨论加入世贸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要认清三个问题：一、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二、即使加入世贸对中国整体利大于弊，其收益和代价在社会各阶级之间是如何分布的；三、如果全球化的收益和代价分布是不均匀的，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依据公平的原则进行再分配。
饼会做大吗？
如果加入世贸对中国整体而言是弊大于利，它显然是一件坏事。中国之所以加入世贸是因为它相信，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对中国利大于弊。
作为世贸成员，中国承诺将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消除非贸易壁垒、开放国内市场，并允许资本更自由地跨国流动。在理论界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预测，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其经济增长率也会提高。用通俗的话说，加入世贸会将饼做得更大。但理论归理论，实际上开放是不是一定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呢？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定论，仍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例如，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一般比封闭的国家要快得多。然而，近期另一项由独立学者进行的研究却在系统考察现有理论文献和实证数据后发现，自由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这篇短文里，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判定哪一项研究更具有权威性。不过有两点至少是清楚的。对全球化的反对者，应向他们指出，更大程度的开放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受益；对全球化的迷信者，则应提醒他们，更大程度的开放不一定会让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受益。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通过逐步敞开自己的大门，至少在三个方面获益匪浅：(1)通过国际贸易，中国根据其比较优势进行了结构调整，提高了自己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2)通过引进外资和其他形式的对外交往，中国各产业都从知识外溢性中受益，从而提高了中国各产业的技术效率；(3)通过与外国公司竞争，中国企业不得不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并采取新的管理方法，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微观生产效率。没有人怀疑，在过去二十年里，对外开放对中国整体而言是利大于弊。我们希望、也有理由相信，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依然是利大于弊。
把饼做大就万事大吉了吗？
大多数为全球化叫好的人真诚地相信，只要能证明加入世贸对中国整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他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虽然未经言明，他们手中用来衡量事物的尺子是所谓“卡多－希克斯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卡多(Nicholas Kaldor)和希克斯(John Hicks)是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于一九三九年分别发表文章对情况的改进提出了以下判断的标准：从状态A进入状态B时，虽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只要前者补偿后者的损失后仍有所得，就可以称情况得到了改进。在卡多和希克斯的标准中，补偿只是假想的补偿，并不需要实际发生。说到底这是个算总账的标准，整体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只要加入世贸对中国整体有利，就必定是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即使假设更大程度的开放一定会使中国在整体上受益，是否就应不加保留地对入世额手称庆呢？如果我们换一把尺子，看法就会改变。主流经济学家成天把提高效率挂在嘴边。实际上，哪怕是以提高效率作为标准，加入世贸也很难被看作一件绝对的好事。严格地说，提高效率是指所谓“帕罗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其定义是：当从状态A进入状态B时，至少有一人受益，但没有任何人受损。毫无疑问，加入世贸会使相当多的人受益。但仅仅满足这一条还不够。如果有人因中国加入世贸而利益受损，即使再多的人受再多的益，这也不能说是“帕罗托改进”。有人敢拍胸脯打保票，加入世贸不会带来任何风险，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吗？
如果中国是一个平等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整体上使中国受益的事应该也会让所有人或多或少受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敢打保票的人肯定会有。不幸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当社会公正不复存在时，谈论整体受益还有什么意义？人们有理由怀疑，融入全球化会加剧马太效应，让少数人垄断中国从更大程度开放中获得的收益，而多数人则要承担起对外开放的风险。
对外开放至少会带来两类风险。第一，更大的开放度意味着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依据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行结构调整。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结构调整是绝对必要的。但对在结构调整中可能丢掉饭碗的人来说，那是攸关生计的重大风险。在过去五六年里，中国经历了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约有四千六百万人离开了原有的工作岗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结构调整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第二，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后，本国的生产结构多样化程度必然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必然增加。结果，世界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冲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两场石油危机搅得世界惶惶不可终日，但中国老百姓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封闭的。而现在石油价格稍有波动，中国总理就睡不好觉；美国经济一疲软，中国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便忐忑不安。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已变得与世界经济丝丝相扣。总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开放带来的结构调整和瞬间冲击都增加了他们在就业机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风险。加入世贸后，这些风险恐怕只会加大不会缩小。
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分配不公不仅是个伦理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随着经济不安全的增大，“输家(losers)”可能会拒绝继续支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情况恶化，他们甚至可能公开反对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现象可能会激发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展开分配性冲突(distributive conflicts)。这种冲突会通过三个途径妨碍未来的经济增长：第一，分配性冲突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精力、资源从生产性活动转移到关于改革开放成本收益分配的谈判过程中去；第二，分配性冲突引发的不稳定可能会导致低于最优水平的投资率；第三，当面对外部冲击时，分配性冲突可能会妨碍形成政策共识，从而错失应对良机。
看来，即使饼能做大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如果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以为把饼做大是硬道理，忽略饼的公平分割，那将是极大的错误，后患无穷。
让每人都获得一块更大的饼
当然，分配性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者愿意对受损者提供补偿，这种分配性冲突是可以得到避免的。然而，期望获益者们会自愿对受损者进行补偿是不现实的。比较现实的选择是由政府通过对获益者进行征税然后对受损者提供补偿。在过去三十年里，多项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开放的国家，其政府的收支规模越大[ter J.Katzenstein，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北欧那些小国，如瑞典、丹麦、挪威、奥地利及荷兰等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它们是最开放的国家，也是政府相对规模最大的国家(即政府财政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最近一项对一百二十五个国家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与政府收支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而且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相关关系呢？仔细想一想，道理其实很简单。经济开放度越高，外部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越大。为了减小潜在的外部风险，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方式将更多的经济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它才能以社会保障、福利支出、转移支付等方式对潜在的利益受损者提供制度化的补偿。换句话说，为了降低分配性冲突，维持国内民众对改革和开放的支持，政府必须采取能够降低外部风险的措施，并获取必要的汲取能力。政府不这么做的话，民众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罢工、游行、示威、骚乱、犯罪)迫使政府承担起这份责任。如果没有一个再分配性机制，即使一国的开放所实现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这意味着开放的潜在收益者可以在对潜在受损者提供补偿之后还可以获得剩余)，分配性冲突也必定会产生。
很明显，建立补偿机制或再分配机制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汲取能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汲取收入的能力最可能得到加强？有人认为，集权体制比参与型体制更有助于加强政府的汲取能力，因为集权体制可以不顾人民的反对而强加较高的税率。然而，如果认为税率提高百分之百，税收也会自动地增加百分之百，那就太天真了。因为税率和税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实际上，如果纳税人进行抗税或避税的话，高税率可能会导致较低水平的税收收入。
有理由相信，参与型体制更有利于政府提高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因为汲取能力最终取决于纳税人的依从程度，而参与体制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依从程度。一般而言，面对税收的增加，纳税人有两种选择：或“退出(exit)”或“表达意见(voice)”[bert O.Hirschman，Exist，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此处的“退出”选择意味着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而“表达意见”则是指在依法纳税的同时通过政治行动试图改变现行税收法律和公共支出的结构。如果缺乏参与机制，就等于抑制了“表达意见”这项选择。在这种情形下，纳税人只有选择“退出”机制。相反，如果赋予公民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利，则他们对纳税的依从程度就会提高。这是因为，在参与的制度环境下，没有纳税人的同意，政府就不能随意征税和进行公共支出。如果政府征税和公共支出得到了公民的认可，那么公民纳税的依从程度就会增大。
参与有利于提高纳税意愿这一论断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一项关于近代欧洲政治和财政史(一四五○——一七八九)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那些专制主义国家，如西班牙和法国，税赋相对较轻。而在那些代议制较发达的国家，如荷兰和十八世纪的英格兰，税赋则要重得多[ilip T.Hoffman and Kathryn Norberg，ed.，Fiscal Crises，Liberty，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450—17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这种对比在当今世界依然可以看到。在一九七○——一九九○年间，那些实行代议制的国家比没有实行代议制的国家所征收的税收要高得多。平均来看，前者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为26.7%，而后者则只有17.8%。即使在考虑到其他影响税收的因素(例如人均收入)之后，前一类国家的税收还是比后一类国家要高[se Antonio Cheibub，“Political Regimes and the Extractive Capacity of Governments：Taxation in Democracies and Dictatorships.”World Politics Vol.50(1998)，pp.349—376]。
中国本身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民主参与有助于降低税收实施成本的证据。研究过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那里对“摊派”可以说是怨声载道。然而，也有一些例外。在那些基层民主制度较为完善、农民能够真正发表意见的地区，村民们纳税的意愿通常要高一些，因为“表达意见”的机制制约着财政需求，并将政府的运作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而在那些缺乏有效参与制度的地区，情况则是越来越糟。
小结
对中国整体而言，加入世贸是否利大于弊现在还不太清楚。即使做最乐观的估计，假设更大程度的开放会将中国经济这块饼做得更大，依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因为市场力量不可能公平地分配开放的成本和收益。中国近期的改革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有些人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另一些人的份额却越来越小。随着不平等的快速扩大，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分配性冲突已经十分激烈。中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入世贸组织的。加入世贸后，除非采取一种机制，能够让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保证所有人都能公平分享做大的饼，否则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安全问题会更加严重，分配性冲突会进一步恶化。这种冲突最终可能会削弱甚至瓦解对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支持。然而，只有当政府具备足够的汲取能力时，它才能在补偿和再分配中发挥作用。问题是，除非对“意见表达”机制进行制度化建设，否则政府似乎很难获得足够的汲取能力。在中国，政府目前的汲取能力仍然相当弱，民主参与机制更是不完善。这些都是中国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将面临的严峻政治挑战。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香港吐露湾